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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主文化的演繹與闡釋
來源：中國民主同盟網站 http://www.itj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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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06
文化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和靈魂。一部人類社會史，就是一部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不斷繼承、對于時代菁華不斷融合、對于未來發(fā)展不斷探求的歷史。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道路，離不開我國豐富和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與制約。中國的現代民主，也將會在對傳統(tǒng)文化的揚棄和超越中奮力邁進。
一、歷史的天空有顆閃爍的星
“民主”不是一個新詞，也不是西方的舶來品。仰望華夏的歷史星空，我們不難找見那顆閃閃發(fā)光的“民主”之星。
最令國人感到自豪的是輝煌燦爛、氣勢磅礴的先秦文化，因為它蘊涵著許多治國處世的哲理，其中就有“民主”的吉光片羽。早在西周時期《尚書•多方》中，就有“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的記載。當然，這里所說的“民主”與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大相徑庭，其實質是“君主”，即“作民之主”、為民作主。但是，這種以民為基礎的君臣相對平等的人治，其中也包含著一些民主的玄機：統(tǒng)治者不能過于專制兇暴，要懂得獲取民心，善用多方賢才，允許公民參與政治。“民主”這顆種子，從此深深植于中華文化這片沃土之中，孕育出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民主文化的雛形。
天下為公。中國歷來倡導的是一種“公”文化，天下不私于任何人，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因此治理天下“必先公”?！抖Y記•禮運》對夏朝以后這一歷史階段作了經典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凡通過推薦、考試或選拔的賢能之人都可以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即如孔子所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盡管政權必須為君王或皇帝所獨掌私有，但“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可以帶來一種人類向往的社會愿景：“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由“民主”而致“大同”的生動描述，不能不說是廣大百姓的心中憧憬。
以民為本?！渡袝?middot;五子之歌》把處理國家與民眾的關系簡單概括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鞏固國家政權的根本在于安民，民眾穩(wěn)定則國家寧和，君主要善于“謀及庶人”，聽取下層的訴求。由是衍生出了“天地之間，莫貴于人”的民本人本思想。對此，孟子說得更加直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官之俸祿，皆為民脂民膏，以民為貴，在于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故《老子》曰：“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也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在以上思想的基礎上，荀子把君民關系形象地比喻為“水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載舟，水者覆舟。”這些話語穿越歷史的時空，千古流傳，經久不衰，一直影響到現代。
和合諧調。在地域農耕文化的背景下，國家政權需要民主的人治制度來支撐，即人治的民主。首先是要通過修身實現人際和諧，稱之為“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 )、“人和氣”（《孟子·公孫丑下》 )；其次是群體和合，也就是“同群”（《論語·微子》）、“人能群”(《荀子·王制 》)，講究“禮之用，和為貴”、“協(xié)和萬邦”；三是“天人合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主張通過平天下實現天人和諧。這種通透著根源于人心的道德向往和價值追求，折射出民主與中國文化的相通性或相關性。
平等博愛。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看民主，最大的體現是“仁愛”，而仁愛的基礎是人人平等參與的思想。例如，孔子的“仁者愛人”、“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的“兼相愛，交相惡”、“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還有老莊倡導的“萬物皆一”、“物無貴賤”，法家強調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等，無不反映了我國古代平等博愛的民主思想。沒有這樣一種“經世致用”飽含仁愛的道德心態(tài)，就不能修煉出披肝瀝膽的陽剛正氣，也就不可能出現公共的、承載道義的、具有理性的民主政治。
廣開言路。開明的君主要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維護天下太平，必須重視對于民眾輿情的疏導，虛心納諫、從諫如流，不能讓其郁積太久而致后患。故《國語•周語》一再告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孟子則主張要讓國人表達意見，參與政治，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這些話語不能不使統(tǒng)治者的行為有所收斂，至少也得擺出一幅慈悲為懷、愛民如子、兼聽明辨、舉賢任能的花拳繡腿。時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汲取一些民主的養(yǎng)料。
二、就像風中那朵雨做的云
秦代以后，中國進入皇權專制的封建社會。雖然專制與民主水火不容，但統(tǒng)治者為了調和與被統(tǒng)治者的矛盾，有時又會把嚴酷的君民政治關系變?yōu)楦复茸有⒌膫惱黻P系，誠如《大學》的訓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因此，自秦以降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往往民主、法治與專制、人治相互交織，中國的民主文化就像“風中那朵雨做的云”，變得飄緲不定，波詭云譎。盡管它在風雨歲月中艱難地飄移遷徙，但始終附著那顆中國文化的靈魂，秉持著一種原有本色。
等貴賤，均貧富。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一次次地向統(tǒng)治階級挑起抗爭，發(fā)出了“民要作主”的吶喊，典型的是秦末陳勝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所以要取而代之，否定君權神授，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貧富懸殊，社會有失公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唐代的王仙芝號稱“天補平均大將軍”、黃巢自稱“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廣大農民追隨著揭竿而起，積極響應，即為明證。還有，北宋王小波明確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南宋鐘相、楊幺宣傳“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強烈要求“均田免賦”，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提出“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等等，無一不包含著民主的“均貧富”的平等性，反映的是一種原始農耕社會的小農民主思想。
天下大，君為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念發(fā)生動搖，“朕即天下”的意義易為朕屬天下。如唐太宗以其治國的遠見卓識，宣稱“天地之大，黎元為本。”（《唐太宗集•晉宣帝總論》）宋代著名學者蘇東坡在《上皇帝書》中就直言不諱地說：“人主之所失者，人心而已……失之者亡。”明代學者黃道周說：“天與君皆托于百姓而因以自存”。（《存民篇》）至清朝，這一思想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揮，如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所經營者，為天下也”，還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訪錄》）主張將“是非”公之于眾；唐甄否認“君臣之義”的說法，認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甚至激烈地指斥“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由此可見，其時的民主文化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盡管民本思想是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手段，但諸如“君作民主”之類的觀念已經在逐漸褪色，甚至出現了反對君主專制的大膽言論。
災異變，天之譴。漢代儒學通過神秘主義的路徑，竭力把儒學準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應”、“災異之變”的方式，來節(jié)制皇帝的行為。董仲舒說：“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氣蓄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司?ldquo;貌、言、視、聽、思”五種行動如有不當，就會引起五行的變化和四季的失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智》）用“天”來警示和恐嚇人君，也許是一種政治謀略，對于肆無忌憚的皇權來說，這比起民眾直接提意見，其威懾性要強大得多。
人有私，遂其愿。“天下為公”、“克己復禮”思想得到進一步發(fā)揮，如“身無半畝心憂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等。但到了明清時期，一批學者反其道而行之，倡導“有私”之說，積極爭取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例如，明代思想家李贄認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故而，“為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人們應該“各從所好，各騁所長”，“各遂其生，各獲其所愿有”，（《李氏文集》）如此，人人“自治”，則天下大治。又如，清代思想家戴震批評宋儒理學“存天理，去人欲”，認為“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極力主張“圣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孟子字義疏證》）“遂欲”、“達情”表達了伸張個性、維護私權合理性的愿望。
樹“道統(tǒng)”，立“規(guī)范”。韓愈、二程和朱熹等人開創(chuàng)的道學或稱宋明理學，演繹出一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原道》）以后又經韓愈、朱熹傳之后世的儒家“道統(tǒng)”。道統(tǒng)首先是思想學術的統(tǒng)系和精粹，認為“四書”所表達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真諦，把“道統(tǒng)”從“政統(tǒng)”、“皇統(tǒng)”中獨立出來甚至凌駕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來拒絕和匡正當朝執(zhí)權柄者的悖謬之言和隨意之政。道統(tǒng)也體現為古來賢君良臣面臨各種情形時的行為舉止，構成一種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貴為天子，也必須從小學習和終生遵循。
女與男，同尊卑。長期以來，在“惟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的封建禮教觀念影響下，女權沒有受到尊重，婦女地位受到嚴重歧視。到明清時期，一些思想家對于這種女子的被壓抑現象展開了抨擊。明代李贄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因此他呼吁：“有好女子便可立家，何必男兒？”（《初潭集》）清代學者俞正燮明確反對女子守志守節(jié)之類陋俗，主張男女平等，他說：“夫婦合體，同尊卑”，指責“男子理義無涯”、“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癸已類稿》）女權思想的動搖，為民主拓展了更加廣闊的社會空間。
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尋求曙光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西方帝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隨同中國的經濟秩序、政治結構、社會風尚遭到了嚴重瓦解，中國大地承受著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在歷史即將出現重大轉折的黎明前的黑暗中，中國人民毅然決然作出了抉擇：推翻封建專制統(tǒng)治、抵御列強外來入侵、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等，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民主文化與時代融合，逐步走向現代的進程。
西方民主的漸進。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引入西方民主的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人，他們介紹英國的議會制度、美國的政治制度并予以盛贊，目的是實現國中大事，應由議會議允。鄭觀應最早使用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一詞，他在《易言》中說：“泰西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企求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同時，一大批知識分子也強烈要求實行政治改革，希冀中體西用，走向民主治國的道路。
戊戌變法的啟蒙。甲午戰(zhàn)敗、列強瓜分、朝廷衰落，激起了國內先進分子對傳統(tǒng)民主文化的深刻反思?？涤袨榧捌渫罉O力否定君主專制，“公車上書”，發(fā)起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要求君主為民而立；嚴復認為君民互立契約，各有權利義務；譚嗣同提出君由民共立之，亦可由民共廢之；梁啟超確信民權制度必然遍及世界各國，中國也須推動民主，等等。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年輕的光緒皇帝下詔變法。雖然由于西太后發(fā)動政變，使這場變法維新運動僅僅持續(xù)百日即宣告流產，但它對我國近現代民主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
辛亥革命的取向。“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實質上是一場上下求索的民主革命，它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也帶來了20世紀中國的思想解放。這場革命把與封建君主專制捆綁在一起的封建傳統(tǒng)請下了“圣殿”，也把西方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引進到中國。孫中山將“民國”解釋為“以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提出“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chuàng)制、復決、罷官諸權”等，說明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取向是權力屬于國民。然而，封建君主的下臺，并不意味著封建制度隨之消亡，學習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并不意味著民主能夠在中國獲得新生。傳統(tǒng)的變革絕非輕而易舉，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漫漫夜空中留下了一道痕跡，之后一切重歸于沉寂，黑暗依舊籠罩著這個國家。
五四運動的追求。1919年發(fā)生的五四運動，并非要徹底“打倒孔家店”，它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奠基，與民主精神的推動是分不開的。首先是推翻專制獨裁的舊制度，實現廣大人民期盼的民主、自由；其次是促使國人形成新的民主觀念，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實現民主的道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漱溟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民主作出了的新的理解、詮釋和闡揚，體現了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對民主政治的不同求索，各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有著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同時也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民主文化的內容。
馬列主義的傳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思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宣告中國革命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反對帝國主義，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反對封建主義，在經濟上消滅封建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滅封建的軍閥官僚的專制統(tǒng)治；反對官僚資本主義，打擊依靠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利用國家政權力量而發(fā)展起來的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確立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目標，帶領中華兒女為了爭取獨立、民主和自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浴血奮戰(zhàn)，使人們看到了渴望日久的那一抹民主的“曙光”。
四、民主：世界因你而壯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發(fā)展者，在長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以擔當和實現人民民主為己任，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現實國情緊密結合，與時俱進，不斷創(chuàng)新，孕育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促進了中國民主文化的不斷升華。
傳承民主文化特征。“耕者有其田”，而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這是中國農民的千年希望，也是傳統(tǒng)中國民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明確規(guī)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從土地著手滿足農民的基本需要，從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抗戰(zhàn)時期，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制定了抗日時期土地政策及其基本原則，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新中國成立前夕，解放區(qū)率先實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集中力量分田地，勞動人民歡欣鼓舞，唱響了“解放區(qū)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qū)的人民好喜歡”的心聲。中國共產黨“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yōu)檗r民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傳承了“耕者有其田”這一民主思想所特有的內容。
富含民主文化特質。現代民主的一個鮮明特質，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延安時期實行“三三制”和民主政治選舉，強調“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實例是：當年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在窯洞中向毛澤東詢問中共執(zhí)政后如何跳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支配力時，毛澤東堅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注重人民的監(jiān)督，讓“人人起來負責”，這是民主的題中之義，所以黃炎培即時頻頻贊許，“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秉持民主文化特向。中國典籍《易經》中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秉持了“交而志同”的文化特指方向，深入群眾調研、聽取群眾意見、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各方力量、建立聯合政府等等，這一切無不是“上下相交、強國興邦”之舉，蘊涵著民主的豐富內容。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發(fā)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在我國民主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彰顯民主文化特性。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老一輩領導人開始積極探索如何為人民執(zhí)政掌權這一重大問題，注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如在黨際關系方面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處理社會矛盾要堅持“專政要繼續(xù)，民主要擴大”原則，還有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尊重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等等，這些內容無不彰顯著中國民主文化的固有特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后來經歷了波折，表現的卻是轟轟烈烈的不受約束的、沒有法治規(guī)范的“大民主”，民主受到踐踏，人權遭到剝奪，這場民主之殤的浩劫，已經作為教訓深深地埋藏在國人的心中。
發(fā)展民主文化特色。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在吸取“文革”嚴重教訓時說：“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他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于是，把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也就寫入了黨的文件之中。經過不斷發(fā)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tǒng)一和四項政治制度的框架體系得以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到加強，意味著我國民主文化進入了現代發(fā)展階段。在世紀的交替時刻，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先后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把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放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上，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民主科學的全新闡釋和生動實踐，從此掀開了中國民主文化新的精彩篇章。
要而言之，民主追求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共同追求。在這個過程中，回歸“以民為本”的傳統(tǒng)文化，同時賦予它新的內容和含義，進而堅持發(fā)展與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已經成為我們一種義不容辭的時代責任；一切以人民的意志為轉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人民的滿意度來作為我們工作的衡量標準，已經成為民主文化的一種價值追求；對過去的民主文化不能一味地予以否定或者全盤接受，既要剔除其中的奴性文化，又要批判封建官僚的愚民說教，在傳承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已經成為我們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一種態(tài)度。通過努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一定會優(yōu)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它擁有更加豐厚的文化積淀。我們應該具有這種文化自覺，也應該具有這種文化自信。
最后，借用兩位領導人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一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諄諄教導，“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另是溫家寶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莊嚴承諾，“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
民主的燦爛陽光，將會普照在中國的大地上?。ń魇≌f(xié)副主席、民盟江西省委會主委劉曉莊）
責任編輯：馮鵬飛
中國民主文化的演繹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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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和靈魂。一部人類社會史，就是一部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不斷繼承、對于時代菁華不斷融合、對于未來發(fā)展不斷探求的歷史。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道路，離不開我國豐富和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與制約。中國的現代民主，也將會在對傳統(tǒng)文化的揚棄和超越中奮力邁進。
一、歷史的天空有顆閃爍的星
“民主”不是一個新詞，也不是西方的舶來品。仰望華夏的歷史星空，我們不難找見那顆閃閃發(fā)光的“民主”之星。
最令國人感到自豪的是輝煌燦爛、氣勢磅礴的先秦文化，因為它蘊涵著許多治國處世的哲理，其中就有“民主”的吉光片羽。早在西周時期《尚書•多方》中，就有“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的記載。當然，這里所說的“民主”與近現代意義上的民主大相徑庭，其實質是“君主”，即“作民之主”、為民作主。但是，這種以民為基礎的君臣相對平等的人治，其中也包含著一些民主的玄機：統(tǒng)治者不能過于專制兇暴，要懂得獲取民心，善用多方賢才，允許公民參與政治。“民主”這顆種子，從此深深植于中華文化這片沃土之中，孕育出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民主文化的雛形。
天下為公。中國歷來倡導的是一種“公”文化，天下不私于任何人，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因此治理天下“必先公”?！抖Y記•禮運》對夏朝以后這一歷史階段作了經典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凡通過推薦、考試或選拔的賢能之人都可以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即如孔子所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盡管政權必須為君王或皇帝所獨掌私有，但“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可以帶來一種人類向往的社會愿景：“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由“民主”而致“大同”的生動描述，不能不說是廣大百姓的心中憧憬。
以民為本?！渡袝?middot;五子之歌》把處理國家與民眾的關系簡單概括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鞏固國家政權的根本在于安民，民眾穩(wěn)定則國家寧和，君主要善于“謀及庶人”，聽取下層的訴求。由是衍生出了“天地之間，莫貴于人”的民本人本思想。對此，孟子說得更加直白，“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官之俸祿，皆為民脂民膏，以民為貴，在于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故《老子》曰：“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也說，“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在以上思想的基礎上，荀子把君民關系形象地比喻為“水舟”，“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載舟，水者覆舟。”這些話語穿越歷史的時空，千古流傳，經久不衰，一直影響到現代。
和合諧調。在地域農耕文化的背景下，國家政權需要民主的人治制度來支撐，即人治的民主。首先是要通過修身實現人際和諧，稱之為“君子和而不同”（《論語·子路 )、“人和氣”（《孟子·公孫丑下》 )；其次是群體和合，也就是“同群”（《論語·微子》）、“人能群”(《荀子·王制 》)，講究“禮之用，和為貴”、“協(xié)和萬邦”；三是“天人合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主張通過平天下實現天人和諧。這種通透著根源于人心的道德向往和價值追求，折射出民主與中國文化的相通性或相關性。
平等博愛。從中國傳統(tǒng)文化看民主，最大的體現是“仁愛”，而仁愛的基礎是人人平等參與的思想。例如，孔子的“仁者愛人”、“有教無類”、“誨人不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的“兼相愛，交相惡”、“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還有老莊倡導的“萬物皆一”、“物無貴賤”，法家強調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等等，無不反映了我國古代平等博愛的民主思想。沒有這樣一種“經世致用”飽含仁愛的道德心態(tài)，就不能修煉出披肝瀝膽的陽剛正氣，也就不可能出現公共的、承載道義的、具有理性的民主政治。
廣開言路。開明的君主要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維護天下太平，必須重視對于民眾輿情的疏導，虛心納諫、從諫如流，不能讓其郁積太久而致后患。故《國語•周語》一再告誡：“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孟子則主張要讓國人表達意見，參與政治，如“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后察之，見賢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見不可焉，然后去之。……如此然后可以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這些話語不能不使統(tǒng)治者的行為有所收斂，至少也得擺出一幅慈悲為懷、愛民如子、兼聽明辨、舉賢任能的花拳繡腿。時至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汲取一些民主的養(yǎng)料。
二、就像風中那朵雨做的云
秦代以后，中國進入皇權專制的封建社會。雖然專制與民主水火不容，但統(tǒng)治者為了調和與被統(tǒng)治者的矛盾，有時又會把嚴酷的君民政治關系變?yōu)楦复茸有⒌膫惱黻P系，誠如《大學》的訓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因此，自秦以降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往往民主、法治與專制、人治相互交織，中國的民主文化就像“風中那朵雨做的云”，變得飄緲不定，波詭云譎。盡管它在風雨歲月中艱難地飄移遷徙，但始終附著那顆中國文化的靈魂，秉持著一種原有本色。
等貴賤，均貧富。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一次次地向統(tǒng)治階級挑起抗爭，發(fā)出了“民要作主”的吶喊，典型的是秦末陳勝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所以要取而代之，否定君權神授，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貧富懸殊，社會有失公平，“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唐代的王仙芝號稱“天補平均大將軍”、黃巢自稱“沖天太保均平大將軍”，廣大農民追隨著揭竿而起，積極響應，即為明證。還有，北宋王小波明確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南宋鐘相、楊幺宣傳“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強烈要求“均田免賦”，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提出“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等等，無一不包含著民主的“均貧富”的平等性，反映的是一種原始農耕社會的小農民主思想。
天下大，君為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理念發(fā)生動搖，“朕即天下”的意義易為朕屬天下。如唐太宗以其治國的遠見卓識，宣稱“天地之大，黎元為本。”（《唐太宗集•晉宣帝總論》）宋代著名學者蘇東坡在《上皇帝書》中就直言不諱地說：“人主之所失者，人心而已……失之者亡。”明代學者黃道周說：“天與君皆托于百姓而因以自存”。（《存民篇》）至清朝，這一思想得到進一步的發(fā)揮，如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所經營者，為天下也”，還指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明夷待訪錄》）主張將“是非”公之于眾；唐甄否認“君臣之義”的說法，認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甚至激烈地指斥“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由此可見，其時的民主文化已經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孟之道”，盡管民本思想是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手段，但諸如“君作民主”之類的觀念已經在逐漸褪色，甚至出現了反對君主專制的大膽言論。
災異變，天之譴。漢代儒學通過神秘主義的路徑，竭力把儒學準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應”、“災異之變”的方式，來節(jié)制皇帝的行為。董仲舒說：“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于下，怨氣蓄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司?ldquo;貌、言、視、聽、思”五種行動如有不當，就會引起五行的變化和四季的失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智》）用“天”來警示和恐嚇人君，也許是一種政治謀略，對于肆無忌憚的皇權來說，這比起民眾直接提意見，其威懾性要強大得多。
人有私，遂其愿。“天下為公”、“克己復禮”思想得到進一步發(fā)揮，如“身無半畝心憂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等。但到了明清時期，一批學者反其道而行之，倡導“有私”之說，積極爭取個人的權利與自由。例如，明代思想家李贄認為“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故而，“為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人們應該“各從所好，各騁所長”，“各遂其生，各獲其所愿有”，（《李氏文集》）如此，人人“自治”，則天下大治。又如，清代思想家戴震批評宋儒理學“存天理，去人欲”，認為“使人之欲無不遂，人之情無不達”，極力主張“圣人治天下，體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備”，（《孟子字義疏證》）“遂欲”、“達情”表達了伸張個性、維護私權合理性的愿望。
樹“道統(tǒng)”，立“規(guī)范”。韓愈、二程和朱熹等人開創(chuàng)的道學或稱宋明理學，演繹出一個“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原道》）以后又經韓愈、朱熹傳之后世的儒家“道統(tǒng)”。道統(tǒng)首先是思想學術的統(tǒng)系和精粹，認為“四書”所表達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真諦，把“道統(tǒng)”從“政統(tǒng)”、“皇統(tǒng)”中獨立出來甚至凌駕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來拒絕和匡正當朝執(zhí)權柄者的悖謬之言和隨意之政。道統(tǒng)也體現為古來賢君良臣面臨各種情形時的行為舉止，構成一種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貴為天子，也必須從小學習和終生遵循。
女與男，同尊卑。長期以來，在“惟女子與小人難養(yǎng)也”的封建禮教觀念影響下，女權沒有受到尊重，婦女地位受到嚴重歧視。到明清時期，一些思想家對于這種女子的被壓抑現象展開了抨擊。明代李贄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因此他呼吁：“有好女子便可立家，何必男兒？”（《初潭集》）清代學者俞正燮明確反對女子守志守節(jié)之類陋俗，主張男女平等，他說：“夫婦合體，同尊卑”，指責“男子理義無涯”、“而深文以罔婦人”是“無恥之論”。（《癸已類稿》）女權思想的動搖，為民主拓展了更加廣闊的社會空間。
三、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尋求曙光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西方帝國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隨同中國的經濟秩序、政治結構、社會風尚遭到了嚴重瓦解，中國大地承受著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在歷史即將出現重大轉折的黎明前的黑暗中，中國人民毅然決然作出了抉擇：推翻封建專制統(tǒng)治、抵御列強外來入侵、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等，推動了中國傳統(tǒng)民主文化與時代融合，逐步走向現代的進程。
西方民主的漸進。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引入西方民主的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人，他們介紹英國的議會制度、美國的政治制度并予以盛贊，目的是實現國中大事，應由議會議允。鄭觀應最早使用現代意義上的“民主”一詞，他在《易言》中說：“泰西有君主之國，有民主之國，有君民共主之國”，企求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制度。同時，一大批知識分子也強烈要求實行政治改革，希冀中體西用，走向民主治國的道路。
戊戌變法的啟蒙。甲午戰(zhàn)敗、列強瓜分、朝廷衰落，激起了國內先進分子對傳統(tǒng)民主文化的深刻反思?？涤袨榧捌渫罉O力否定君主專制，“公車上書”，發(fā)起自下而上的改革運動，要求君主為民而立；嚴復認為君民互立契約，各有權利義務；譚嗣同提出君由民共立之，亦可由民共廢之；梁啟超確信民權制度必然遍及世界各國，中國也須推動民主，等等。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年輕的光緒皇帝下詔變法。雖然由于西太后發(fā)動政變，使這場變法維新運動僅僅持續(xù)百日即宣告流產，但它對我國近現代民主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
辛亥革命的取向。“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實質上是一場上下求索的民主革命，它影響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也帶來了20世紀中國的思想解放。這場革命把與封建君主專制捆綁在一起的封建傳統(tǒng)請下了“圣殿”，也把西方的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引進到中國。孫中山將“民國”解釋為“以國家為人民之公產，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提出“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chuàng)制、復決、罷官諸權”等，說明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取向是權力屬于國民。然而，封建君主的下臺，并不意味著封建制度隨之消亡，學習套用西方的民主模式，也并不意味著民主能夠在中國獲得新生。傳統(tǒng)的變革絕非輕而易舉，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漫漫夜空中留下了一道痕跡，之后一切重歸于沉寂，黑暗依舊籠罩著這個國家。
五四運動的追求。1919年發(fā)生的五四運動，并非要徹底“打倒孔家店”，它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奠基，與民主精神的推動是分不開的。首先是推翻專制獨裁的舊制度，實現廣大人民期盼的民主、自由；其次是促使國人形成新的民主觀念，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實現民主的道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漱溟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民主作出了的新的理解、詮釋和闡揚，體現了民主意識的覺醒和對民主政治的不同求索，各具有代表性和合理性，在20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有著值得肯定的積極意義，同時也豐富和發(fā)展了中國民主文化的內容。
馬列主義的傳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民主思想。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宣告中國革命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反對帝國主義，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為其主要目的”，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反對封建主義，在經濟上消滅封建剝削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消滅封建的軍閥官僚的專制統(tǒng)治；反對官僚資本主義，打擊依靠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利用國家政權力量而發(fā)展起來的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中國共產黨人確立了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目標，帶領中華兒女為了爭取獨立、民主和自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浴血奮戰(zhàn)，使人們看到了渴望日久的那一抹民主的“曙光”。
四、民主：世界因你而壯美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發(fā)展者，在長期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中，以擔當和實現人民民主為己任，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和現實國情緊密結合，與時俱進，不斷創(chuàng)新，孕育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民主思想，促進了中國民主文化的不斷升華。
傳承民主文化特征。“耕者有其田”，而能“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章句上》）這是中國農民的千年希望，也是傳統(tǒng)中國民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制定了《井岡山土地法》，明確規(guī)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從土地著手滿足農民的基本需要，從而“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抗戰(zhàn)時期，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制定了抗日時期土地政策及其基本原則，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減租減息；新中國成立前夕，解放區(qū)率先實行土地改革，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集中力量分田地，勞動人民歡欣鼓舞，唱響了“解放區(qū)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qū)的人民好喜歡”的心聲。中國共產黨“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yōu)檗r民的土地所有制”，基本上傳承了“耕者有其田”這一民主思想所特有的內容。
富含民主文化特質。現代民主的一個鮮明特質，就是“人民主權”、“主權在民”，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延安時期實行“三三制”和民主政治選舉，強調“不要民主，就等于不要革命”，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實例是：當年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在窯洞中向毛澤東詢問中共執(zhí)政后如何跳出“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周期律的支配力時，毛澤東堅定而又自信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注重人民的監(jiān)督，讓“人人起來負責”，這是民主的題中之義，所以黃炎培即時頻頻贊許，“用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秉持民主文化特向。中國典籍《易經》中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秉持了“交而志同”的文化特指方向，深入群眾調研、聽取群眾意見、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各方力量、建立聯合政府等等，這一切無不是“上下相交、強國興邦”之舉，蘊涵著民主的豐富內容。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發(fā)布“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了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公開、自覺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標志著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和政黨制度建設揭開了新的一頁，在我國民主歷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彰顯民主文化特性。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老一輩領導人開始積極探索如何為人民執(zhí)政掌權這一重大問題，注重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如在黨際關系方面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在科學文化工作中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處理社會矛盾要堅持“專政要繼續(xù)，民主要擴大”原則，還有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權利、尊重人民群眾的創(chuàng)造等等，這些內容無不彰顯著中國民主文化的固有特性。然而令人扼腕的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后來經歷了波折，表現的卻是轟轟烈烈的不受約束的、沒有法治規(guī)范的“大民主”，民主受到踐踏，人權遭到剝奪，這場民主之殤的浩劫，已經作為教訓深深地埋藏在國人的心中。
發(fā)展民主文化特色。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在吸取“文革”嚴重教訓時說：“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實際上是無政府主義。”他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于是，把人民民主視為社會主義的生命也就寫入了黨的文件之中。經過不斷發(fā)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tǒng)一和四項政治制度的框架體系得以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得到加強，意味著我國民主文化進入了現代發(fā)展階段。在世紀的交替時刻，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先后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把黨的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放到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上，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時期對民主科學的全新闡釋和生動實踐，從此掀開了中國民主文化新的精彩篇章。
要而言之，民主追求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社會的共同追求。在這個過程中，回歸“以民為本”的傳統(tǒng)文化，同時賦予它新的內容和含義，進而堅持發(fā)展與完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已經成為我們一種義不容辭的時代責任；一切以人民的意志為轉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到高于一切的位置，以人民的滿意度來作為我們工作的衡量標準，已經成為民主文化的一種價值追求；對過去的民主文化不能一味地予以否定或者全盤接受，既要剔除其中的奴性文化，又要批判封建官僚的愚民說教，在傳承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已經成為我們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一種態(tài)度。通過努力，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一定會優(yōu)于西方的民主制度，因為它擁有更加豐厚的文化積淀。我們應該具有這種文化自覺，也應該具有這種文化自信。
最后，借用兩位領導人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一是胡錦濤總書記在建黨9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諄諄教導，“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另是溫家寶在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莊嚴承諾，“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
民主的燦爛陽光，將會普照在中國的大地上?。ń魇≌f(xié)副主席、民盟江西省委會主委劉曉莊）
責任編輯：馮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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