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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風不慣隨波轉 學海滔滔一釣垂
——王玉哲教授訪談錄
來源：中國民主同盟網(wǎng)站 http://www.itjx.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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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6
張 峰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玉哲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先秦史專家。先生1913年出生于河北深縣，194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1943年畢業(yè)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解放前曾任教于華中大學、湖南大學歷史系，其后一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講授、研究中國古代史，并曾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務。主要著作有《中國上古史綱》、《中國古代史》（合著）、《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華遠古史》和一百多篇有關古代史的學術論文。
2001年12月14日上午，冬雪初霽，我們如約拜訪了王玉哲先生。在先生清潔雅淡的書房里，王先生推開正在整理的書稿，熱情地接待了我們。88歲高齡的王先生不僅身體硬朗，而且思路清晰、敏捷，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侃侃而談，詳細介紹了自己近七十年的治學經(jīng)歷和治學體會，使我們深受教益。
一
王先生早在1933年就撰寫了《司馬遷作書年代考》，并從此把史學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yè)，至今已經(jīng)將近七十年了，如此豐富的治學經(jīng)歷，就象一座神秘的知識寶庫，深深地吸引了我們，話題自然就從先生如何走上治史道路說起了--
我是1933年考上北平市立第四中學高中部的。在此之前，我對文理兩科都愛好，可上高中之后，讀書的興趣漸漸轉移到文史方面。現(xiàn)在回想起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高中教我們語文的白希三和程金造兩位老師的指導，尤其是程金造老師，給我們布置的課外讀物是《史記》，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閱讀和背誦，其中有些列傳至今還能背得朗朗上口。對《史記》的學習，激起了我研究史學的興趣。再一個誘導我走上文史研究道路的是梁啟超先生所寫的讀物。那時，我有個本家叔父名王雨字子霖，在琉璃廠從事古舊書生意，是同行業(yè)的版本鑒定專家，他和梁啟超的交往很多，他書店的匾額"藻玉堂"三個大字就是梁啟超書寫的。我這位叔父對梁氏很崇拜，我每到禮拜天或假期到書店看書時，他總是對我講述有關梁氏的趣聞軼事，耳濡目染，也使我對梁先生非常佩服，他的一些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等等，我當時不知翻閱了多少遍。有一次，在讀梁先生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時，我發(fā)現(xiàn)在司馬遷始作《史記》的年代問題上，他完全同意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定在漢武帝太初元年的說法，我當時覺得可疑，取出《太史公自序》與之對照，越看疑點越多。后來通過對《自序》的認真推究，并與《漢書》本傳相校，證明了《自序》中"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之"七"為"十"字形近而訛，也證明了《史記》作于元封三年，而非太初元年，于是就草擬了一篇《司馬遷作書年代考》。這是我從事學術活動的第一篇論文，遺憾的是這篇小文從未發(fā)表，原稿也早以散佚，只是在我殘存的日記里記載著它的原委。
1936年高中畢業(yè)，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正式學習歷史學。那時，我最喜歡讀的是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因而對古史的辨?zhèn)巍⒁晒?，也有很大的興趣。當時在北大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古史名家錢穆先生。錢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也于這時出版，成了我手不釋卷的讀物。錢先生講古史和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往下講，而是先講戰(zhàn)國，再逆向講春秋，也不是一章一節(jié)、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fā)現(xiàn)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發(fā)人深思。我愛聽他的課，從不缺席。錢先生的文章和教學，對我的影響很大。這些因素，都在引導著我走向古史研究之路。
大學一年級的后半年，我寫過好幾篇論文?！对u孫海波國語真?zhèn)卫m(xù)考》、《晉惠公未逾年改元考》，后來都發(fā)表在昆明1939年《益世報》?！稌x文公重耳考》，是在1937年夏北平上空日本飛機隆隆的威脅聲中，勉強完稿，約一萬五千字（后來發(fā)表在《治史雜志》第二期）。不久，"七七事變"就爆發(fā)了。平津淪陷，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及天津的南開大學一同遷往湖南長沙，成立了一個"臨時大學"。我和幾個同學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奔波，歷盡千辛萬苦，才輾轉來到長沙入學?？墒遣坏桨肽辏L沙也遭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沒辦法，臨時大學又決定遷往昆明。這么大的學校長途遷徙，去的又是交通不便的大西南，談何容易！當時既沒有鐵路可通，公路也是土公路，汽車很難通行。當時學校決定，女生和年老體弱者先到廣州、香港，走海路到越南，從越南乘滇越路車到昆明。男生和身體健康的教師組成"湘、黔、滇步行團"。參加步行團的學生有三百多人，我就是其中一個。我們走了兩個多月，歷程三千六百里，一路跋涉終于到達昆明。其間雖也領略了祖國西南的大好河山，可是國難當頭之際，那心情是悲憤痛苦的。"臨時大學"遷昆明后，又改名"西南聯(lián)合大學"。所幸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學業(yè)還比較正常，我為了給研究中國上古史打好基礎，廣泛選修文史、諸子、聲韻、訓詁等課程。學中國哲學史于馮友蘭先生；學《莊子》于劉文典先生；學《詩經(jīng)》、《楚辭》于聞一多先生；學聲韻學、訓詁學于羅常培、魏建功兩先生；學古文字學于唐蘭、陳夢家兩先生。我后來在史學研究上有些許成就，是與這幾位先生的教導啟迪，給我打下了深厚基礎分不開的。
通過大學四年的學習，我還是感到自己中國史的知識貧乏，根底淺薄，就是對我所喜好的上古史來說，也有同樣感覺，有些古史問題，若想深入研究，經(jīng)常感到吃力。所以，大學一畢業(yè)，我就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那時設在昆明郊區(qū)龍泉鎮(zhèn)外的寶臺山上，幾乎受不到日機的威脅，倒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傅斯年先生本來是要做我的導師的，由于昆明吃緊，他負責的史語所遷到四川李莊，我沒有隨傅先生到四川，我的導師就由唐蘭先生擔任，唐先生在當時已是古文字學的權威，甲骨、金文專家。我學古史，必須借助于古文字學與古聲韻學，其中古文字學，親炙于導師唐蘭先生，耳提面命，受益良多。而古聲韻學一門，多少帶有一些口耳之學的性質，沒有師友親口指導，?？空n堂聽講或自學是困難的。我后來在這方面的一知半解，很大程度上是與幾位在大學里的教授專家和一些專攻語言、音韻學的同學，如馬學良、周法高和殷煥先等對我的親口指點分不開的。在這樣的學術環(huán)境中，經(jīng)過一年多日日夜夜的努力，我的學位論文《獫狁考》始底于成，凡十余萬言，參考文獻一百三十多種。過去古史界談到古代少數(shù)民族獫狁的歷史，都跳不出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的說法，認為獫狁與鬼方、昆夷為一族，至其出沒地望，多謂在宗周之西，或謂在宗周之西、北、東三方等。這些說法皆有可議。王氏對鬼方、獫狁的歷史研究有一定收獲，其開創(chuàng)之功不可沒，但時至今日，甲骨、金文材料日漸豐富，王氏的說法，已感到有些不足之處。我的研究完全打破了過去之成說，提出了獫狁一族在殷商時名"
方"，而鬼方則為另一族。至于與獫狁有關的地域，如古之"太原"、"焦、獲"、"洛之陽"等地望，"鎬、方與 京"、"
"與"余吾"的關系等，無不為之重加論證，廣征博引，條分縷析，使獫狁歷史的來龍去脈較前大明。1943年春，研究所為我舉行了碩士論文答辯會并順利通過。我的學生生活，至此結束。
二
王先生于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yè)以后，一直在大學歷史系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在中國先秦社會史、民族史等領域都有自己獨到的研究，成績斐然，到晚年仍然筆耕不輟，正在集中精力進行先秦斷代史的撰寫。為此，我們請王先生談談幾十年教學、科研的情況，王先生略一沉思，話題又從五十多年前說起--
我的學術生涯大體可分為三段，解放前可為第一段，解放后至文革結束前為第二段，文革結束后到現(xiàn)在為第三段。
1943年秋，我受聘為私立華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開始了我的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終身事業(yè)。華中大學原來在武昌，抗戰(zhàn)時遷到了云南大理，環(huán)境是個好地方，可惜學校藏書貧乏，進行研究困難重重。居留大理期間，只寫過一篇稍象樣的文章《鬼方考》，是《獫狁考》的姊妹篇，曾獲得當時教育部1945年度學術發(fā)明獎金。1947年秋，長沙國立湖南大學歷史系聘我為教授，于是又到了湖南大學教書。第二年暑假前，得知我父親在天津病危，又輾轉回到天津。到天津后，見我父親病勢危殆，短期內離不開，于是這年秋天改應南開大學之聘。在南大歷史系教學僅半年，天津就解放了。
第二階段的二三十年間，正是政治運動頻繁的時期，學生、老師都強調以政治為主，業(yè)務為次。所謂科研，只有做領導上提出的與當前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的題目，再有就是編寫教材，有些是集體編寫。至于其他內容的研究，根本談不上。經(jīng)常下鄉(xiāng)勞動，有所謂"勞動一個月，勝讀十年書"。這一時期我也曾見縫插針、擠出點時間寫過一些論文。社會史方面主要有：《試論商代"兄終弟及"的繼統(tǒng)法與殷商前期的社會性質》，其中較新的論點是：認為商的前期還未正式進入奴隸社會，而是正處在兩種社會的過渡階段?！队嘘P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一文，仍堅持西周不是奴隸制，而是已進入初期封建制。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中國上古史綱》，是我的上古史課的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反右"過后索去出版的。我的古史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有關社會史研究之外，還有關于民族史方面的，也是我的研究重點。舉兩篇有代表性的：《楚族故地及其遷徙路線》和《論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系》。此外還有一些討論孔子的、討論土地國有制的、討論讓步政策的文章。其中關于讓步政策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是我的所謂"罪行"之一，受到批判。文革之前的這段時間，我正當四五十歲、精力旺盛，正是出學術成果的時期，可惜一大半時間白白地混過去了。但歷史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往往是好中有壞，壞中有好。政治運動多些，影響了科研工作，但政治空氣濃厚，我才能扎扎實實、死心塌地地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多少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處理歷史問題，這使我的上古史研究，能站得更高些，觀察問題更能深入些。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的學術生涯才從前期轉入后期，在學術上可以大踏步前進了，可是我的年齡當時已65歲，要把以前浪費的時間趕回來。因為這時，也可以說是整個學術界到了黃金時代，許多學術問題又可以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了。比如古史分期問題，由來很有分歧，未能統(tǒng)一。五十年代編寫全國統(tǒng)一的歷史教材，采用了郭沫若先生的說法，即：戰(zhàn)國以前為奴隸社會，以后為封建社會。在教學時，教師有不同的觀點也不敢提出，更不用說討論了。直到1978年在長春召開中國古史分期學術討論會，我被邀請參加，開幕當天，我在大會上宣讀題為《西周春秋時期的民的身份問題》的論文，再一次論證我所堅持的西周為初期封建社會的說法，對多年來社會流行的西周奴隸說提出異議。其后又發(fā)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貯"和土地關系》，以期解決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我多年來所致力的另一科研項目，是中華民族的早期的一些疑難問題，如對夏、商、周三族早期的居地及其遷徙軌跡的探討。先后發(fā)表的文章有《夏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和《先周族最早來源于山西》等，引起史學界的注目。關于少數(shù)民族如商、周時期的鬼方、獫狁、犬戎等有關的學術問題，也是我多年來研究的問題之一。其中個別部分，曾分別在《歷史研究》、《考古》等雜志上發(fā)表過。從事民族史的研究時，我試圖盡力解決如何認識民族的自我價值，和怎樣增強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等問題，使這項研究具有時代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前幾年我曾計劃出一部《中華民族的早期源流》一書，已成稿約三十萬言，全書雖大致完稿，但到整理完畢，尚需時日。我原計劃撰寫一部大型斷代史《先秦史稿》，打算寫一百萬言。西周以前的部分寫完后，交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他們建議改名為《中華遠古史》，已于去年出版了，以后的部分我還要寫下去。另外一部《王玉哲論文選集》整理完畢，已經(jīng)交稿了。另外，正在進行整理的一部雜文小書是應出版社之約，列入"名家心語"第二輯的《雪泥指爪》一書，是談治學的，書名取的是東坡詩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還有幾篇論文剛寫了一半，如手頭上這篇，是對過去與楊向奎教授討論古韻的幾封信的整理，才寫了幾千字。
我的歷史研究之路，時間不可謂不長，也算兢兢業(yè)業(yè)，但讀書與寫作的計劃，還是百不一酬，作出的成績寥寥無幾，所以總想在科研路上，賈其余勇，繼續(xù)拚搏下去?？墒?，今年（2001年）我已88周歲，雖身體尚健，但已感到力不從心，工作效率大不如前。我深切感到，為學無涯而韶光易逝。90歲以前爭取把要寫的幾部書完成，上古史的研究即告一段落。我的業(yè)余愛好是書法和繪畫藝術，到90歲以后，我就要縱情書畫，以娛晚年了。
三
王先生除了潛心著述外，還注意摸索治學經(jīng)驗，曾寫過《漫談學習中國上古史》和《學習歷史科學應具備的態(tài)度》等文，總結治上古史應具備的態(tài)度和方法。發(fā)表后，頗受學界歡迎。這次訪談，王先生應我們的要求，又進一步暢談了自己的治學體會--
談一談怎樣來學習歷史科學。
學習歷史科學，首先要學會思考，學會學習的方法。唐人高駢有一首詩："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這詩說的是學道的人多年修煉，仍然無所成就，可像子晉這樣的特殊之士，卻好像很輕易地就得道成仙了，暗示修煉也有得法不得法的問題。做學問又何嘗不是如此？同樣都在讀史，為什么有的人成績昭著，有的人卻碌碌終生。除了天資的差別，主要的原因我看就在于研究學問所用的方法是否正確。方法正確，路子走對了，就能事半功倍；暗中摸索，東闖西竄，長年徘徊在歧路上，如何能有成績？治學的方法是學習、訓練出來的。現(xiàn)在，我們有些學生"高分低能"，這現(xiàn)象一直存在。分數(shù)考得很高，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差。原因是自小養(yǎng)成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習慣，在家里凡事都有家長來管，在學校里有老師手把手來教，自己很少動手，也很少動腦。和國外歐美的學生相比，識記有余而分析思考不足。把教材背得很熟，應付考試的歷史知識很豐富，很好，可還很不夠，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歷史知識的多少不是成正比的。我們歷史教師的任務應該是一方面給學生以具體的歷史知識，一方面還要使學生學會自己動手，自己動腦，學會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要給人以魚，更要給人以漁。"具體的歷史知識，就是"魚"。獲得知識的方法，就是"漁"，要讓人知道打魚的方法。一個點石成金的仙人要給人金子，那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要你點石成金的手指頭，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學習歷史，學習任何東西，方法和能力比具體的知識更重要。如果學會治學問的方法，知道知識是從哪里來的，什么文獻里有，如何收集，找來以后怎樣排比，怎樣分析，就能糾正過去高分低能的現(xiàn)象。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注意得不是很夠。中學教師為了讓學生過高考關，注重的是灌輸具體的知識?？墒?，我們大學的老師不應該只"給人以魚"，更重要的應當是"給人以漁"。
再談一下博和專的統(tǒng)一。博和專這兩方面都很重要。歷史科學，特別是中國史，經(jīng)過幾千年的發(fā)展，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大。我們和美國不一樣，美國的歷史才幾百年，我們中國有幾千年。所以，我們學習歷史，特別是學習中國史，應該精讀和涉獵的文獻越來越多了，越積累越多。中國有所謂的二十四史、十三經(jīng)，可一個人一生能讀多少書！把這些書讀一遍也不易。如果要做具體的研究，那該看的書就更多了。比如說經(jīng)書吧，十三經(jīng)也并不算多，可是研究經(jīng)書的書從漢朝到宋到清是太多了，清人阮元編的《皇清經(jīng)解》，到清末王先謙編的《續(xù)皇清經(jīng)解》，就收了多少書！真是汗牛充棟。如果是研究經(jīng)學，這些書都應參考?？赡闳绻徊恳徊康乜?，不可能，書太多了，浩如煙海，你看不過來。但應該參考的不參考，就是孤陋寡聞。所以要知道怎么看，看哪些？哪些要泛讀，哪些要精讀？目錄學上已經(jīng)講得很多了。這是談文獻方面的博和專。
還有，過去歷史學無所不包，古代屬于歷史學的學問，比如政治學、經(jīng)濟學、科技、思想等，現(xiàn)在都成了專門的學問，都要有所了解。此外，歷史學還有許多相鄰的學科，比如考古學，和解放前已大不一樣，解放后發(fā)掘的東西太多了。學習古代史，特別是先秦史，不借助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是不行的。還有人類學，也不能不研究。還有民族學，中國有那么多少數(shù)民族，一點民族學不懂，是不行的。研究歷史，不能光研究漢族史，那不是中國史。寫中國史，各個民族都要寫進去。再如，古生物學、地質學都和中國上古史息息相關，也不能一點不了解。文獻里面如《尚書》、《詩經(jīng)》，還有許多古代文獻，都很難讀。當然如果是學現(xiàn)代史，情況可能會好些?？芍袊鴼v史那么長，不能不研究。越古的書越難讀，《尚書》是最古的書，最難讀，韓愈就說："殷盤周誥，佶屈聱牙"。唐人已經(jīng)感其難，我們又過了一千多年，讀起來就更難了，所以還要懂得古文字學、古聲韻學，因為許多字和現(xiàn)在不一樣，音義也不一樣。我上大學時，歷史系不開這些課，只有選修中文系的古文字學、聲韻學、甲骨學。甲骨文也很重要，搞商代歷史，不懂就不行。這些，都是基本功，都是工具，研究古史、古文獻，這些工具都要學點，學會怎樣利用。但有一點，學科這么多，學習起來，要學懂學深，哪一門學科搞起來都無窮無盡。比如說研究古文字學，我的導師唐蘭先生就研究了一輩子。對我們學歷史的來說，這些都是工具，要學會利用，基本懂一些，就要回來，要適可而止。要明確只是拿這個做工具，來研究歷史。也有的人學習基本功，樂而忘返，以致改變了自己的研究專業(yè)。
所以說，研究歷史，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不學不行，因為歷史包含各個方面。學習的方法只能是一方面要廣，一方面要專。做學問如造金字塔，地基很小，就壘不高。所以，做學問，既要博，還要專。光博起來了，都是半瓶子醋，沒什么用處。當然如果不是做研究，博也不能說沒用，但用處不是很大。你知道，別人也知道，有什么用！所以要知道博就是為了專，不博專不深。博的目的，就是為了專，就是為了深入，是為了做研究，要創(chuàng)造新東西。博和專，是辯證的統(tǒng)一，這兩方面都得有，缺一不可。
下面再談什么是科學研究，什么是論文？歷史科學研究是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那些不成系統(tǒng)的學習、無事實根據(jù)的臆說、或詭辯、或剿襲陳說等等，都夠不上說是"研究"，必須對所根據(jù)的大批歷史資料，加以精密的審查、鑒別，去偽存真，排比分析，最后，用"已知"部分去求出尚未發(fā)現(xiàn)的"新知"，借以擴大歷史科學的新領域，這才算是歷史科學的研究。歷史科學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現(xiàn)為論文。什么是論文？有些人不要說是大學生，甚至到了研究生、博士生，有個別的人對這個問題還不是很清楚的。論文和一般讀物或是教科書不一樣，這一點要明確。所謂論文不是一般知識，而是這一學科內比較新的知識，要有創(chuàng)造性，要突破舊說。舊的說法，別人說了，大家都知道，你再說還有什么意義。所以，你的論文的結論要有新的知識，要有創(chuàng)見，哪怕是比舊說增加了一點，這才是論文的主要特征。一個人拿出自己的論文來，如果沒有創(chuàng)見，甚至一孔之見也沒有，那就不夠論文的標準。我們要審查一篇論文有多高的水平，審查合不合論文的標準，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論文和教科書不一樣，一部教科書的任務是把已有的知識解釋清楚，比如歷史教科書，是把這一段歷史知識，清清楚楚地告訴要學的人，任務就達到了。所以一部教科書，知識全面，通俗易懂，它的任務就達到了，這是好的教科書。一部歷史教科書也許銷路很廣，很有群眾基礎，很有社會意義，對宣傳歷史起很大作用，但未必可稱之為學術論文，這一點要清楚。嚴格地講，這種寫作不能叫做科學研究，好的教科書，可能比一篇論文影響要大，比你解決一個小問題的論文價值要高。影響大，價值高，說明是好教科書，可是，它不是論文。論文和一般讀物不一樣，不然的話，論文的標準便沒有了。過去，抗戰(zhàn)期間，湯用彤先生對研究生講話，就曾發(fā)表過這種意見。湯先生說："嚴格地說，只有資料，哪怕是豐富的資料，而沒有從中研究出創(chuàng)新的說法，這還不能算論文"。收集資料固然很重要，也是科學研究或寫論文的第一步，但還不是論文。
四
王先生對治學的精彩論述使我們受益匪淺。先生學識淵博，不僅對先秦史用力甚勤，對社會史、民族史涉獵頗深，對史學史也很關注，曾寫過幾篇有份量的論文。于是我們請先生談一談對史學史這門學科的看法。先生欣然同意--
我對史學史沒有系統(tǒng)、深入地進行研究，但史學史確是十分重要的學科。在概念上，"史學史"與"歷史"不同，與"史學"也不等同，"史學史"應當是"史學"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歷史"。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當了解史學史的基本知識，了解史學發(fā)展的進程。對于中國史學史所研究的某些熱點問題、重要的人物及其著作，我有所關注，1962年在《文史哲》雜志上發(fā)表過《試論劉知幾是有神論者》一文。現(xiàn)在回憶那篇文章，好像是在學術界紀念劉知幾一千三百周年誕辰活動之后寫成的。劉知幾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這是大家都承認、無異辭的。但他畢竟是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封建時代的人物，有著時代的局限性。不能一說他好，就盡量地予以拔高。這種傾向有一個時期很流行，比如對歷史上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歷代史書上一般都是誣蔑、貶斥，解放后史學界才改正過來，可是又往往矯枉過正，甚至連那時農(nóng)民起義領袖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事實也不予承認，將之拔高到不適當?shù)某潭?。同樣，對史學家劉知幾也多少出現(xiàn)了這種"矯枉過正"，在紀念劉知幾一千三百周年誕辰的氣氛中，寫起文章來，有可能會"言過其實"。我個人審視劉知幾《史通》的有關議論，覺得他沒有在理論原則上懷疑和否定鬼神災異，只是批駁漢儒對災異的具體應驗解釋的不確，還算不上無神論者。這個觀點與學術界許多時賢的見解不同，問題還可以討論，但搞史學研究，就是要求各位學者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才能推動史學在整體上的進一步發(fā)展。
王先生已近望九之年，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見證人之一，我們請先生對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前景作一展望，先生說--
一代有一代的學術，學問一代勝一代，這是學問的發(fā)展規(guī)律。比如訓詁屬于漢學，在清代很突出。到了民國時候，又有古史辨派，解放以后又有馬列主義新的歷史科學。一代比一代有新的東西，這也看出歷史科學是在發(fā)展?？墒俏覀兘^對不能低估過去，不能否定過去，新的成就是在過去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把過去否定，罵得一文錢不值，不行。如果沒有過去，肯定達不到現(xiàn)在這個水平。學問這個東西，后來居上，學如積薪嘛。社會一切問題都是這樣的，看問題要從發(fā)展上看，所以，歷史學的前進也是一代比一代高，一代比一代好，一代超過一代。學問研究還是得靠青年，歷史科學真正的締造者還是在青年一代人的身上，青年人才是今后歷史學的發(fā)展方向，所以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一代勝一代呀。清人趙翼的詩："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這是合乎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
聽王先生談治學，是難得的享受。先生的治學，厚積薄發(fā)，臻于化境，如同釀酒，愈久愈醇。王先生目前的寫作計劃里還有兩部書稿、多篇論文正等著他完成呢！王先生八十壽辰時曾作詩兩首以表心志："八秩隆登底事為？一生跌蕩幾安危。文風不慣隨波轉，學海滔滔一釣垂。""虛度韶光八十秋，蕭蕭白發(fā)漸盈頭。前程尚有奔馳日，莫任余輝泛泛流。"我們由衷地祝愿王先生早日完成寫作計劃，為學界奉獻更多的傳世之作；我們也衷心地祝愿王先生身體健康，壽比南山。
（原載《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
責任編輯：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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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峰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玉哲先生是我國著名的先秦史專家。先生1913年出生于河北深縣，1940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歷史系，1943年畢業(yè)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學部，解放前曾任教于華中大學、湖南大學歷史系，其后一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講授、研究中國古代史，并曾兼任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務。主要著作有《中國上古史綱》、《中國古代史》（合著）、《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中華遠古史》和一百多篇有關古代史的學術論文。
2001年12月14日上午，冬雪初霽，我們如約拜訪了王玉哲先生。在先生清潔雅淡的書房里，王先生推開正在整理的書稿，熱情地接待了我們。88歲高齡的王先生不僅身體硬朗，而且思路清晰、敏捷，對我們提出的問題侃侃而談，詳細介紹了自己近七十年的治學經(jīng)歷和治學體會，使我們深受教益。
一
王先生早在1933年就撰寫了《司馬遷作書年代考》，并從此把史學作為自己畢生的事業(yè)，至今已經(jīng)將近七十年了，如此豐富的治學經(jīng)歷，就象一座神秘的知識寶庫，深深地吸引了我們，話題自然就從先生如何走上治史道路說起了--
我是1933年考上北平市立第四中學高中部的。在此之前，我對文理兩科都愛好，可上高中之后，讀書的興趣漸漸轉移到文史方面。現(xiàn)在回想起來，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高中教我們語文的白希三和程金造兩位老師的指導，尤其是程金造老師，給我們布置的課外讀物是《史記》，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閱讀和背誦，其中有些列傳至今還能背得朗朗上口。對《史記》的學習，激起了我研究史學的興趣。再一個誘導我走上文史研究道路的是梁啟超先生所寫的讀物。那時，我有個本家叔父名王雨字子霖，在琉璃廠從事古舊書生意，是同行業(yè)的版本鑒定專家，他和梁啟超的交往很多，他書店的匾額"藻玉堂"三個大字就是梁啟超書寫的。我這位叔父對梁氏很崇拜，我每到禮拜天或假期到書店看書時，他總是對我講述有關梁氏的趣聞軼事，耳濡目染，也使我對梁先生非常佩服，他的一些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等等，我當時不知翻閱了多少遍。有一次，在讀梁先生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時，我發(fā)現(xiàn)在司馬遷始作《史記》的年代問題上，他完全同意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定在漢武帝太初元年的說法，我當時覺得可疑，取出《太史公自序》與之對照，越看疑點越多。后來通過對《自序》的認真推究，并與《漢書》本傳相校，證明了《自序》中"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之"七"為"十"字形近而訛，也證明了《史記》作于元封三年，而非太初元年，于是就草擬了一篇《司馬遷作書年代考》。這是我從事學術活動的第一篇論文，遺憾的是這篇小文從未發(fā)表，原稿也早以散佚，只是在我殘存的日記里記載著它的原委。
1936年高中畢業(yè)，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正式學習歷史學。那時，我最喜歡讀的是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因而對古史的辨?zhèn)巍⒁晒?，也有很大的興趣。當時在北大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古史名家錢穆先生。錢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也于這時出版，成了我手不釋卷的讀物。錢先生講古史和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往下講，而是先講戰(zhàn)國，再逆向講春秋，也不是一章一節(jié)、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fā)現(xiàn)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發(fā)人深思。我愛聽他的課，從不缺席。錢先生的文章和教學，對我的影響很大。這些因素，都在引導著我走向古史研究之路。
大學一年級的后半年，我寫過好幾篇論文?！对u孫海波國語真?zhèn)卫m(xù)考》、《晉惠公未逾年改元考》，后來都發(fā)表在昆明1939年《益世報》?！稌x文公重耳考》，是在1937年夏北平上空日本飛機隆隆的威脅聲中，勉強完稿，約一萬五千字（后來發(fā)表在《治史雜志》第二期）。不久，"七七事變"就爆發(fā)了。平津淪陷，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及天津的南開大學一同遷往湖南長沙，成立了一個"臨時大學"。我和幾個同學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奔波，歷盡千辛萬苦，才輾轉來到長沙入學?？墒遣坏桨肽辏L沙也遭到日本飛機的狂轟濫炸。沒辦法，臨時大學又決定遷往昆明。這么大的學校長途遷徙，去的又是交通不便的大西南，談何容易！當時既沒有鐵路可通，公路也是土公路，汽車很難通行。當時學校決定，女生和年老體弱者先到廣州、香港，走海路到越南，從越南乘滇越路車到昆明。男生和身體健康的教師組成"湘、黔、滇步行團"。參加步行團的學生有三百多人，我就是其中一個。我們走了兩個多月，歷程三千六百里，一路跋涉終于到達昆明。其間雖也領略了祖國西南的大好河山，可是國難當頭之際，那心情是悲憤痛苦的。"臨時大學"遷昆明后，又改名"西南聯(lián)合大學"。所幸在西南聯(lián)大期間，學業(yè)還比較正常，我為了給研究中國上古史打好基礎，廣泛選修文史、諸子、聲韻、訓詁等課程。學中國哲學史于馮友蘭先生；學《莊子》于劉文典先生；學《詩經(jīng)》、《楚辭》于聞一多先生；學聲韻學、訓詁學于羅常培、魏建功兩先生；學古文字學于唐蘭、陳夢家兩先生。我后來在史學研究上有些許成就，是與這幾位先生的教導啟迪，給我打下了深厚基礎分不開的。
通過大學四年的學習，我還是感到自己中國史的知識貧乏，根底淺薄，就是對我所喜好的上古史來說，也有同樣感覺，有些古史問題，若想深入研究，經(jīng)常感到吃力。所以，大學一畢業(yè)，我就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那時設在昆明郊區(qū)龍泉鎮(zhèn)外的寶臺山上，幾乎受不到日機的威脅，倒是一個讀書的好地方。傅斯年先生本來是要做我的導師的，由于昆明吃緊，他負責的史語所遷到四川李莊，我沒有隨傅先生到四川，我的導師就由唐蘭先生擔任，唐先生在當時已是古文字學的權威，甲骨、金文專家。我學古史，必須借助于古文字學與古聲韻學，其中古文字學，親炙于導師唐蘭先生，耳提面命，受益良多。而古聲韻學一門，多少帶有一些口耳之學的性質，沒有師友親口指導，?？空n堂聽講或自學是困難的。我后來在這方面的一知半解，很大程度上是與幾位在大學里的教授專家和一些專攻語言、音韻學的同學，如馬學良、周法高和殷煥先等對我的親口指點分不開的。在這樣的學術環(huán)境中，經(jīng)過一年多日日夜夜的努力，我的學位論文《獫狁考》始底于成，凡十余萬言，參考文獻一百三十多種。過去古史界談到古代少數(shù)民族獫狁的歷史，都跳不出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的說法，認為獫狁與鬼方、昆夷為一族，至其出沒地望，多謂在宗周之西，或謂在宗周之西、北、東三方等。這些說法皆有可議。王氏對鬼方、獫狁的歷史研究有一定收獲，其開創(chuàng)之功不可沒，但時至今日，甲骨、金文材料日漸豐富，王氏的說法，已感到有些不足之處。我的研究完全打破了過去之成說，提出了獫狁一族在殷商時名" 方"，而鬼方則為另一族。至于與獫狁有關的地域，如古之"太原"、"焦、獲"、"洛之陽"等地望，"鎬、方與 京"、" "與"余吾"的關系等，無不為之重加論證，廣征博引，條分縷析，使獫狁歷史的來龍去脈較前大明。1943年春，研究所為我舉行了碩士論文答辯會并順利通過。我的學生生活，至此結束。
二
王先生于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yè)以后，一直在大學歷史系從事教學、科研工作，在中國先秦社會史、民族史等領域都有自己獨到的研究，成績斐然，到晚年仍然筆耕不輟，正在集中精力進行先秦斷代史的撰寫。為此，我們請王先生談談幾十年教學、科研的情況，王先生略一沉思，話題又從五十多年前說起--
我的學術生涯大體可分為三段，解放前可為第一段，解放后至文革結束前為第二段，文革結束后到現(xiàn)在為第三段。
1943年秋，我受聘為私立華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開始了我的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終身事業(yè)。華中大學原來在武昌，抗戰(zhàn)時遷到了云南大理，環(huán)境是個好地方，可惜學校藏書貧乏，進行研究困難重重。居留大理期間，只寫過一篇稍象樣的文章《鬼方考》，是《獫狁考》的姊妹篇，曾獲得當時教育部1945年度學術發(fā)明獎金。1947年秋，長沙國立湖南大學歷史系聘我為教授，于是又到了湖南大學教書。第二年暑假前，得知我父親在天津病危，又輾轉回到天津。到天津后，見我父親病勢危殆，短期內離不開，于是這年秋天改應南開大學之聘。在南大歷史系教學僅半年，天津就解放了。
第二階段的二三十年間，正是政治運動頻繁的時期，學生、老師都強調以政治為主，業(yè)務為次。所謂科研，只有做領導上提出的與當前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的題目，再有就是編寫教材，有些是集體編寫。至于其他內容的研究，根本談不上。經(jīng)常下鄉(xiāng)勞動，有所謂"勞動一個月，勝讀十年書"。這一時期我也曾見縫插針、擠出點時間寫過一些論文。社會史方面主要有：《試論商代"兄終弟及"的繼統(tǒng)法與殷商前期的社會性質》，其中較新的論點是：認為商的前期還未正式進入奴隸社會，而是正處在兩種社會的過渡階段?！队嘘P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一文，仍堅持西周不是奴隸制，而是已進入初期封建制。這一時期還出版了《中國上古史綱》，是我的上古史課的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反右"過后索去出版的。我的古史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有關社會史研究之外，還有關于民族史方面的，也是我的研究重點。舉兩篇有代表性的：《楚族故地及其遷徙路線》和《論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系》。此外還有一些討論孔子的、討論土地國有制的、討論讓步政策的文章。其中關于讓步政策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是我的所謂"罪行"之一，受到批判。文革之前的這段時間，我正當四五十歲、精力旺盛，正是出學術成果的時期，可惜一大半時間白白地混過去了。但歷史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往往是好中有壞，壞中有好。政治運動多些，影響了科研工作，但政治空氣濃厚，我才能扎扎實實、死心塌地地讀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多少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處理歷史問題，這使我的上古史研究，能站得更高些，觀察問題更能深入些。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我的學術生涯才從前期轉入后期，在學術上可以大踏步前進了，可是我的年齡當時已65歲，要把以前浪費的時間趕回來。因為這時，也可以說是整個學術界到了黃金時代，許多學術問題又可以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了。比如古史分期問題，由來很有分歧，未能統(tǒng)一。五十年代編寫全國統(tǒng)一的歷史教材，采用了郭沫若先生的說法，即：戰(zhàn)國以前為奴隸社會，以后為封建社會。在教學時，教師有不同的觀點也不敢提出，更不用說討論了。直到1978年在長春召開中國古史分期學術討論會，我被邀請參加，開幕當天，我在大會上宣讀題為《西周春秋時期的民的身份問題》的論文，再一次論證我所堅持的西周為初期封建社會的說法，對多年來社會流行的西周奴隸說提出異議。其后又發(fā)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貯"和土地關系》，以期解決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我多年來所致力的另一科研項目，是中華民族的早期的一些疑難問題，如對夏、商、周三族早期的居地及其遷徙軌跡的探討。先后發(fā)表的文章有《夏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和《先周族最早來源于山西》等，引起史學界的注目。關于少數(shù)民族如商、周時期的鬼方、獫狁、犬戎等有關的學術問題，也是我多年來研究的問題之一。其中個別部分，曾分別在《歷史研究》、《考古》等雜志上發(fā)表過。從事民族史的研究時，我試圖盡力解決如何認識民族的自我價值，和怎樣增強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等問題，使這項研究具有時代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前幾年我曾計劃出一部《中華民族的早期源流》一書，已成稿約三十萬言，全書雖大致完稿，但到整理完畢，尚需時日。我原計劃撰寫一部大型斷代史《先秦史稿》，打算寫一百萬言。西周以前的部分寫完后，交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他們建議改名為《中華遠古史》，已于去年出版了，以后的部分我還要寫下去。另外一部《王玉哲論文選集》整理完畢，已經(jīng)交稿了。另外，正在進行整理的一部雜文小書是應出版社之約，列入"名家心語"第二輯的《雪泥指爪》一書，是談治學的，書名取的是東坡詩意，"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還有幾篇論文剛寫了一半，如手頭上這篇，是對過去與楊向奎教授討論古韻的幾封信的整理，才寫了幾千字。
我的歷史研究之路，時間不可謂不長，也算兢兢業(yè)業(yè)，但讀書與寫作的計劃，還是百不一酬，作出的成績寥寥無幾，所以總想在科研路上，賈其余勇，繼續(xù)拚搏下去?？墒?，今年（2001年）我已88周歲，雖身體尚健，但已感到力不從心，工作效率大不如前。我深切感到，為學無涯而韶光易逝。90歲以前爭取把要寫的幾部書完成，上古史的研究即告一段落。我的業(yè)余愛好是書法和繪畫藝術，到90歲以后，我就要縱情書畫，以娛晚年了。
三
王先生除了潛心著述外，還注意摸索治學經(jīng)驗，曾寫過《漫談學習中國上古史》和《學習歷史科學應具備的態(tài)度》等文，總結治上古史應具備的態(tài)度和方法。發(fā)表后，頗受學界歡迎。這次訪談，王先生應我們的要求，又進一步暢談了自己的治學體會--
談一談怎樣來學習歷史科學。
學習歷史科學，首先要學會思考，學會學習的方法。唐人高駢有一首詩："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這詩說的是學道的人多年修煉，仍然無所成就，可像子晉這樣的特殊之士，卻好像很輕易地就得道成仙了，暗示修煉也有得法不得法的問題。做學問又何嘗不是如此？同樣都在讀史，為什么有的人成績昭著，有的人卻碌碌終生。除了天資的差別，主要的原因我看就在于研究學問所用的方法是否正確。方法正確，路子走對了，就能事半功倍；暗中摸索，東闖西竄，長年徘徊在歧路上，如何能有成績？治學的方法是學習、訓練出來的。現(xiàn)在，我們有些學生"高分低能"，這現(xiàn)象一直存在。分數(shù)考得很高，可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差。原因是自小養(yǎng)成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習慣，在家里凡事都有家長來管，在學校里有老師手把手來教，自己很少動手，也很少動腦。和國外歐美的學生相比，識記有余而分析思考不足。把教材背得很熟，應付考試的歷史知識很豐富，很好，可還很不夠，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歷史知識的多少不是成正比的。我們歷史教師的任務應該是一方面給學生以具體的歷史知識，一方面還要使學生學會自己動手，自己動腦，學會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要給人以魚，更要給人以漁。"具體的歷史知識，就是"魚"。獲得知識的方法，就是"漁"，要讓人知道打魚的方法。一個點石成金的仙人要給人金子，那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要你點石成金的手指頭，說的也是這個道理。學習歷史，學習任何東西，方法和能力比具體的知識更重要。如果學會治學問的方法，知道知識是從哪里來的，什么文獻里有，如何收集，找來以后怎樣排比，怎樣分析，就能糾正過去高分低能的現(xiàn)象。過去我們在這方面注意得不是很夠。中學教師為了讓學生過高考關，注重的是灌輸具體的知識?？墒?，我們大學的老師不應該只"給人以魚"，更重要的應當是"給人以漁"。
再談一下博和專的統(tǒng)一。博和專這兩方面都很重要。歷史科學，特別是中國史，經(jīng)過幾千年的發(fā)展，研究的領域越來越大。我們和美國不一樣，美國的歷史才幾百年，我們中國有幾千年。所以，我們學習歷史，特別是學習中國史，應該精讀和涉獵的文獻越來越多了，越積累越多。中國有所謂的二十四史、十三經(jīng)，可一個人一生能讀多少書！把這些書讀一遍也不易。如果要做具體的研究，那該看的書就更多了。比如說經(jīng)書吧，十三經(jīng)也并不算多，可是研究經(jīng)書的書從漢朝到宋到清是太多了，清人阮元編的《皇清經(jīng)解》，到清末王先謙編的《續(xù)皇清經(jīng)解》，就收了多少書！真是汗牛充棟。如果是研究經(jīng)學，這些書都應參考?？赡闳绻徊恳徊康乜?，不可能，書太多了，浩如煙海，你看不過來。但應該參考的不參考，就是孤陋寡聞。所以要知道怎么看，看哪些？哪些要泛讀，哪些要精讀？目錄學上已經(jīng)講得很多了。這是談文獻方面的博和專。
還有，過去歷史學無所不包，古代屬于歷史學的學問，比如政治學、經(jīng)濟學、科技、思想等，現(xiàn)在都成了專門的學問，都要有所了解。此外，歷史學還有許多相鄰的學科，比如考古學，和解放前已大不一樣，解放后發(fā)掘的東西太多了。學習古代史，特別是先秦史，不借助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是不行的。還有人類學，也不能不研究。還有民族學，中國有那么多少數(shù)民族，一點民族學不懂，是不行的。研究歷史，不能光研究漢族史，那不是中國史。寫中國史，各個民族都要寫進去。再如，古生物學、地質學都和中國上古史息息相關，也不能一點不了解。文獻里面如《尚書》、《詩經(jīng)》，還有許多古代文獻，都很難讀。當然如果是學現(xiàn)代史，情況可能會好些?？芍袊鴼v史那么長，不能不研究。越古的書越難讀，《尚書》是最古的書，最難讀，韓愈就說："殷盤周誥，佶屈聱牙"。唐人已經(jīng)感其難，我們又過了一千多年，讀起來就更難了，所以還要懂得古文字學、古聲韻學，因為許多字和現(xiàn)在不一樣，音義也不一樣。我上大學時，歷史系不開這些課，只有選修中文系的古文字學、聲韻學、甲骨學。甲骨文也很重要，搞商代歷史，不懂就不行。這些，都是基本功，都是工具，研究古史、古文獻，這些工具都要學點，學會怎樣利用。但有一點，學科這么多，學習起來，要學懂學深，哪一門學科搞起來都無窮無盡。比如說研究古文字學，我的導師唐蘭先生就研究了一輩子。對我們學歷史的來說，這些都是工具，要學會利用，基本懂一些，就要回來，要適可而止。要明確只是拿這個做工具，來研究歷史。也有的人學習基本功，樂而忘返，以致改變了自己的研究專業(yè)。
所以說，研究歷史，需要學習的東西太多了，不學不行，因為歷史包含各個方面。學習的方法只能是一方面要廣，一方面要專。做學問如造金字塔，地基很小，就壘不高。所以，做學問，既要博，還要專。光博起來了，都是半瓶子醋，沒什么用處。當然如果不是做研究，博也不能說沒用，但用處不是很大。你知道，別人也知道，有什么用！所以要知道博就是為了專，不博專不深。博的目的，就是為了專，就是為了深入，是為了做研究，要創(chuàng)造新東西。博和專，是辯證的統(tǒng)一，這兩方面都得有，缺一不可。
下面再談什么是科學研究，什么是論文？歷史科學研究是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那些不成系統(tǒng)的學習、無事實根據(jù)的臆說、或詭辯、或剿襲陳說等等，都夠不上說是"研究"，必須對所根據(jù)的大批歷史資料，加以精密的審查、鑒別，去偽存真，排比分析，最后，用"已知"部分去求出尚未發(fā)現(xiàn)的"新知"，借以擴大歷史科學的新領域，這才算是歷史科學的研究。歷史科學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現(xiàn)為論文。什么是論文？有些人不要說是大學生，甚至到了研究生、博士生，有個別的人對這個問題還不是很清楚的。論文和一般讀物或是教科書不一樣，這一點要明確。所謂論文不是一般知識，而是這一學科內比較新的知識，要有創(chuàng)造性，要突破舊說。舊的說法，別人說了，大家都知道，你再說還有什么意義。所以，你的論文的結論要有新的知識，要有創(chuàng)見，哪怕是比舊說增加了一點，這才是論文的主要特征。一個人拿出自己的論文來，如果沒有創(chuàng)見，甚至一孔之見也沒有，那就不夠論文的標準。我們要審查一篇論文有多高的水平，審查合不合論文的標準，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論文和教科書不一樣，一部教科書的任務是把已有的知識解釋清楚，比如歷史教科書，是把這一段歷史知識，清清楚楚地告訴要學的人，任務就達到了。所以一部教科書，知識全面，通俗易懂，它的任務就達到了，這是好的教科書。一部歷史教科書也許銷路很廣，很有群眾基礎，很有社會意義，對宣傳歷史起很大作用，但未必可稱之為學術論文，這一點要清楚。嚴格地講，這種寫作不能叫做科學研究，好的教科書，可能比一篇論文影響要大，比你解決一個小問題的論文價值要高。影響大，價值高，說明是好教科書，可是，它不是論文。論文和一般讀物不一樣，不然的話，論文的標準便沒有了。過去，抗戰(zhàn)期間，湯用彤先生對研究生講話，就曾發(fā)表過這種意見。湯先生說："嚴格地說，只有資料，哪怕是豐富的資料，而沒有從中研究出創(chuàng)新的說法，這還不能算論文"。收集資料固然很重要，也是科學研究或寫論文的第一步，但還不是論文。
四
王先生對治學的精彩論述使我們受益匪淺。先生學識淵博，不僅對先秦史用力甚勤，對社會史、民族史涉獵頗深，對史學史也很關注，曾寫過幾篇有份量的論文。于是我們請先生談一談對史學史這門學科的看法。先生欣然同意--
我對史學史沒有系統(tǒng)、深入地進行研究，但史學史確是十分重要的學科。在概念上，"史學史"與"歷史"不同，與"史學"也不等同，"史學史"應當是"史學"發(fā)生、發(fā)展、變化的"歷史"。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當了解史學史的基本知識，了解史學發(fā)展的進程。對于中國史學史所研究的某些熱點問題、重要的人物及其著作，我有所關注，1962年在《文史哲》雜志上發(fā)表過《試論劉知幾是有神論者》一文。現(xiàn)在回憶那篇文章，好像是在學術界紀念劉知幾一千三百周年誕辰活動之后寫成的。劉知幾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史學家，這是大家都承認、無異辭的。但他畢竟是一千三百多年以前封建時代的人物，有著時代的局限性。不能一說他好，就盡量地予以拔高。這種傾向有一個時期很流行，比如對歷史上農(nóng)民起義的領袖，歷代史書上一般都是誣蔑、貶斥，解放后史學界才改正過來，可是又往往矯枉過正，甚至連那時農(nóng)民起義領袖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事實也不予承認，將之拔高到不適當?shù)某潭?。同樣，對史學家劉知幾也多少出現(xiàn)了這種"矯枉過正"，在紀念劉知幾一千三百周年誕辰的氣氛中，寫起文章來，有可能會"言過其實"。我個人審視劉知幾《史通》的有關議論，覺得他沒有在理論原則上懷疑和否定鬼神災異，只是批駁漢儒對災異的具體應驗解釋的不確，還算不上無神論者。這個觀點與學術界許多時賢的見解不同，問題還可以討論，但搞史學研究，就是要求各位學者有自己的獨立思考，才能推動史學在整體上的進一步發(fā)展。
王先生已近望九之年，作為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的見證人之一，我們請先生對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前景作一展望，先生說--
一代有一代的學術，學問一代勝一代，這是學問的發(fā)展規(guī)律。比如訓詁屬于漢學，在清代很突出。到了民國時候，又有古史辨派，解放以后又有馬列主義新的歷史科學。一代比一代有新的東西，這也看出歷史科學是在發(fā)展?？墒俏覀兘^對不能低估過去，不能否定過去，新的成就是在過去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把過去否定，罵得一文錢不值，不行。如果沒有過去，肯定達不到現(xiàn)在這個水平。學問這個東西，后來居上，學如積薪嘛。社會一切問題都是這樣的，看問題要從發(fā)展上看，所以，歷史學的前進也是一代比一代高，一代比一代好，一代超過一代。學問研究還是得靠青年，歷史科學真正的締造者還是在青年一代人的身上，青年人才是今后歷史學的發(fā)展方向，所以寄希望于青年一代，一代勝一代呀。清人趙翼的詩："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shù)百年"，這是合乎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
聽王先生談治學，是難得的享受。先生的治學，厚積薄發(fā)，臻于化境，如同釀酒，愈久愈醇。王先生目前的寫作計劃里還有兩部書稿、多篇論文正等著他完成呢！王先生八十壽辰時曾作詩兩首以表心志："八秩隆登底事為？一生跌蕩幾安危。文風不慣隨波轉，學海滔滔一釣垂。""虛度韶光八十秋，蕭蕭白發(fā)漸盈頭。前程尚有奔馳日，莫任余輝泛泛流。"我們由衷地祝愿王先生早日完成寫作計劃，為學界奉獻更多的傳世之作；我們也衷心地祝愿王先生身體健康，壽比南山。
（原載《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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