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林
早在1946年1月25日，中共在陪都重慶的《新華日報》上，就曾載文贊揚梁漱溟先生在國民黨政府召開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前夕，一次茶話上的發(fā)言：“政府應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缎氯A日報》認為，梁先生講的是真理，反映了人民的心聲，“全國人民高舉雙手，贊同梁先生的這種表態(tài)。”
當1947年重慶發(fā)生“六一事件”時，一些民主人士、進步新聞工作者、學生、工人相繼被捕，梁先生在白色恐怖中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積極進行營救。也就順理成章，勢所必然。
震驚中外的“六一事件”
1947年6月1日深夜，重慶國民黨當局出動大批軍警憲特，以捏造的“反對政府，煽動學潮，擾亂社會秩序”等罪名，對進步人士進行大搜捕，數(shù)百名無辜者身陷囹圄，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六一事件”，僅《民主報》被捕的記者、編輯和其他工作人員及印刷廠工人就多達30余人。
次日清晨，民盟重慶市支部主委鮮特生（“民主之家”———“特園”的主人鮮英）緊急召集工作人員章培毅、楊復全（鮮英外孫）商討對策，決定立即電告南京藍家莊民盟總部，報告情況，請示應對辦法。剛撥通電話，鮮特老才說一句“重慶昨夜大逮捕”……話猶未了，電話中就傳出兇神惡煞的吼叫：“不許通話，不然對你不客氣?！憋@然電話已受到特務監(jiān)控，他們只得另想他法。鮮英找重慶市長張篤倫要求釋放《民主報》被捕人員（鮮兼任《民主報》社長）。張篤倫說這次行動牽涉面廣，是高層直接指揮的，市府無權過問。旋即，鮮英派楊復全趕赴李子壩固廬，去找他當川軍師長時的老友、時任重慶警備副司令的李根固幫忙設法放人。李對來人說：“你回去告訴特生兄，警備部一切是孫元良（重慶警備司令）說了算，我這個副司令快要下臺了，情況特生兄是清楚的，此次行動是長官公署蕭毅肅（筆者注：公署副主任兼參謀長，抗戰(zhàn)勝利，代表中國政府在芷江接受過日本投降，此人是何應欽手下的“紅人”，非常驕橫，學潮中筆者作為記者曾與之打過交道）與孫元良干的，我實在幫不了忙，形勢緊張，叫他自己珍重?！?nbsp;
一籌莫展之際，大家想起了辭去民盟秘書長，尚擔任盟中央常委的梁漱溟先生住在北碚，他在國共和談中斡旋，與國民黨高層人士常有接觸，且于國內外均屬有影響的人物，加之梁先生跟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主任張群（岳軍）是老相識，便于談話。鮮特老考慮到梁先生曾公開宣稱不再管民盟的事，他未必肯出山，而楊復全則認為梁先生乃民盟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最負責的人，當此危難之時，他不會不出來解救。經大家取得一致意見之后，6月3日楊復全被奉派前往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這時梁先生正用午膳，聽完情況后，便囑咐夫人陳樹棻準備洗漱用具，馬上與楊復全一道乘車趕赴“特園”。當晚，鮮、梁二老仔細分析了情況，梁先生迅即擬就一份個人書面談話稿，囑楊復全急送《大公報》經理王文彬，請務必于次日見報。
6月4日一早，山城人民驚喜地讀到了梁漱溟先生的公開聲明：“本人因連年從事國共和談，毫無成效，現(xiàn)和談已經破裂，因此辭去民盟中央秘書長職務，退出政治環(huán)境，回渝專力繼續(xù)完成我的《中國文化要義》著述，不再從事政治活動。但此次重慶軍警當局，卻任意虛加罪名，將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社人員全部逮捕。根據政協(xié)決議及蔣委員長四項諾言，民主同盟屬于合法之政黨，‘民主報’的所有言論，一貫遵從民盟之政治主張，即和平、民主、團結、統(tǒng)一之原則。‘民主報’全體工作人員，是在民盟中央領導下從事宣傳工作，今竟無故而被國民黨地方軍警逮捕，本人為民盟中央主要負責人之一，處此非常局面，本諸‘臨難毋茍免’的準則，決定義無反顧的站出來，肩負起我應負的責任，向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交涉，立即釋放非法逮捕之‘民主報’全體員工，早日恢復和維護他們的人身自由權利……”因此，營救工作始于被捕盟友，按梁先生的想法和作法，不論是盟員、中共地下黨員和一切無辜者都應盡力營救。
6月4日上午，梁先生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找主任張群和秘書長劉壽朋，交涉釋放《民主報》被捕人員。張群向梁先生解釋：“‘六一’行動是最高層指示的全國性統(tǒng)一行動，目的在于維護地方治安秩序，肅清匪諜，防止共產黨分子在后方制造暴亂的必要行動，至于被捕人員，須經治安單位審查后，如無問題定當予以釋放，《民主報》人員亦不例外，我會先告之經辦單位，早日審理，若無問題，早日釋放，請梁先生放心。”并言明他近日要去南京開會，以后有什么事情請梁先生找劉壽朋秘書長；而且當面交代劉壽朋將今天的談話轉告蕭毅肅和孫元良。此次交涉結果使鮮英非常高興。
梁先生迅即將營救情況致函南京民盟總部主持日常工作的羅隆基與周新民。6月5日又給正在上海的黃炎培去信通報情況。
6月4日下午，《大公報》經理王文彬專程來“特園”拜訪梁漱溟，詳談他所了解的大逮捕情況，特別提到各報的記者、編輯已有多人被捕，請梁先生再次會晤當局交涉時，代為幫忙呼吁一下。梁先生慨然允諾，并在第二次與劉壽朋會見時，除催促平日釋放《民主報》被捕人員外，還著重提出各報被捕的記者、編輯及其他民主人士。梁先生又對蕭毅肅說：“捕人太多，對政府沒有什么好處。”蕭表示：“政府定依法辦事，經過審查若無問題，我們會放人的，但共黨分子除外。”梁先生當即嚴正指出：“《民主報》人員我可保證不會有共產黨的。”經過梁先生幾天的交涉，據理力爭，獲得初步成功，這次《民主報》被捕同志除唐弘仁、李康、舒軍、張真民、余揚明、龍圣夫、張明泛等7位主要工作人員以尚需繼續(xù)審查外，其余報社職員、印刷廠工人全部獲釋，6月12、13日分兩批由鮮英派“特園”工作人員章培毅、楊復全到中山三路重慶警司將被捕的同志們接回。第一批獲釋的有《民主報》校對杜凱、唐曉卿、周韋和工人趙治平等21人；第二批有侯旭初、龐洽民、吳德樞、陳永川、萬作良、杜群生等6人。另外數(shù)人如報社印刷廠代廠長李揚波等已先由其親屬托人保釋出獄。
重慶陷于白色恐怖的同時，成都的民主人士亦未能幸免，梁先生在重慶為營救而奔走之際，也牽掛著在蓉被捕的范樸齋（民盟中委、民盟成都市支部主委）等同志。根據范樸齋獄中日記記載：1947年6月3日“……季瓊（范樸齋夫人）帶來漱溟、任之電，囑余地向鄧（筆者注：指當時的四川省主席鄧錫侯）洽商請釋放盟員，豈知余且在捕中何由洽請?！庇?月21日日記：“新中國日報專電，李幼椿致邵力子函，已接漱溟函稱予（指范樸齋本人）等無放被捕至今未釋，請設法營救以重人權。此函由周謙沖交邵，邵已交岳軍（即張群）云云。”
到了6月14日，重慶《大公報》刊出“本報訊：6月1日被捕之記者、學生，警備部又釋放14人，本報記者張學孔、新民報記者周亞君，世界日報記者王國華、皮鈞濤，民主報萬作良、吳德樞、杜群生、陳永川、侯旭初、龐洽民、華僑工商學院李盛新，儲材中專范慧民、丁良正、何質等。而本報記者方蒙、采訪主任曾敏之仍在拘押中?！?/P>
當《民主報》已獲釋放的同志回到報社之后，社長鮮英和胡克林、黎又林等籌集了一筆錢，在兩天之內按人發(fā)給路費和生活費，很快將他們疏散，迅速離開重慶，以防發(fā)生意外。梁先生估計沒放的幾個人，可能是時間會遲一點，問題不會很大，于是返回北碚。幾天以后鮮英又到重慶警司詢問唐弘仁、李康等7位同志何時放出時，答復是：“這幾個人問題尚未審結，暫時不能釋放?！?/P>
從7月份開始形勢更加緊張，國民黨政府的“戡亂總動員令”頒布后，重慶軍警特務又再一次開始了鎮(zhèn)壓行動，《民主報》尚在押的唐弘仁、李康等7位同志，已被押往渣滓洞集中營。
營救雖然未獲得完滿的結果，但通過梁先生等人的多方奔走，救出了眾多的革命志士，僅《民主報》就救出了絕大多數(shù)被捕員工，特別是工人中就有近10名中共地下黨員。
1947年秋，成都被捕的范樸齋先生，經過梁漱溟等人多方設法營救，終于獲釋。此時，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因適應反動政府的所謂“戡亂”而改為西南綏靖公署，朱紹良任主任。
為繼續(xù)營救尚囚禁于“渣滓洞”監(jiān)獄的革命志士，梁先生約請已恢復自由的范樸齋先生來渝，住北溫泉公園，以便協(xié)同開展營救活動。 其原因是抗戰(zhàn)前，朱紹良任甘肅省主席時，范樸齋任省府秘書長，后作平涼行政專員，兩人有過交往。由于范樸齋的特殊地位與關系，1949年金秋，范樸齋與鮮英就曾秘密計劃策反重慶市長楊森和瀘敘司令劉樹成（劉湘之弟），活捉蔣介石，事未成。
營救資助過《挺進報》的雷子震
雷子震，重慶人，出生在一個富有之家，少時就讀于山城某貴族學校，后去香港新聞學院深造，曾在胡愈之、范長江主持的國際新聞社工作，接受過進步思想的薰陶。1941年12月25日，日本侵略者強占香港，他參與護送民盟機關報———《光明報》社長梁漱溟先生安全撤回內地。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雷子震回到重慶與馬來西亞華僑富商之女、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的關愛仙女士結婚，由梁漱溟先生為其證婚。
后來，雷子震在重慶蒼平街（今鄒容路）三聯(lián)書店工作時，結識了中共地下黨員劉國志（小說《紅巖》中劉思揚的生活原型），并一起秘密收聽新華社廣播，創(chuàng)辦《河山報》，悄悄地在進步將領楊杰將軍辦的現(xiàn)代書局印刷出版。一次劉國志對雷子震說：“‘上級’有意在《河山報》基礎上，改辦《挺進報》以擴大影響，但是缺少經費……”次日，雷子震將妻子關愛仙結婚時的金銀等貴重嫁妝變賣成一筆數(shù)目可觀的錢，交給劉國志作為《挺進報》辦報經費。
與雷子震經常保持聯(lián)系的另一中共地下黨員趙德勛由梁先生長期掩護，在北碚勉仁書院與馬華滋（地下黨員）等編印《挺進報》。
1948年7月14日，雷子震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先關押在重慶較場口附近的老街32號（屬軍統(tǒng)的“二處”），后移送渣滓洞集中營。
小說《紅巖》中有渣滓洞獄中難友們，為龍光華烈士（其生活原型為新四軍合川籍戰(zhàn)士龍光章）舉行追悼會的描述，挽聯(lián)“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還家?！本褪抢鬃诱鹪讵z中含淚寫成的。
雷子震被捕后，梁先生親自為之奔走進行營救，并介紹其妻關愛仙到重慶捍衛(wèi)中學教英語。
在“戰(zhàn)犯求和”背景下的1949年1月5日，梁先生致函民盟主席張瀾，認為和談首要是當局應釋放政治犯。張瀾有同感，趁張群往上海虹橋療養(yǎng)院拜訪時，張表老就當面提出釋放政治犯問題。張群親口承諾回川馬上放人。經梁先生向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二處處長徐遠舉等力爭，雷子震于2月下旬保釋出獄。解放后老雷在重慶市公安局任偵察員，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摘帽。后任廣州《羊城晚報》記者、兼任《信息時報》、《創(chuàng)業(yè)者》等報刊記者，現(xiàn)已離休。
1949年的大營救
1949年元旦，蔣介石發(fā)表下野文告，代總統(tǒng)李宗仁妄想以“和談”挽回已去的大勢，遂請民盟主席張瀾（表方）出面轉求于中共。張表老說：你們如果有誠意，首先就應釋放“政治犯”，特別是大批關押在重慶渣滓洞集中營的。國民黨方面表示可以釋放民主同盟的被捕人員，并要求提供名單。
根據具體奔走營救一事的民盟中委范樸齋1949年3月21日日記：“午后六時岳軍約談?！劸》?，均已窺之有頹然之意。對釋放同仁事，予未有表示，到是他先說，已決定要放。他要我開個名單給他，我只答應開前年（1947）六一成渝被捕者的名單，且以私人開給他，這是尊重獄中同人之意也?！?/P>
曾積極參與營救活動的馮克熙先生（原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回憶：“主其事者，是張表老（張瀾）；具體奔走者，是范樸齋先生；積極襄贊者，是鮮特生（鮮英）、梁漱溟、潘大逵、胡克林先生?！睘槭裁础熬唧w奔走者”是范樸齋先生呢？這要穿插一段背景材料：30年代范樸齋由甘肅省政府秘書長調任平涼行政專員時，與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將軍相識，二人對國是見解投契，后因“雙十二事變”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對蔣介石進行兵諫，張學良為蔣所困，范因奔走呼號營救張學良而涉嫌，于蘭州被捕，獲釋后困居北平。
抗戰(zhàn)興起，張群任蔣委員長重慶行營主任，起用范樸齋為行營參議，繼后張群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范又被其任命為省府編譯室主任，兩人有較深的交往。
為提供被捕人員名單，范樸齋由滬專程來渝，與梁先生商討。梁漱溟極力主張趁此機會，將所有受難的同志盡力爭取營救出獄。不僅僅是被捕的盟員，連同共產黨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只要是知道名字的，一律要求釋放。這是當時參與其事的《民主報》經理馮克熙在“特園”當面聽梁先生講的，與國民黨重慶當局交涉也是照此辦理的。
1949年3月下旬，梁漱溟與范樸齋為釋放盟員問題已見過張群，對方又要他們正式提出名單，以便按名釋放。范樸齋曾問渣滓洞出獄的雷子震知道多少被關押人的名字。雷子震說：“我入獄時規(guī)定編號，我是339號，其他人認識了解的不多?！绷合壬褧缘妹值娜吮M量開列出來。于是，他寫了羅克汀、余揚明、劉國志等30多個人。梁、范二公又將成都在押的政治犯楊伯愷、王伯高等共37人一并于3月26日再次將名單面交張群。28日名單到了主管渣滓洞集中營的徐遠舉（小說《紅巖》中的殺人惡魔徐鵬飛的生活原型）手上，他就叫嚷這個名單不行，說“劉國志、蔡夢慰、程謙謀明明是共產黨，怎么是民盟的呢？”徐遠舉對范樸齋先生說：“名單中的共產黨員不能釋放。”29日，梁漱溟、范樸齋再次面見張群和徐遠舉，梁公義正辭嚴的講：“要和談就該表現(xiàn)誠意，釋放政治犯是和談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應一律釋放?！狈断壬鷲琅卣f：“關押了多少人你們清楚，卻出難題要我們開列名單，現(xiàn)在開了名單又節(jié)外生枝，名單是我們開的，我們負責，放人不放人，權在你們?！睆埲貉劭辞閯荩槐惆褑栴}搞僵，急忙答應“斟酌，斟酌?！苯涍^不懈的斗爭，終于在3月31日，田一平、羅克汀、李康、余揚明、唐弘仁（解放后任過貴州省政協(xié)副主席）、龍圣夫、孫文石、劉慕宇、張真民、張大昌、舒軍、屈楚、顏士奇、王穎永、周特生、仲秋元（國家文化部副部長）、唐珍潤、周世楷、張明泛、藍國農、熊鴻嘉、何舒杰等28人獲釋（其中共產黨員8名）。 因為原交名單為37人，范樸齋問徐遠舉：“未釋之人何時放？”答：“張群即去南京，等他回來再處理?！?/P>
1949年3月31日，李康等同志保釋出獄后，大多數(shù)人立即疏散或者投親靠友各走他方。李康和唐弘仁因為沒有去處而留住“特園”，其間，李康曾經代表保釋出獄的同志，前往北碚勉仁文學院，向梁漱溟先生表示感謝之意。
被釋放的28位同志當中，有多人被隱避在梁先生主辦的勉仁中學校辦農場內，出于安全的考慮，他們不久又分別去了上海、香港、農村或設法投奔解放區(qū)。
1949年5月17日，特務突然闖進“特園”抓人，當時唐弘仁因事外出剛到門口就被楊復全告知趕快離去，楊即躲入鄰舍，李康再次被捕關押于重慶警司羅漢寺看守所。鮮特老幾經交涉無效，直到8月17日又由梁漱溟先生親自出面保釋，楊復全持梁先生親筆信到左營街重慶警備司令部才將李康領回。
隨著時局的惡化，范樸齋先生帶梁漱溟給張瀾的信去了上海，梁先生回到北碚，未完之事托鮮特老繼續(xù)向當局交涉。不久，蔣介石到重慶作垂死之掙扎，瘋狂鎮(zhèn)壓又開始，鮮英（特生）已自身難保，則去北碚金剛碑勉仁書院梁先生處暫避，其他無法救出的革命志士，均于11·27大屠殺中，壯烈犧牲于“重慶中美合作”殺人“所”內的電臺嵐埡、松林坡、渣滓洞等處。
曾參與1949年大營救活動的同志，除張瀾、梁漱溟、范樸齋、馮克熙、鮮英（特生）、胡克林之外，還有2002年7月逝世于成都的張松濤、現(xiàn)健在重慶的楊復全以及趙一明、鮮恒（鮮英之子）等，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
摘自《縱橫》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