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畢業(yè)后,于1942年考入原國立桂林師范學院,就讀于教育系。1946年,師院徐寅初、周匡人(中共)兩教授介紹我參加中國民主同盟組織。加入盟組織后,我進一步接受了民主思想教育,明確參加民盟組織是為了在共產黨領導下更好地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斗爭,在我國建立一個人民民主主義國家。我的思想上得到很大的啟迪,精神是受到極大的鼓舞。
同年我從師范學院畢業(yè)后,長期從事教育和教學工作,在永淳、甘棠、南寧做過教師、主任、導師、校長,長期接觸教師學生。我以教師的身份、地位,利用講壇不失時機地結合教學宣傳民盟交給的工作任務。40年代中期,當地要我掌辦甘棠初中,我想方設法邀集一批品學兼優(yōu)的桂林師院的畢業(yè)生來校教學,其中有中共的、有民盟的,有要求進步的,一時學校頗有點聲譽,因而引起當地反動派仇視、打擊,揚言要鎮(zhèn)壓。在血腥籠罩恐怖下,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我開綠燈,讓幾位好教師打游擊去。對要求進步的學生,讓他們讀《論聯合政府》、《新華報》、《解放戰(zhàn)爭報》等,從來對學生民主運動都采取保護態(tài)度。
1948年我來到南寧高中工作,身近民盟組織,依然保持個人聯系,當時來與我聯系工作的同志是一位地下黨員,他給我的任務兩項:一是策反工作,先調查知識分子的狀況著重摸清他們的思想政治動態(tài);二是了解學校校產的存藏情況,并交咐有保護等接收任務,不容損壞。
1949年12月4日南寧勝利解放,全市人民興高采烈,慶祝解放。過幾天,我榮幸接受南寧市軍管會文教部派去接收南寧師院附屬中學,并委我為該校校務管理委員會主任。黨對我的信任,令我無限欣慰,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任重道遠,因而只有按軍管會文教部的布置,組織師生學習,動員師生回校上課,不久學校進行調整,當時把師院附中和國民中學合并成為今日南寧一中。
1950年南寧市召開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直至第四屆最后一次會議,我均榮幸當選為人民代表。至1954年代表改為實行普選,歷任普選代表,自己得到黨和群眾的信任,連做40多年的人民代表,感到無限光榮。因此回顧擔當人民代表期間,自己能密切聯系群眾,積極參政議政,為黨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受到嚴重破壞,法律被踐踏,人身無自由,作為知識分子的我,曾被沖擊、打倒、下放勞動改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撥亂反正,人民代表大會得到恢復。1980年6月召開南寧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我本人就在這次會議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八屆人代會召開我又被連選連任常委會副主任。市人大常委會在黨委的領導下,根據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責,認真履行職責,盡力而為,10年人大的工作復雜艱巨,不多羅列,僅談幾方面認為較滿意的:一是參與調研并解決了人畜飲水困難問題;二是新建學校及中小學危房修復問題;三是計劃生育;四是民族大道搬遷設施問題;五是掃黃(凈化文化市場);六是增撥教育投入,提高教育質量;七是參與治理南寧市臟、亂、差問題。上面的工作任務,都是我分工主管,又是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說人大工作成效,一是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二是人民群眾的發(fā)動;三是狠抓工作不放;四是注意總結經驗不斷改進工作方法。
1953年黨委調我到南寧市政協擔任專職副秘書長,協助秘書長處理會務,分管主持工商界人士的學習,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隨后各民主黨派通過整頓,黨委加強領導,工作逐步走上正軌,民盟南寧市委在50年代中期給我分擔宣傳部工作,從此社會活動日漸增多,應接頻繁。1960年組織調任我為市民盟副主任委員,擔子大大加重,特別是團結人,擴大知識分子隊伍不能簡單化,而是要深入細致,擺事實講道理,這方面我是很有體會的。
回顧半個多世紀以來,個人所走過的道路不是筆直平坦的,從組織到個人或從個人到組織,曾被折騰兩次;一是反右斗爭擴大化,二是文化大革命。兩次斗爭,民盟組織均被扣上資產階級或反動的資產階級組織,成員被扣上的帽子更多,什么右派,什么反動學術權威,什么漏網的反革命等等,肉體還受過種種折磨。盡管如此,我對黨的信念沒有變,對黨的感情沒有變,我始終跟著共產黨走。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中央堅持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知識分子各項政策,人心大快。我作為市民主黨派負責人,在黨委領導下,率領民盟南寧市委的機關干部積極深入成員家時,反復做思想工作,協助各級黨組織,最后把民盟成員中所有的冤案、錯案徹底平反,經過努力,組織恢復穩(wěn)定,成員心情舒暢,現在民盟南寧市盟員已發(fā)展近500人??梢哉f,目前統戰(zhàn)形勢是解放后最好的時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