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于1939年3月在南寧高中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曾擔任中共南高支部書記，并在南寧市和右江地區(qū)領導過學生運動和農民運動。1941年秋我考入廣西大學機械系學習。1946年秋我在廣西大學畢業(yè)后回南寧工作，從革命斗爭中與民盟發(fā)生了工作聯(lián)系。后調回廣西大學工作，中共廣西大學支部書記王兆南同志和桂林城工委書記陳光同志派我去領導桂林民盟組織，配合地下黨工作。現(xiàn)以查明，王兆南、謝之雄等同志也是先參加民盟，后參加中共的。解放前在桂林民盟中，有些交叉黨員發(fā)揮了領導作用。
開展返梧運動
1944年湘桂大撤退，桂林為日寇占領。廣西大學遷柳北、大榕江，我則休學回鄉(xiāng)準備打游擊。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廣西大學在桂林良豐雁山的校舍被日寇付之一炬，蕩然無存。而廣西大學建校時在梧州蝴蝶山的校舍則保存完整。但桂系頭子為了便于控制廣西大學，強令廣西大學從貴州榕江遷回柳州鷓鴣江，以破爛不堪的軍墾農場為校舍。我們的同學都已回來復學了。由于校舍和生活環(huán)境惡劣，引起全校師生員工不滿，強烈要求遷返梧州原廣西大學校舍上課，便爆發(fā)了“返梧運動”。當時廣西大學無共產黨地下組織，但有以原中共南高支部黨員、廣東東江進步同學、江浙進步同學為核心的進步力量在活動。我們則是要順應群眾要求，擺脫美蔣和桂系特務控制，要把廣西大學遷返梧州，這里接近廣東和香港，方便找黨和接受黨的領導。于是成立返梧工作委員會，具體領導“返梧運動”。經過各方面協(xié)調，推選出領導能力強而又不為特務所注意的廣東東江進步同學葉昭楠（葉浩），南寧高中進步同學馬曜元（馬云）為返梧工作委員會正副主任，同時派浙江進步同學何康同志（現(xiàn)任國務院農林牧副漁部部長）到南京總統(tǒng)府向桂系頭子李宗仁請愿。而曾被特務捕過的共產黨員則隱蔽在第二、三線進行領導工作。我們先在柳州市游行、示威、請愿、發(fā)通電，要求廣西省政府同意把廣西大學遷返梧州，吁請廣西各族人民支持我們的正義要求。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跑到柳州來阻攔，我們就拉著隊伍在街頭把他所在的柳州專員公署包圍起來，指著他的鼻子罵。我們在柳州天天游行示威，1個月后才把全校師生開往梧州，到了梧州市又天天游行示威，并派人到廣西各地宣傳、請愿和募捐。斗爭持續(xù)了幾個月，使由于發(fā)生了桂林“七九”事件和南寧“一•一五”事件，而變成死城的南寧、柳州、梧州、桂林又沸騰起來了。1946年春，國內局勢急轉直下，桂系和美蔣矛盾加深。桂系死硬派白崇禧當了華中剿總司令，李品仙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全國內戰(zhàn)局面已形成。我們?yōu)榱死霉鹣岛兔朗Y矛盾，進行各個擊破，決定結束“返梧運動”，同意將廣西大學遷回桂林將軍橋，廣西大學返梧運動是廣西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次運動中，中國共產黨黨員和中國民主同盟盟員肝膽相照，生死與共，并肩戰(zhàn)斗，體現(xiàn)了親密的合作關系。
參加“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運動
1947年10月以前，民盟還是合法的政黨，可以公開和半公開活動。當時在桂林的廣西民盟負責人是徐寅初、周匡人、歐陽予倩、張錫昌等，桂林師院教務長林礪儒、教授楊榮國當時都是盟員，他們在同學中威信很高，每次做報告都是座無虛席。1947年10月底，民盟被國民黨反動派打成非法組織，林礪儒轉移到廈門工作，周匡人等負責同志都已轉移，桂林師院已被迫遷往南寧，廣西民盟的工作由葉生發(fā)、鄭仲堅等同志負責。1946年，我從廣西大學畢業(yè)后回到南寧西鄉(xiāng)塘省立南寧高級農校當教師兼教務主任，通過我的同鄉(xiāng)和同學南武師范學校教師盟員韋德溥同志，認識了葉生發(fā)和徐教立同志（《廣西日報》民盟小組長），并在這個時期加入了民盟。1947年5月我調回廣西大學工作。當時馬曜元（盟員）是廣西大學學生會主席，李競生（盟員）是副主席。我一面參加馬、李領導的“反饑餓、反內戰(zhàn)、反迫害”的學生民主運動；一面與王兆南（黨員、盟員）同志發(fā)動組織教授會、講師會和各種同鄉(xiāng)會、校友會等支援學生運動。當時教授會由盟員張先辰現(xiàn)場負責，講師會由閉杰同志負責，助教會由宋光詡、莫劍威同志負責。1947年秋，上級黨委派陳光同志來桂林任桂林城工委書記，恢復了黨的各級地下組織，開展武裝斗爭。廣西大學地下黨支部書記是王兆南同志，從此桂林市的學生運動是在黨組織的直接領導下進行。
打入國民黨首腦機關，搜集情報
有一天王兆南同志問我有什么辦法能打入國民黨的省政府、省黨部、綏靖公署、省參議會，去搞策反，搜集情報和迎接解放軍入城工作。我建議通過民盟組織去搞工作，因為民盟成員的社會聯(lián)系面廣，在上層活動比較方便，王兆南同志經過請示上級黨委，同意我的建議，要我去領導桂林的盟員配合黨的地下工作。我就寫信給葉生發(fā)同志，請他到桂林來商量。當時局勢緊張，特務到處追捕民盟的成員，葉生發(fā)同志也在隱蔽活動，他于1948年暑假去香港民盟總部聯(lián)系工作，路過桂林即來找我，把桂林的民盟工作交給我負責。我請他將盟員的名單交給我。我回來找王兆南同志研究名單，建議對盟員也實行單線聯(lián)系。王兆南同志當天晚上去找陳光同志研究，決定要我與當時在省參議會議長李任仁當秘書的唐秘書（武鳴縣人，我的同鄉(xiāng)，壯族，名字已記不起）聯(lián)系；當時在桂林民族師范學校任教師的盟員植恒欽同志，在松坡中學任教的盟員吳天佑同志，在桂林科學館任館長的盟員梁廣源同志由我直接單線聯(lián)系。通過這四條線打入桂系的首腦機關，而不得直接進入這些機關。經過葉生發(fā)同志分別介紹我認識了上述三位同志，并和他們分別約定了聯(lián)系方法、地點和時間。從此我將民盟的地下組織完全置于中共地下組織領導之下，為黨的事業(yè)而戰(zhàn)斗。
在省參議會工作的唐秘書，是李任仁的私人秘書。李任仁是李宗仁的老師，是桂系的智囊。我們叫唐秘書去做李任仁的工作，要他棄暗投明，站到人民這邊來。唐秘書是官場中老練的政客，三教九流他都熟悉，他可直接和李任仁、白崇禧、黃旭初聯(lián)系。桂系國民黨省黨部的書記長、桂系特務頭子韋贄唐有時也來找他下棋。我們從他那里可以得到寶貴的情報資料，但也有危險性。我經常去找他，一見面就講壯話，親若一家人。有一次韋贄唐來，唐秘書把我介紹給韋贄唐，說我是他的“女婿”，我順勢就叫他“爸爸”。事后我問唐秘書，為什么這樣介紹？唐秘書說：韋贄唐是殺人不眨眼的特務頭子，和我有交情，今后如你有差錯落到他手上，他會看在我的面上給你開恩。從此我見唐秘書都叫他做“爸爸”?？上臀襾硗挥幸荒甓嗑筒」柿耍且晃缓眯娜?，為黨提供不少絕密情報和有價值的寶貴資料，而這些情報和資料都及時交給王兆南同志轉交上級黨組織。由于黨的努力，終于把李任仁爭取過來了。解放后李任仁成為民革廣西省委負責人，并任廣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由于李任仁的影響，逃到美國去的李宗仁終于回來了，這是黨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的勝利。
植恒欽同志有不少同鄉(xiāng)和同學在當時省政府和綏靖公署等機關任職，通過他們做了許多有成效的革命工作，并搜集到很多絕密的重要情報。但他進出這些有重兵把守的重要部門的次數(shù)太多，引起特務注意，被特務追蹤和抄家，處境很危險，他請求轉移到桂北縱隊去打游擊。我立即向地下黨反映，地下黨當天立即派陽九同志掩護他安全到達桂北游擊根據(jù)地。
梁廣源同志由于工作關系，與國民黨政府、省黨部里大小官員和大小特務混得熟，特別是他和桂系特務頭子、偽省黨部書記長韋贄唐是連襟關系，他可以隨時到偽省黨部韋贄唐的辦公室和臥室去，乘他不注意時翻閱絕密文件和記有黑名單的筆記本。搞地下工作要有高度革命警惕性，又要有大無畏的革命獻身精神。梁廣源同志為革命事業(yè)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策反工作，特別是搜集到很多有關桂系頭子的行蹤和反革命的行動計劃以及特務活動等絕密情報，為黨在迎接解放軍入城及做好保護安全工作方面的正確決策作出了貢獻?？箲?zhàn)勝利后，桂林科學館和廣西大學均遷回桂林將軍橋，相隔一個水塘。特務頭子韋贄唐無孔不入，有一次韋贄唐剛從梁廣源同志家出來，我就去找他聯(lián)系。梁廣源對我說：特務頭子韋贄唐觀察和了解廣西大學學生民主運動的情況，他剛從后門出去，你就從前門來了，如果碰了面，可能引起他注意，那就太不妙了。從此我和梁廣源同志的聯(lián)系都改在約定的地點和時間進行。而梁廣源同志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從不失約，歷史證明，他對革命事業(yè)是一片忠誠的。
發(fā)行革命刊物
當時中共地下組織在群眾中發(fā)行一種油印小刊物，叫做《愛青》（即愛國青年），傳達黨中央政策，鼓動青年起來革命。民盟也辦了一種油印小刊物叫《民青》（即民主青年），由植恒欽和吳天佑兩負責，內容是宣傳黨的城市政策，報道解放軍勝利進軍消息，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tǒng)治。植恒欽同志通過一些社會關系，從《群眾》、《新華日報》以及黨的地下刊物和香港的進步報刊等搜集一些材料，交給吳天佑同志編寫，然后交給松坡中學畢業(yè)班兩個學生（地下黨員）刻蠟紙，再交植恒欽同志負責印刷，由植恒欽、吳天佑兩人負責秘密寄發(fā)省內外各機關學校。經費來源由植恒欽、吳天佑兩同志籌集。他們常常通宵達旦地工作。這些“小冊子”動搖和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引起桂系特務的注意。有一次我到松坡中學找吳天佑同志聯(lián)系工作，剛坐下來不久，就碰上他的一個特務同鄉(xiāng)來拜訪他。這個人自稱在國民黨軍法處工作，說明他有權抓人，他以拜訪同鄉(xiāng)為名，問吳天佑同志最近看什么書，并在吳的書架、書桌上到處亂翻，實際上是來搜查。幸虧吳天佑的油印刊物放在一個爛蓬簍內，未引起特務注意。但在我坐的茶幾下面丟有幾本“小冊子”，吳天佑用眼色暗示我，我趁特務轉身搜查書架的機會，立即將那幾本書藏在身上，就借故告辭。這次特務來搜查雖然一無所得，但這個場面是非常驚險的。第二天吳天佑同志處理了那一批刊物后，就告訴松坡中學地下黨負責人，到三江游擊區(qū)去了。
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大逮捕
1947年暑假，廣西大學正在舉行期考和畢業(yè)考試。有一天，校長陳劍修上午還在監(jiān)考，下午兩點多鐘突然乘飛機飛往南京，引起大家的警惕。因我們從有關方面獲悉，陳劍修出掌廣西大學時曾同桂林當局及特務達成默契，其中有一條是：偽軍憲警要到廣西大學去捕人，事先必須通知他離開廣西大學，他在廣西大學時軍警不得進廣西大學抓人。這樣陳劍修就可以“一面當婊子，一面立牌坊”了。當天下午許多同志一考完畢業(yè)試就緊急轉移離校。馬曜元同志當時是廣西大學學生會主席，要把工作移交清楚才能走，當天晚上我約了十幾位同志好友在馬曜元同志的房里煮面食，決定食完后就上附近山洞過夜，看風聲行事，但到晚上9點多鐘，到桂林市各中學去發(fā)動群眾搞運動的李競生、廖茂金等幾位同志還沒有回來。晚上10點鐘左右我們接到市內緊急絕密情報說：今晚下半夜韋贄唐派梁學基帶領偽憲警一連人去圍捕廣西大學的共產黨員和民盟盟員，要我們立即轉移。我們立即通知有關同志轉移，外出未歸的同志則在他們的床位上留下紙條，叫他們勿在自己床位上睡覺，緊急轉移，并派二人到校外路旁隱藏策應外出的同志緊急轉移。這兩位同志等到半夜1點多鐘，未見他們回來，而看到幾輛裝滿荷槍實彈的軍憲的警車開過來，他們一慌就跑了！其實李競生、廖茂金等同志已從小路回校，一進房就摸黑上床睡覺，未看見紙條，結果他們從夢中被抓走。被捕的同學當時都不是共產黨員。據(jù)說李、廖二人曾以民盟的名義進行活動，后來才加入民盟。他們被捕后，我們一方面發(fā)動全桂林市大、中學生游行示威、請愿，要求釋放被捕同志，一方面發(fā)動以當時教務長何杰、理工學院院長鄭建宣為首的教授代表團去找黃旭初談判，要求釋放被捕的同學，結果他們被關了幾個月釋放出來了。
廣西大學同學被捕不久，校內出了一張通知說：奉綏靖公署和省黨部命令，要雷秉遵等8位民盟盟員在三天之內到訓導處登記自首，否則逮捕法辦。據(jù)了解這8位同學沒一位是盟員，特務們亂點鴛鴦譜，其目的是借以嚇人。據(jù)說這8位同學為了要大學文憑，都遵命去登記了，但沒有自首，因為他們當時既非共產黨員也非盟員。
李競生、廖茂金同志出獄后立即到桂北縱隊打游擊，并入了黨。廖茂金同志在游擊區(qū)被捕，慘遭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歷史是最可靠的見證人
1949年5月，左右江的滇黔桂邊區(qū)縱隊的領導同志多次來函、來電敦促我早日回去工作。我征得黨組織的同意并派黨員李祖立同志來接替我領導桂林民盟地下組織，我才回左右江地區(qū)參加領導打游擊工作。解放后我在武鳴縣人民政府任文教科長，兼任武鳴縣北區(qū)軍管會主任，后因工作需要我仍回廣西大學工作。
歷史是最可靠的見證人，廣西民盟是黨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的產物，她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在中共廣西地下組織領導下進行工作的。為了革命事業(yè)，我們共產黨員和民盟盟員，肝膽相照，團結在一起，戰(zhàn)斗在一起，共同努力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壯大自己，孤立瓦解敵人，最后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民盟在漫長的戰(zhàn)斗歲月里，不管經過多少次逆風惡浪，仍緊緊地團結在黨的周圍，并在黨的率領下去戰(zhàn)斗，這就是我們所走過的全部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