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秋，日本投降不久，我從云南昆明回到柳州，進《柳州日報》（當時叫《廣西日報》柳州版）工作，當時社長為羅培元（中共黨員）。離昆明時云南民盟的負責人周新民同志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昆明民盟支部也寫了一封關系轉移信，11月間我到桂林找盟的關系。當時周匡人是民盟組織的公開負責人之一，他又是我過去中大時的同學。我找到了他，把關系接上，再回到《柳州日報》工作。當時柳州還沒有成立盟的組織，我沒有參加過盟的活動。1946年春，《廣西日報》社社長石兆棠同志被免職，接著，《柳州日報》人事變動，社長羅培元亦被免職，許多地下黨員和進步人士隨之離開報社。我得到廣西省盟支部的同意，轉入桂林《廣西日報》工作。當時盟組織把《廣西日報》的政治情況向我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說這個報紙是桂系的喉舌，社長的政治態(tài)度是看桂系臉色辦事，他們既同蔣介石國民黨中央有矛盾，也反對中國共產(chǎn)黨，而對民盟及一些進步人士態(tài)度稍為好一些?？偩庉嫼罟鹧?，政治態(tài)度比較溫和，可以爭取。編輯主任楊訥維，是我們盟的同志。副經(jīng)理陳學涵、編輯成梅坤是軍統(tǒng)特務，對他們要警惕、提防。
進了《廣西日報》，我擔任副總編輯，在盟組織的領導下，我們開展了一些活動和斗爭。首先在人事方面，我們介紹了一些地下盟員和地下黨員進入《廣西日報》工作，如介紹盟員丘林、黃朝中、方亢（也是中共黨員）當編輯，介紹了林慧珍（中共黨員）當資料員。在電訊上多采取中間態(tài)度的新聞報道，對中央社發(fā)布的比較反動的電訊，盡量不予采用，有時還把從新華社收聽到的一些重要電訊加以改頭換面，以“本報特訊”的名義在報上發(fā)表。在副刊或專欄，多選登一些有民主傾向的文章。標題上盡量保持中性一些，如不標“共匪”，而標“中共”。在社論方面，還組織了一個社論委員會，吸收一些地下黨員、盟員或進步人士參加，記得當時參加社論委員會的有張錫昌（盟員、黨員）、林礪儒（桂林師院教務長）、曹伯韓（教授）、楊榮國（盟員、黨員）、張畢來（盟員、黨員）、吳克清、侯桂炎、張健甫、李微（當時的《廣西日報》社長）等人?！稄V西日報》的社論或專欄文章，大多數(shù)是由他們執(zhí)筆的。
隨著國內(nèi)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制造的內(nèi)戰(zhàn)愈演愈烈后，桂系態(tài)度也變得越來越惡劣。他們既對中共加緊防范、迫害，也對民盟和一些進步人士進行打擊。在《廣西日報》內(nèi)部雙方也展開了斗爭。最明顯的是軍統(tǒng)特務陳學涵和成梅坤開始對我們進行迫害。成梅坤是個編輯，在電訊選擇和標題上，盡量選一些露骨反共的電訊，標一些辱罵共產(chǎn)黨的標題，當通不過我們的時候，則又采取相反的手法，把標題標得十分“左”，故意搗蛋。他們還把我們的言行表現(xiàn)向特務機關匯報，到偽省主席黃旭初處去告我們是“民盟分子”，是“危險人物”，并在行動上經(jīng)常盯梢我們。
特別有一次，那是1946年5月間，桂林師范學院舉行五四運動紀念大會，盟的負責人歐陽予倩、靳為霖等在會上發(fā)言，揭批美國輸入的救濟物資——面粉，是有政治目的的，是為了通過小恩小惠，控制中國，把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第二天桂系特務頭子梁學基以“趙大公”的筆名寫了一篇報道，誣蔑歐陽予倩、靳為霖在五四運動紀念會上的演講，歪曲為美國面粉有毒，叫大家不要買來吃，要《廣西日報》發(fā)表。社長李微略作刪改，刪掉了歐陽予倩的名字，把它發(fā)表在報紙上，引起了社會上的不滿，說《廣西日報》不應發(fā)表這樣不符合事實的消息。民盟支部委員會開會研究，決定以靳為霖名義寫一封信，駁斥趙大公寫的報道完全是誣蔑之詞，交給我以“來函照登”名義在《廣西日報》發(fā)表。當天晚上我值班，把這封信作為重要消息排版，但第二天早上看大樣時，發(fā)現(xiàn)這條消息不見了（是軍統(tǒng)特務陳學涵叫工人抽掉的），我即叫工人把它補上。第二天報紙發(fā)行后，桂系特務頭子梁學基大發(fā)雷霆，罵《廣西日報》喪失政府立場，為異黨張目。自此以后，我們就受到歧視和排斥，隨著局勢的每況愈下，我首先被解除了職務，離開桂林。不久丘林、方亢、彭燕郊等被抓去坐牢，楊訥維被迫出走，黃朝中、侯桂炎等人，后來也辭職離開了桂林。
1946年春到1947年春，我在桂林的一年時間里，參加過幾次民盟廣西省支委會議，會議地點多在徐旭（寅初）同志家里舉行。每次會議，討論的主要問題是當時的形勢。主任委員為歐陽予倩，組織部負責人為徐旭、周匡人，宣傳部負責人為張錫昌、靳為霖。當時盟辦的《民主》周刊（桂林版），辦了幾期，即被國民黨當局查封。桂林設盟分部，我當了一段時期的分部主任。1947年春我離開桂林時，由韋林接替。1946年下半年起，由國民黨一手制造的內(nèi)戰(zhàn)愈演愈烈，桂系反動面目越來越暴露，盟的負責人歐陽予倩、張錫昌、周匡人等先后被迫離開桂林，有的去上海，有的去香港。我也于1947年春轉移到了香港，后來到了馬來亞和新加坡，繼續(xù)從事盟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