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00年庚子二月生在廣東佛山鎮(zhèn)。祖與父都是中醫(yī)。父親40歲以后，收入頗豐，但他既不開商店，又不買田地，只愛玩古董書畫。身后剩下來的是一大堆假古董。我在私塾念了幾年書后，因為父親不愿供給，14歲便出外投考公費的學校。在黃埔學校5年余。將要畢業(yè)，因鬧風潮而被革除，所以我一生連一紙小學文憑也沒有取得。
1920年流浪到上海，在一家私立的學校教國文，藉以糊口。
1924年至1927年，正是國內革命浪潮洶涌澎湃的時候，而我還是平平常常地在學校當教員。既不敢參加共產黨，又不想參加國民黨。“四•一二”蔣介石叛變的時候，我正在桂林第二師范學校，校長裴邦燾及許多青年男女被屠殺。國民黨反動派這種野獸般的行為，給我很深刻的“教育”，使我從此堅決地不向他們謀名謀利，堅決地不“助紂為虐”。但對于革命之道仍然毫無認識，沒有參加革命的勇氣。
1927年5月返抵廣州。從1928年，由陳汝棠介紹，先后在高明縣合水鄉(xiāng)小學、中大附屬中學、東莞縣石龍鎮(zhèn)私立中學當教職員。在后兩個學校時，都因為愛說怪話，同“上司”意見不合而被排斥。
1928年，在廣州結識了杜君慧和金奎光，并從奎光學習日語。君慧勸我多看馬克思主義的書籍?？戳诵┤毡境霭娴摹渡鐣髁x講座》之類，不辨真假馬克思主義，對托洛斯基也發(fā)生過景仰。
我最喜歡看魯迅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雜文。他對形形色色的官僚紳士和高等華人，給以無情的揭露和深刻的諷刺，往往使我邊看邊笑，看了又看，百看不厭。我的床頭經常放著幾冊魯迅作品，臨睡之前，必翻開來看，看到眼疼就睡覺。魯迅給我影響很深，幾乎以其所是為是，以其所非為非。
1931年，李任仁做了廣西教育廳長，約我回桂林工作，并囑我物色思想進步的人。當時，李、白標榜反蔣，李任仁是國民黨左派、白的老師，滿以為廣西大有可為。于是邀請曾在中大附中共事的，也是景仰魯迅的張海濤到南寧，我做秘書，他做編輯科長。又介紹海濤到官辦的《民國日報》做副刊編輯，在那里鼓吹“普羅文學”。王公度、韋永成對此表示不滿，我于是憤然請假赴上海去了。
1932年至1933年，在上海過著亭子間的生活。應該感謝李任仁，他繼續(xù)把我的月薪寄到上海，使我得以專心讀了些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當然，由于沒有革命的實踐，理解很少。
這期間，杜君慧介紹我參加了左翼作家聯(lián)盟，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參加政治性的團體。潘梓年和丁玲被捕后，常來的人都不見面了。我就轉赴廣州，住在陳汝棠家里。
1934年1月，我和盛此君、陳汝棠到了日本東京，仍在看些日文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我們住在目白驛。先結識了一個每天推板車上街賣菜的高田正。之后由他介紹一個名叫山田惠子的幫助我們學習日語，同時料理家務。經過一段時間，彼此相當了解之后，隔十天八天，就有幾個青年來和山田談話，大概是開小組會吧。他們有時也和我們談談，教我們日語。8月間，山田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捕了，供認是在我們這里做工的，特務便來搜查她的行李，倒沒有搜出什么。但發(fā)現(xiàn)我們的書刊大都是談社會主義的，尤其觸目的是一套馬《克思一恩格斯全集》。因此引起了特務們的懷疑，追問女工是怎樣來的。
我害怕被追蹤下去，但一時又想不出好辦法，就佯言是某天在《朝日新聞》登廣告征求的。第二天，特務們又來了，兇惡地斥責我說謊，并言山田已供認是一個上街賣菜的人介紹的。他們沒有追問賣菜人的名字，可能高田正也已被捕。特務們把我們屋里的一切東西認真搜查，忽然看見一張“帥云風”的名片，立刻找?guī)泚聿閱?。帥證明，我們不是共產黨，特務們敷衍幾句就走了。但要我們如果離開東京到別的地方時，須通知附近的警察派出所。以后一兩天就有警察來和我們攀談，實則是窺探有什么活動。我們是到了東京才認識帥云風的。從廣州動身前，何彤把他介紹給陳汝棠，說帥留日多年，語言流利，情況熟悉，可做向導。我到東京后，只和他來往過幾次，并不知道其底細。這事件發(fā)生后，才明白他原來是和日本特務勾結的。
10月底，離日回廣州，仍住陳汝棠家。不久，廣西師范?？茖W校要我去做教務主任，并物色幾個好教授。我和何思敬、鄧初民等商量，他們認為利用李、白和蔣介石的矛盾，向青年們灌輸一些新思想，還是有益的。
1935年，陳望道、馬哲民、鄧初民、熊得山、夏征農、施復亮等先后到了師專學校。他們講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和社會科學，大受青年們歡迎。不久，就發(fā)生斯派和托派的斗爭。教師方面以陳望道和熊得山為領導，在課堂上公開批評托派分子施云的講義。學生方面，地下黨員陶保垣等領導一群進步青年，秘密組織“反法西斯同盟”，和王公度布置的特務學生楊堅、李志誠等對抗。學生都不去聽施云的課，他就無可奈何地滾蛋了。但這件事必然會有人向李、白告密的。其后師專學校之被解散，陶保垣、崔真吾等之被捕槍斃，這次事件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1936年4月間，李任仁使人通知我：現(xiàn)正醞釀粵、桂、湘三省聯(lián)盟，成立抗日反蔣政府，要我到南寧一行。我到南寧不久，作為救國會的代表何思敬、杜君慧、楊東尊等先后來了，十九路軍的頭目李濟深、蔡廷鍇也來了。分配給我的工作是起草文件。
以前，我和李宗仁并不認識，白崇禧也只是1931年在李任仁處曾見一面。此時為了工作關系，由李任仁介紹我參加他們用以反蔣的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同志會”。這同志會的綱領抄襲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一部分，對于“三大政策”則只字不提，實質上“革命”的氣味微薄得很。但我當時滿腦子的幻想，竟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后來我才弄清楚，這同志會的人完全是同床異夢。其中的李任仁、陳劭先等幻想靠它來反抗蔣介石；潘宜之、邱昌渭則利用它來升官發(fā)財；王公度是從中搞小圈子，企圖掌握大權；李、白呢，藉此來使軍政干部對他們效忠。1937年10月間，王公度事件發(fā)生，李、白就把這組織解散了。
所謂“六一運動”揭開后，何鍵臨津退縮，陳濟棠不過數(shù)日便被余漢謀推翻，李、白孤立彷徨了一段時期，終以力量微弱而不得不向蔣介石妥協(xié)。李濟深和蔡廷鍇為了此事大不高興，憤慨離開南寧。
所謂“六一運動”，完全依靠地方軍閥如劉湘、龍云、閻錫山等的互相勾結，對于革命力量根本就不敢接近。而這些軍閥，又皆是看風使舵的角色，其轉瞬消滅是當然的。在廣西搞出一個比較進步的局面的幻想，至此完全破滅了。
師范?？茖W校被解散后，師生職工全部并入廣西大學，我和陳望道等就跟著進廣西大學任職。還不滿兩個月，為了施復亮對學生批評廣西政治之不行，李宗仁大不高興。又因為這批“左派”教授都是我引來的，對我也大不滿。我于是辭職，和施復亮同赴廣州。
我轉赴香港，同李章達、何思敬、陳汝棠、陳希周等組織“抗日救國會華南區(qū)總支部”。具體聯(lián)系群眾的工作，都是由連貫、饒彰風、杜君慧諸同志負責。
1937年11月，救國會的同志要我返桂林從事團結抗戰(zhàn)的工作。1938年初，曾到武漢、潢川、六安等地，想找點工作。但李宗仁對我很冷淡，其身邊的謀士，爭權奪利，視我為異類。3月間就回抵武漢，往來于沈衡老、李濟深諸公之間。5月間，李任仁邀我一道返桂林。
武漢撤退后，胡愈之、范長江、楊東尊、夏衍、張鐵生、姜君辰、張志讓等許多文化工作者都聚在桂林。所辦的事業(yè)有《救亡日報》、國際新聞社、《國民公論》、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等等。我這時的主要任務是把這批文化工作者介紹給李任仁、陳劭先，通過李、陳，和桂系頭目搞好關系。
當時李克農任八路軍駐桂辦事處主任，實際上領導著在桂的進步事業(yè)。到了皖南事變發(fā)生，八路軍駐桂辦事處被迫撤消，李克農臨走的前夕，來我住處，囑咐我盡力幫助左翼人士撤退。又把一大捆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書籍贈給我。
1941年2月間，桂林的情況已惡劣到頂，《救亡日報》和《國民公論》被迫?？瑖H新聞社也岌岌可危，張鐵生、范長江、姜君辰、夏衍、楊東莼紛紛赴香港，李一氓從皖南逃至桂林，無處容身，由李章達親自護送到韶關，轉往香港。我把鄒韜奮等送走后，也赴香港去了。
此時在香港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由廖承志領導。經過彼此商量，認為救國會的同志應該就各人的歷史、社會關系分工；李章達和我，因為與何香凝、李濟深、柳亞子等比較熟悉，應該從事團結國民黨民主派的工作。所以，李和我以后幫助搞“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由于日軍侵占了香港，1942年2月，我和范長江等潛渡澳門。經過許多曲折，4月間返抵桂林。八九月間，得到重慶朋友的通知，救國會已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我和梁漱溟、金仲華等共同組織民盟的西南支部。這時期，經常和李章達、何香凝、李濟深、柳亞子、陳翰笙、李任仁、陳劭先等舉行時事座談會，醞釀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
1944年日軍入侵桂林，我和何香凝、陳劭先等遷于賀縣的八步。在那里繼續(xù)醞釀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
1945年日本投降后，把擬就的“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會章和綱領攜至梧州訪李濟深。隨赴廣州找李章達和蔡廷鍇，把何香凝、李濟深等簽了名的會章和綱領交給他們，請他們負責籌備成立。
11月間，我和張鐵生、狄超白等赴香港，會見了從東江游擊區(qū)出來的連貫、饒彰風等，著手籌備《華商報》的復刊。同時，建立了中國民主同盟南方總支部。
1946年元旦，《華商報》出版，我在那里當社論委員。3月間，組織派李章達、張鐵生和我赴廣州工作。也在此時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的成立會。5月間，《華商報》廣州辦事處、兄弟圖書公司，以及民主促進會所辦的刊物和印刷所，都被匪幫特務搗毀。情勢日趨險惡，組織又把章達、鐵生和我調返香港。蔡廷鍇也把民主促進會的中央理事會移至香港了。1947年初，中國民主同盟在上海召開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李章達和我同去參加。在會上，發(fā)生了沈衡老和羅隆基的爭論，因為羅于翌日要會見一個美國人，沈老主張事先共同商量一下談的內容，羅竟傲慢地說：“這是我的職權，你不能干涉。”
會后，由廖夢醒引我們到馬斯南路中共駐滬辦事處訪問董必老。章達和我曾數(shù)次訪問李濟深，敦促他早日南下領導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離滬的前夕，董必老到我們的旅店，叫我們盡可能地團結各黨各派的同志，為革命事業(yè)奮斗。
同年7月，李濟深到香港，發(fā)表了一篇反對蔣介石發(fā)動內戰(zhàn)的宣言，并開始籌備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1月，參加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會議。
1948年元旦，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會。1949年1月，和李章達、陳其撥、陳劭先等離香港北上，在煙臺登陸。第一次踏上了真正是人民統(tǒng)治的祖國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