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之間，2011年已經(jīng)到來。今年是民盟成立70周年，這是一樁可喜可賀的大事。作為一個從上世紀初走來的耄耋老人，作為一名有著60年盟齡的老盟員，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在這里回顧我所經(jīng)歷的難忘歲月，及那些點滴往事。
（一）艱苦歲月 立志報國
1927年夏，我出生在福州郊區(qū)農(nóng)村。由于家庭經(jīng)濟困難，我出生后不久，父親就只得放棄未竟的學業(yè)，飄洋渡海到新加坡謀生。我八歲那年，母親也去了新加坡，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過晚年。
在我中學期間，福州和新加坡相繼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占領。抗戰(zhàn)的八年里，我一個人顛沛流離，受盡千辛萬苦，生活費用依靠親友接濟，時斷時續(xù)，極度貧困，常常挨餓，住的是荒村古廟，最后連鋪蓋、寒衣也典盡當絕。國仇家恨，個人遭遇，使我對日本帝國主義深惡痛絕，對國民黨政權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和一搶不打、望風而逃的行徑，感到無比憤慨。對于愛國將領蔡廷楷所領導的十九路軍和共產(chǎn)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浴血奮戰(zhàn)，抗擊日本帝國主義者，感到由衷的欽佩。
八年離亂，終于盼來了勝利，我和父母取得了聯(lián)系，同時自學完全部高中課程，并考取上海大夏大學土木系，加入大學生的行列。我十分希望國家政治從此走上正軌，能夠建立起獨立、自由、民主、統(tǒng)一、富強的新中國；十分希望有個和平環(huán)境，可以讓我專心致志、勤奮學習，學有所長，將來可以為國家為人民做些有益的貢獻。
但是事與愿違，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外崇洋媚外，卑躬屈膝，和美帝簽訂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對內(nèi)拒絕和平談判，單獨召開偽國大并發(fā)動內(nèi)戰(zhàn)。為了反對國民黨黑暗統(tǒng)治，各界人士紛紛發(fā)起了“要飯吃、要和平、要自由、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反迫害”為內(nèi)容的民主愛國運動。反動政府不僅不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采取逮捕、監(jiān)禁、毆打、屠殺等法西斯恐怖手段，鎮(zhèn)壓赤手空拳的群眾和愛國民主人士。
在此時復雜的戰(zhàn)斗環(huán)境下，民盟組織初創(chuàng)，就已經(jīng)發(fā)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當時雖然只是一名年少的大學生，但對震驚全國的刺殺李聞事件、民盟抵制臨時國大、被國民黨強迫解散、乃至總部被迫搬至香港……等，仍留下深刻印象。我自己也親身經(jīng)歷兩次大搜查、大逮捕。全副武裝的軍警和特務半夜包圍校園，給師生造成極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我對他們的此種行徑深惡痛絕，對愛國民主運動深表同情。與此同時，我當時所在的土木系地下黨員較多，進步力量很強，對廣大師生也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在復雜的形勢下，我們共同期盼著祖國能早日解放，并最終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
（二）加入民盟 初悟人生
1950年10月，我念完大學，并獲得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讀研究生的機會，父母也希望我能出國深造。正當此時，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馬寅初老先生的一場報告改變了我的命運。原來，解放戰(zhàn)爭中，國民黨政府為逃命，炸毀黃河花園口大堤，淹死百姓數(shù)百萬。黨和政府發(fā)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并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我所學的專業(yè)，正是工程急迫所需。國民黨迫害百姓，共產(chǎn)黨興修水利、造福人民，兩相對比，真是天差地別。我毅然決然放棄了去英國的機會，前往安徽參加治淮的行列。在戰(zhàn)后貧瘠的淮北平原，我與大家一起經(jīng)受考驗，努力工作，四個多月沒有剪發(fā)，頭發(fā)胡子亂成一團，但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我感到自己為祖國盡了一份力，充滿年輕人特有的自豪。帶著“治淮功臣”的稱號，我回到了上海，在同濟大學開始了我的教師生涯。
新中國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懷著對祖國的美好憧憬，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熱愛的工程實踐和教學工作中去。就像一駕充滿電力的馬達，我每天忙碌在講臺、書桌、研究室、實踐工地上，創(chuàng)辦新學科、編寫專業(yè)教材、輔導學生、參與科研。在工作中，我獲得了極大的樂趣，也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新舊對比，使我切身體會到，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從而進一步加深對黨的認識，堅定跟黨走的信念，并且有了入黨的愿望。此時，同濟大學黨委的組織科長找我談話說，“民盟組織初建，極需要人。”并希望我能參加民盟。我對民盟，并不陌生，解放前在白色敵控區(qū)民盟所采取的一系列愛國民主運動，就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解放后，上海的民盟組織各界精英匯集，更是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據(jù)我所知，當時上海的26所高校中，有25所高校有民盟成員擔任校長和副校長，如陳望道、蘇步青、李國豪等，他們不僅是大學問家，而且敢于說真話、說實話，政治上非常進步，堪稱道德文章的楷模。我欣然聽取了組織上的意見，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組織。記得在“申請入盟動機”一欄中，我這樣寫道：“希望入盟后在盟組織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貢獻給人民”。這確實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銘。
當時上海民盟組織在主委沈志遠的帶領下，活動豐富，思想活躍，每2個禮拜就有一次講座或報告會。有一位新聞界盟員劉思慕，他是《文匯報》總編，掌握的信息量非常多，常在盟內(nèi)開國內(nèi)外形勢報告。他的講述生動形象，尤其引人入勝。每次他的報告，我總是積極參加，一場不落，記憶猶新。我一方面積極參加民盟的各種活動，另一方面也參與組建同濟大學民盟組織，在這些社會活動中，我吸取了新鮮的思想和養(yǎng)分，交識了眾多好朋友，獲益匪淺。
可惜的是，隨后到來的大躍進、反右、文革，使各方面事業(yè)都受到?jīng)_擊，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tài)。民盟活動被迫中止。埋頭工作的我也遭遇到生活和事業(yè)的低潮。在最低落的時刻，當時在新加坡艱苦創(chuàng)業(yè)、終有所成的父親（曾連任26屆新加坡福州會館主席）開始擔心起我來，多次要我出國與家人團聚。但是，執(zhí)著的我雖然有過痛苦，卻始終堅信陰霾不會長久，太陽仍會普照大地……
終于，一心一意留在國內(nèi)的我盼來了人生的第二個春天。熬過十年浩劫，我像是個久旱逢甘霖的孩子，一頭扎進教學科研事業(yè)中，廢寢忘食，希望能補上失去的時光。1978年，我這個當了24年的講師終于晉升為副教授。兩年后，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教務處長。
（三）擔綱校長 開拓進取
1984年初，在上級黨委的指導下，學校黨委發(fā)動全體黨員、黨外講師和副科級以上1100多人民主推薦校長，在人氣集中的9位候選人中，我最終以935票當選新一任校長。這對身為僑眷、曾被認為“海外關系復雜”的我，簡直是莫大的鼓舞和無限的信任。就是在社會上，也引起也不小的反響。
說真的，我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委以如此重任。但既然做，就一定要做好。在擔任校長的5年里，我全力以赴的工作。我倡導發(fā)揚“同舟共濟”的同濟精神，進行全國第一個校長負責制的試點，當時產(chǎn)生了極大的轟動。我主張學校黨委與大學校長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是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的關系。我倡導積極探索多元化高校辦學體制，著手學校領導體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改革，努力把同濟大學建成教學和科研中心。我制定實施了學校發(fā)展規(guī)劃，在充實教師隊伍、提高師資力量、改善教學條件、加強科技開發(fā)、擴大對外聯(lián)系等方面，都產(chǎn)生了重要的管理效應。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反復強調，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設置了政治思想工作機構，配備了專職、兼職人員，制定了政策和制度，并撥?？罴訌姲嘀魅巍⒄屋o導員的工作。在教學方面，我提出“嚴格要求、更新內(nèi)容，教得活、學得活、少而精”的方針，提倡教師將科研中獲得的最新成果充實到教學內(nèi)容中去，加強基礎，拓寬知識，培養(yǎng)能力，出好人才。在學校管理方面，我堅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務會議制度，學校重大問題的決策都在校務會議上討論決定。我還十分重視教代會、工代會的作用，經(jīng)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實驗室、圖書館，與教師、學生對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并每年主動向教代會、工代會作報告，匯報工作，讓教職工代表進行考評。這一舉措在當時也是開風氣之先，《文匯報》專門發(fā)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此舉是對民主的實踐。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對己嚴，待人寬”，禮品一律上交，從不公車私用，即使在家中打私人電話，我也堅持交電話費。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網(wǎng)絡計劃技術》、《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組織學》、《網(wǎng)絡計劃的計算與實例》、《城市建設管理》等多部論著。
擔任校長后，我有了許多出國考察的機會，父母和親朋也多次催促我出國團聚定居。我確實很想念遠方的親人，卻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擔，清楚自己對事業(yè)對祖國的深深眷念。這種情愫，讓我難以割舍，只能埋藏自己的寂寞，婉拒遠方的親人。我的堅持，也被同事朋友們戲稱為是同濟的“牧馬人”。
（四）坐班民盟 建言獻策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談家楨先生找到我說，專職副主委翁曙冠由于生病和出國探親等事務，暫時無法主持市委工作。他希望當時作為兼職副主委的我，能去民盟“坐坐班”。
談老的信任讓我感動，責無旁貸，我欣然受命。于是有了之后掌管民盟市委機關的八個月。實際上我直接去坐班的日子是八十一天。這段機緣不僅讓我對民盟有了更深的感情，也把我在同濟大學的改革精神帶到了民盟市委機關。除了完成在學校的管理和教學工作外，我每周堅持到機關召開工作例會，記錄各個部室的每項重要工作并逐條跟蹤；與機關干部輪流約談，了解工作推動進展；大膽使用人才，重視參政議政，帶頭搞調研寫提案；把《上海盟訊》從小開版改為大開4版，并公開發(fā)行；主張機關干部學電腦，用電腦，提高工作效率。此外，當時黨派機關收入較低，我極力向有關方面爭取，提高機關干部的職稱和收入問題，并拿出津貼請機關干部吃點心，交流工作，加強聯(lián)系。
我也有“毫不留情”的時候。記得當時有一位駕駛員，把公車開回了家處理私事。我大力查處此事，并要求罰款2500元以示警戒。此后不再有公車私用的類似事件發(fā)生。這位駕駛員在反思之后，與我卻成為忘年交的好朋友，至今感情甚好。他常說，“江校長是真心關心我，恩威并重。”時至今日，我仍然感動于上海民盟機關的同志們對我的支持，每年新春，我會親手寫上賀卡問候。時常有年輕盟內(nèi)同志來看望我，對年輕人，我總是說，“要聽黨的話，始終跟黨走，加強學習，好好工作，黨派之中也大有可為。”
我強調民主黨派要積極開展社會調研，履行參政議政職能。我自己也是身體力行。由于我長期從事高教工作，又比較注意調查研究，在教育領域我提交了許多提案建言。記得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曾建議改革管理專業(yè)招生制度，加大對有工作經(jīng)歷人才招生?！段膮R報》于1986年5月26日頭版頭條給與報道。從1992年到2002年，我的書面提案被選為政協(xié)大會發(fā)言材料的有18篇，在政協(xié)大會上口頭發(fā)言3次。我所提交的內(nèi)容涉及高教改革與發(fā)展、積極發(fā)展職業(yè)教育、建立高校貸學金制度、解決高等職業(yè)教育招生難就業(yè)難、高校擴招后要注意提高教育質量等。我的一些觀點經(jīng)全國各大報紙詳細摘錄，對推動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發(fā)揮了自己的綿薄之力。
多年來，黨和國家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我先后被評為上海市先進工作者、上海市優(yōu)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勞動模范、全國及本市僑界優(yōu)秀知識分子，還獲得了國家教委頒發(fā)的從事高?？萍脊ぷ魉氖瓿煽冿@著榮譽證書、國務院頒發(fā)的為發(fā)展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做出突出貢獻給予的津貼以及德國漢堡大學授予的教學、科研、教育勛章。
1992年起我擔任了全國政協(xié)常委，1996年還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后擔任民盟中央名譽副主席。最讓我感動的是，在全國政協(xié)會議期間，江澤民同志出席了我們的小組會議，他還記得我這個當年的同濟大學校長，記得他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市長時來我們學校的情景，說“人生何處不相逢，江校長我們又見面了……”
我深感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所給與的培養(yǎng)和信任的結果。在紀念民盟成立70周年、同時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90周年之際，作為一名60年盟齡的老盟員，我最想說的話就是，民盟的命運是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命運緊緊相連的。“長期共存，互相監(jiān)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是民盟和中國共產(chǎn)黨關系的真實寫照。從艱苦歲月一路走來，我深感當前社會的來之不易，唯有繼續(xù)盡我所能，回報社會與他人，才能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