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號”發(fā)布后民盟在華北解放區(qū)的活動 ——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史事鉤沉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五一口號”，倡議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黨派的熱烈響應。同年秋，中共中央按照“軍事南下，政治北上”的戰(zhàn)略目標，邀請一大批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qū)，共商協(xié)商建國大計。11月，進入華北解放區(qū)的吳晗、韓兆鶚、胡愈之等民盟盟員在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所在地平山縣李家莊成立了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首開民主黨派在解放區(qū)成立組織的先河。
當時民盟正處在一個特殊歷史時期。民盟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中常委名義領導民盟工作的沈鈞儒、章伯鈞已秘密到達東北解放區(qū)，民盟總部仍留在香港，民盟主席張瀾等人尚在國統(tǒng)區(qū)且受到國民黨的監(jiān)視軟禁，領導層分散各地造成聯(lián)絡協(xié)調的不便，而日新月異的政治形勢又需要民盟內部統(tǒng)一認識，及時作出相應決策。在這種情況下，新成立的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充分發(fā)揮接近中共中央便于溝通協(xié)調的區(qū)位優(yōu)勢和備受信任的政治優(yōu)勢，積極開展盟務工作，先后主動就開除張申府盟籍、民盟總部遷往解放區(qū)等重大問題與哈爾濱及滬、港各方反復協(xié)調溝通，成為國共決戰(zhàn)時期重要的盟務協(xié)調者。盡管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僅僅存在了三個多月，且長期以來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史和盟史研究中鮮少言及，但它為推動黨盟合作、鞏固統(tǒng)一戰(zhàn)線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的成立過程
1948年秋，在中共中央的周密安排下，一大批民主人士先后從全國各地和海外進入了解放區(qū)，從上海和平津等地來的民主人士大多經石家莊集中在中央城工部（當年9月26日改組為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駐地平山縣李家莊，其中先期抵達的有胡愈之、韓兆鶚、吳晗等民盟盟員。
胡愈之是1933年入黨、由中央特科直接領導的特別黨員，“抗戰(zhàn)”期間到達南洋，1946年籌組民盟馬來西亞支部，并負責民盟南方總支部駐新加坡辦事處工作。在他的推動下，南洋盟員達到了幾千人。1948年4月，胡愈之到達香港，參與民盟總部的工作。“五一口號”發(fā)布以后，中共中央迫切需要了解南洋情況和在港澳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情況，因此南方局安排胡愈之、沈茲九夫婦在8月間作為第一批民主人士到達大連，于9月底在李一氓安排的專人護送下到達西柏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胡愈之向李維漢、李克農匯報了南洋和港澳地區(qū)民主黨派的情況，并在周恩來的說服下，不公開黨員身份，繼續(xù)做民主黨派工作。
韓兆鶚，字卓儒，早年參加過五四運動，1941年任第四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處長，經章伯鈞介紹加入民盟，并在民盟一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其后他到南京、上海、香港等地積極從事民主運動。1948年5月，任民盟西北總支部主委。1948年9月，經中共地下黨協(xié)助進入華北解放區(qū)，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
吳晗是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1943年在昆明加入民盟，積極參加領導民主運動，時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華北總支部負責人、民盟北平市支部主委。吳晗于11月初到達李家莊，經過參加學習座談會，讀《毛澤東選集》和馬列經典著作，并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次談話，吳晗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轉變，用他自己的話說：“初到解放區(qū)，聽到專政，擁護共產黨，毛主席萬歲，很不習慣……經過學習，我用自己眼見的親身的感受，糾正了自己的錯誤。不多日子以后，我從心坎里喊出毛主席萬歲了，衷心擁護人民民主專政了，感激、擁護中國共產黨了。”
平、津、滬和西安等地的民主人士陸續(xù)到達李家莊，“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熱情接待后，同他們個別交換意見，舉行實施座談會，討論國際國內形勢”，并聽取他們對兩個政協(xié)會議文件草案的意見。在李家莊的民盟盟員雖然越來越多，但并沒有以民盟組織的名義開展活動。盡管民盟上海執(zhí)行部（負責上海及華東盟務）于1948年10月在石家莊成立了民盟華北解放區(qū)聯(lián)絡處，由時在華北大學工作的李何林、葉丁易等盟員負責，但沒有開展活動。民盟盟員專門為盟務工作聚在一起開會，則是在吳晗到達解放區(qū)之后。會議的起因在于民盟華北總支部負責人張申府于1948年10月23日在《觀察》雜志發(fā)表了《呼吁和平》一文，引起了民盟和中共的強烈批判。于是經吳晗提議，在1948年11月10日夜，吳晗、韓兆鶚、胡愈之三人召開了第一次盟員談話會。會議商討了兩個問題：其一，“吳晗提議：張申府發(fā)表文章，呼吁和平，應請本盟總部負責人發(fā)表談話，表明本盟立場態(tài)度以正視聽案”，“議決：由吳晗草擬書面談話稿，由吳、韓、胡三人署名電請沈鈞儒、章伯鈞以民盟負責人名義在香港發(fā)表”。其二，對胡愈之提出的籌建本盟小組案，商定“分頭征求現在李家莊盟員意見，再行決定”。
11月19日午后，李家莊的盟員召開了第二次談話會，出席者除吳、韓、胡外，又新增嚴信民、力揚、沈茲九三人。嚴信民為民盟盟員、農工黨中央委員，力揚為民盟港九支部委員、中共黨員，沈茲九為胡愈之夫人，婦女運動領導者。“吳晗報告：為張申府事書面談話稿已擬就，由吳、韓、胡三人署名電沈、章。”同日，還“議決：由本日出席談話會各盟員組成小組，但應通告中共方面，并向本盟總部呈報”。至此，經過兩次會議醞釀和征求盟員意見，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得以正式成立。
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的主要活動
從1948年11月19日正式成立，到1949年1月23日召開最后一次座談會，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主要開展了以下活動：
12月6日夜及9日上午召開第三次會議，力揚因離開李家莊不再參加小組會，與會者新增了楚圖南、何懼。楚圖南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昆明支部主委。“李聞事件”以后，他回到上海開展民盟工作，在中央城工部的安排下，于11月10日到達李家莊。會議推舉胡愈之為臨時干事。因楚圖南也是民盟中央委員，所以“小組公推吳晗、韓卓儒、楚圖南、胡愈之與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長羅邁（李維漢）同志交換意見”。
12月13日夜召開第四次會議，胡愈之報告12月10日上午四人同訪李維漢的談話經過：“羅邁部長提供意見三點：（一）民盟應吸收新力量，保證進步性，使成為各革命階層的聯(lián)盟，中共不反對黨員參加民盟，希望民盟亦同樣辦理。（二）民盟與中共在政治主張方面，不妨雙方協(xié)商決定，以求一致。（三）民盟總部希望遷解放區(qū)，并召開四中全會。”小組討論議決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意見，并當場擬出三點盟務建議分電哈爾濱及香港，電文如下：“香港周新民先生轉盟總部，哈爾濱沈鈞儒、章伯鈞先生鑒：我們已成立小組，并與中共方面交換意見，對于今后本盟提出下列建議：（一）應吸收新力量，保證盟的進步性，在解放城市中，使本盟成為各革命階級的聯(lián)盟，而非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二）本盟對新政協(xié)的政治主張，務與中共方面協(xié)調，以求共同摧毀舊勢力，建設新中國。（三）在解放區(qū)各地建立小組，成立總支部，同時將總部遷移解放區(qū)，召開四中全會，討論綱領與組織。”同日，小組還討論了應否邀請劉清揚參加本小組案，“認為劉清揚盟籍問題在未經總部作決定之前，暫不邀請其參加本小組”。劉清揚是中共早期黨員（大革命后脫黨）、婦女活動家、民盟中央委員，另外一個重要身份是張申府同居多年的女友，在張申府剛剛被開除出民盟之際，劉清揚參加小組會其實也是一個政治信任問題。
12月23日上午召開第五次會議，與會人員新增龐鏡清、周穎。龐鏡清疑為記錄有誤，或為龐藎青。周穎是聶紺弩夫人。胡愈之報告致香港及哈爾濱電已交中共方面代為拍發(fā)。吳晗報告去華大與盟友會晤及在華大成立第二小組經過。會議討論了與解放區(qū)各地盟員如何聯(lián)絡的問題，決議整理文件及工作報告，抄寄哈爾濱、華大、濟南、開封、延安等地盟員，以作初步聯(lián)絡。會議還決定此后開會由專人擔任會議記錄，此前的歷次會議記錄由胡愈之負責補錄。
1949年1月5日上午召開第六次會議，胡愈之主持，楚圖南記錄。胡愈之報告了東北沈、章、丘（哲）、沈（志遠）四先生來電：“兄等成立小組迫切，所提意見極重要。惟目前中樞同志來解放區(qū)者尚屬少數，年內明春將更有多人陸續(xù)北來。茲事體大，滬港意見必須征求，弟等詳慎考慮，擬俟平津解放后，大家集會一處，再行共同商議決定一切，想荷贊同。除另電香港外，特此電覆。”可見，對于吳晗等人所提將總部遷往解放區(qū)的意見，沈、章相當慎重，以“茲事體大，滬港意見必須征求”等理由明確予以拒絕，并拉上了同在哈爾濱的中委丘哲、沈志遠共同署名回電，以示集體決定。然而，吳晗等人顯然對此意見并不贊同，當場商擬了回電，提出兩點建議：“（一）根據香港總部決議，請即向盟內外宣布總部已遷解放區(qū)，由現在解放區(qū)中央常委即時執(zhí)行總部職權。以后對時局主張，概以總部所發(fā)文件為依據，任何盟員不能違反。（二）可否以總部名義發(fā)表聲明，揭破國民黨和平陰謀，既可整飭民主黨派陣容，亦使盟內各方面有所遵循，不致步調凌亂。”
1949年1月12日上午召開第七次會議，與會者新增張曼筠。張曼筠是李公樸的夫人，帶著子女于當天始抵達李家莊。“吳晗、楚圖南報告，為張表老向合眾社發(fā)表談話，已以私人名義電張、黃、羅三位，請其與此間取一致態(tài)度，并就合眾社電作必要之聲明。”
1949年1月14日上午召開第八次會議，與會者新增張鋒伯。張鋒伯為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1946年經杜斌丞介紹加入民盟，任民盟西安市支部主委。胡愈之報告：“以時局發(fā)展甚快，胡、韓、吳、楚以私人名義電周新民，催促將總部遷解放區(qū)，并對時局發(fā)表聲明。”此外，胡愈之報告，“根據總部負責人沈、章兩先生致劉清揚電及劉清揚本人對張申府所表示之堅決態(tài)度，應請其參加本小組”，“經討論后表決，除吳晗同志鄭重聲明棄權外一致通過，請劉清揚參加本小組”。當時因為中共和民盟正在批判張申府的緣故，帶著子女剛剛進入解放區(qū)的劉清揚承受了很大壓力，她除向沈鈞儒、章伯鈞表明態(tài)度外，還于1948年11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fā)表聲明，“表示要與張申府斷絕一切公私關系”。劉清揚的堅決態(tài)度得到了民盟和中共的諒解和信任，民盟小組始同意其參加小組。但1月23日晚間召開的第九次小組會議，也就是最后一次小組會議，劉清揚卻因病請假，她在李家莊自始至終也沒有參加民盟小組的活動。
1949年1月23日晚間召開第九次會議。“吳晗、嚴信民、何懼報告，定于日內去平津。吳回清華，并整頓北平盟務，嚴赴北平任外事工作，何赴天津任經濟工作。”決議“本小組盟員在短時期內均將離此赴平津，故本小組今后如無重大問題不再開會。本小組暫時結束，會議記錄由臨時干事暫時保存”。此后，民盟小組成員先后奔赴平津，小組活動至此結束。新中國成立以后，胡愈之將民盟小組的會議記錄交民盟中央保存。
此外，除吳晗等人在李家莊成立的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外，在時駐正定的華北大學還成立了民盟第二小組，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因而改稱第一小組。第二小組成立會開會時間為12月17日晚八點，地點在正定東門聞一多夫人高真住宅，召集人兼臨時主席為吳晗，出席盟員為高真、王振華、徐大德、劉子云、李何林等人。會議決定在正定成立第二小組，推舉李何林為組長，并確定小組的工作方針為“今后工作只限于盟員登記及其他盟內工作，不發(fā)展新盟員”。民盟第二小組的成員流動較快，先后有尚鉞、葉丁易、汪行遠、王振華、侯大乾、張光業(yè)、劉子云等十余人。第二小組每周開一次小組會，并就民盟恢復活動以后的盟員登記工作向民盟總部提出四條建議，后由吳晗轉交民盟總部。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和北平的解放，華北大學的盟員如葉丁易等已先行離開，大部分于1949年3月隨華北大學開赴北平，民盟解放區(qū)第二小組也就自動解散了。不過，由于第二小組的盟員都是華北大學的教師或學員，活動范圍也僅限于校內，且不發(fā)展新盟員，其影響遠不及第一組，故本文所指的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主要是指第一小組。
總之，民盟華北解放區(qū)小組雖然只是民盟歷史上的一個小小片段，但它成立于歷史關頭，與民盟的許多重要事件緊密關聯(lián)，限于材料還不能解析透徹，但確實值得繼續(xù)研究。該小組的成立雖然只是民盟組織建設的一小步，卻邁出了民主黨派在解放區(qū)成立組織從無到有的一大步。
責任編輯：姜伯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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