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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與救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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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15
一、青年時代的史良
史良（1900-1985），江蘇常州人。幼年時家境貧寒，小學畢業(yè)后考入常州女子師范。在女師期間，由于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思想激進，性格堅強，在學生中嶄露頭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任女師學生會會長。當時，女師和男師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學成立三校學生聯合會，她被推為聯合會副會長兼評議部部長，成為常州學運的領導者之一。
1922年史良從女師畢業(yè)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學校、上海法政大學和上海法科大學學習，開始學政治，后改習法律。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fā)時，她是一個積極參加者，還主編過一個名為《雪恥》的刊物，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1927年史良從上海法科大學畢業(yè)后，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yǎng)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傾向進步，一度被捕人獄，旋為蔡元培先生保釋。其后，史良又到鎮(zhèn)江江蘇省婦女協(xié)會工作，任常務委員兼總務。她們出版了一種名為《女光》的刊物，為打破婦女種種枷鎖而大聲疾呼。1931年“九一八” 事變的爆發(fā)，震撼了當時在上海的史良。事變以后，史良自覺地投入到抗日愛國運動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向廣大婦女宣傳進步思想。1932年“ 三八”婦女節(jié)，上海各界召開慶祝大會，史良向廣大婦女疾呼“今天中國婦女的最大責任是救國，而不是政治家要解放我們婦女，必須首先解放我們的民族，沒有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婦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史良的演講博得了群眾的掌聲，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懼和嫉恨。1932年初，史良參加了中共為營救被捕蒙難同志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 并任該會律師。從此她和黨建立了聯系，并成為黨的忠實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級組織曾遭到敵人的極大破壞，許多共產黨員、革命者及其他愛國人士被逮捕殺害。中共地下黨通過互濟會和魯迅、周揚領導的左聯同史良聯系，請她設法營救。史良認為營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點事情，這本身不僅是愛國行動，也是一種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風險，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營救過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有鄧中夏、李瑛、熊瑾耳、艾蕪、任白戈、陳卓坤等。
二、救國運動興起，史良創(chuàng)建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
1931年9月18日 ，日本侵占了我國東北，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團結御侮，抗日救亡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政治主題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但作為執(zhí)政黨領袖的蔣介石卻違背了全民族的意志，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采取“絕對不抵抗”的方針。結果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中國東北之后，于1932年1月28日 發(fā)動了上海事變，并占領了上海。此后，由于國民黨政府又執(zhí)行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向關內擴張，先后侵占了長城內外的熱河、綏遠，陸續(xù)簽訂了《塘沽協(xié)定》、《秦土協(xié)定》。1935年日本在華北制造了“五省自治運動”，華北殖民地化的危機迫在眉睫。華北事變后，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嚴重危機。嚴重的局勢，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深切關注。在國內外因素的驅動下，由中共地下黨組織策劃，北平學生為反對日本侵占華北，反對華北“自治”，挽救祖國危亡，挺身而出，在1935年12月9日 發(fā)動了震撼全國的“一二﹒九”愛國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下，上海各界群眾沸騰起來。12月上海市文化界發(fā)表救國運動宣言。12月中旬，上海市一些婦女文化團體如中華婦女同盟、婦女生活社、婦女園地社、婦女文化協(xié)會、婦女新地社、微明社以及婦女界的愛國知名人士史良、陳波兒、鄧裕芝等，即開始籌備婦女救國會。史良在五四時期就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運動，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執(zhí)行律師業(yè)務后，愛憎分明，敢于冒著生命危險，挺身而出，為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而奔走的事跡，早在婦女界廣為傳誦，享有很高的聲譽，因此大家一致推舉她主持上海婦女救國會的成立大會。1935年12月21日 史良、沈慈九、王孝英、胡子嬰、杜君慧、陳波兒等人發(fā)起的婦女救國會首先成立，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的成立大會在四川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禮堂召開。史良宣布大會開幕，她在成立大會上發(fā)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講，她說：“諸位任何人都知道國家是土地、人民、主權三種要素所構成的，但是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民可以受人壓迫，任人殘殺，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塊，明天被人搶去幾省，我們的內政外交，沒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強制、人家的干涉，還能叫國家嗎？還能成為國家嗎？我們居人民半數的婦女還能裝癡裝聾躲在家里過茍安的生活嗎？······不，決不！今天我們上海各婦女團體和各個婦女個人在此地總集合，就是我們中國婦女救亡運動的開始。”①大會通過了宣言、章程，并推選史良、沈九慈、王孝英、胡子嬰、杜君慧等11人為理事。會上發(fā)布了《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宣言》，提出八項主張：1、堅決保持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2、反對秘密外交，否認一切破壞領土和主權完整的條約或協(xié)定；3、反對一切在中國境內由外國人操縱的特殊行政組織；4、集中全國兵力、財力，反抗敵人，討伐冀東偽組織，收回東北失地；5、嚴懲漢奸賣國賊；6、要求人民結社言論出版的絕對自由；7、要求立即釋放北平被捕的愛國學生，嚴懲肇事軍警；8、全國婦女立刻自動的組織起來，貫徹我們的救國主張。②當日，與會的包括上海各大中學校的女學生、女工、律師、作家、醫(yī)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婦女，由史良帶領，為支援學生愛國運動，在南京路、西藏路、浙江路一帶舉行示威游行，以喚醒民眾共同救亡，沿途絡繹參加者達萬余人，這是五卅運動后第一次通過南京路的示威游行。當時正是下班時間，行人很多，游行隊伍中喊出了“歡迎民眾參加我們的隊伍”的口號，于是成千上萬的群眾跟著大隊一起行進。浩浩蕩蕩的婦女示威游行，在上海這個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集中的城市里，打響了抗日救亡的第一炮，在愛國情緒高漲的民眾中獲得了廣泛的同情與共鳴。隨后，婦女救國會發(fā)表《告全國婦女書》，指出：華北事件是東北事件的后果，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會變成華中、華南事件的前因；要求打破婦女只會在家庭里燒飯抱孩子的反動理論，同愛國男子共同負起救國的重任。
12月27日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召開成立大會，會議推舉馬相伯、沈均儒、鄒韜奮、章乃器、陶行知、李公仆、王造時、史良、顧名、沈茲九等35人為執(zhí)行委員。大會發(fā)表了宣言，提出根本改變外交政策，開放民眾組織，保護愛國運動，迅速建立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停止一切內戰(zhàn)；武裝全國民眾；釋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國難等主張。
1936年1月28日 ，在紀念“ 一．二八” 四周年紀念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其中包括上海的文化界救國會、婦女界救國會、大學教授救國會、職業(yè)救國會等，有農、工、商、學、及婦女等各界民眾共800余人參加。公推馬相伯、沈均儒、何香凝、章乃器、史良、吳耀宗、沈茲九等19人為主席團。會上沈均儒、史良、王造時、李公樸等人在大會上作了發(fā)言。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是一個松懈的具有階級聯盟性的群眾團體。它容納了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也包括了各階層各黨派的許多愛國人士。盡管救國會的成員們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問題上，很難趨于一致，各黨各派的觀點也有分歧。但是，在民族危機的時刻，他們以挽救民族危亡為己任，懷著抗日救國的大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上海各界救國會的成立，大大推動了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發(fā)展，也直接促成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
三、參與領導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推動抗日民主運動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華北大量增兵，華北五省名存實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形勢的發(fā)展迫切需要將各地的救國力量團結起來，建立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聯合陣線，以進一步推進抗日救國運動。同時，救國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聯合起來，才能促進國內各黨派的聯合，形成全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陣線。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的號召和引導下，1936年5月31日 至6月1日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以下簡稱“救國會”或“全救會”）在上海圓明園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召開成立大會。20余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代表共70余多參加。大會一致認為目下中國的危機，已經不是困難嚴重四個字所能全部表現，而是快到亡國境地了。所以，全國不愿意做亡國奴的同胞，實在有大家團結起來的必要。同時，他們認為一定要促進各黨各派各實力分子停止內戰(zhàn)，一致聯合抗日救國。最后大會通過《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宣言》、《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章程》等文件，選舉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鄒韜奮、吳耀宗等40余人為執(zhí)行委員和候補執(zhí)行委員，沈均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仆、王造時、史良、沙千里、孫曉村、曹孟君、劉清揚、何偉等14人為常務委員。宣告救國會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促成全國各實力派合作抗敵。”為此救國會向各黨派建議“立刻停止軍事沖突”，“立刻釋放政治犯”，“立刻派正式代表進行談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敵綱領，建立一個統(tǒng)一的抗敵政權。”③《章程》規(guī)定“本會以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tǒng)一救國方案，保障領土完整，圖謀民族解放為宗旨”。④救國會的政治主張，反映了中國廣大民眾的共同愿望和要求。這些主張和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相吻合。毛澤東充分肯定了救國會的主張，表示“極大的同情和滿意”，同時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愿意在綱領上簽名，并指示中國共產黨黨員應當參加各地方的救國會組織的各種形式的救國活動，服從這些組織通過的規(guī)章、綱領和決議。此后，救國會以極大的熱情投人到中國人民抗日戰(zhàn)爭的洪流之中，并在抗日戰(zhàn)爭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1936年7月10日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全救會推派沈均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應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請愿，要求二中全會議決停止內戰(zhàn)，立即對日作戰(zhàn)，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國民黨派中委、南京市市長馬超俊出來接見。史良等救國會代表對馬超俊說：“政府如有抗日決心，要達到共同互信，至少限度應當立即停止內戰(zhàn)，并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切實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否則，政府盡管空言決心抗日，一面卻以內戰(zhàn)消耗國力，并拼命壓迫人民愛國運動，如何叫人民相信政府是抗日的呢?”⑤馬超俊表示接受救國會的請愿各點，并向大會報告。救國會的領袖們針對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進一步指出：“蔣先生屢次主張以先安內后攘外的方式準備抗日，不管這主張對不對，但是五年來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一個主張是失敗了。五年來安內的結果‘剿共’軍事并沒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卻又發(fā)生了裂痕?？梢姲矁日卟⒉荒艽俪烧嬲膬炔拷y(tǒng)一，而唯一得到安內的利益的，卻是我們的共同敵人。照這樣情形下去，恐怕內不及安，而中國全部已早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了。”奉勸蔣介石“真正的準備抗日，決不是所謂先安內后攘外，而是聯合各黨各派，開放民眾運動，以共紓國難”。只要蔣介石停止對西南軍事行動，和紅軍停戰(zhàn)議和，共同抗日，那么“內不必安而自安”。⑥隨后，救國會發(fā)表了《對二中全會的宣言》，提出釋放政治犯，以武力制止日本在華北增兵等一系列要求。宣言要求二中全會接受人民的要求，督促中央立即對日宣戰(zhàn)。沈均儒、章乃器、史良等在京招待新聞界，介紹全救會的主張，要求新聞界積極支持，盡量登載救國運動消息，擴大救國宣傳，推進抗日救亡運動。
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走私十分猖狂，嚴重威脅到我國的民族工業(yè)，8月9日 在救國會領袖沈均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等的領導下，上海召開了近2000人的民眾緝私抵貨大會。大會通過三項決議：（一）用上海民眾緝私名義通電全國民眾，自動組設緝私大同盟；（二）通電政府拒絕減低關稅及華北海關獨立；（三）要求政府獎勵海關努力緝私人員。會后進行了游行。
9月18日 ，救國會舉行了游行集會，紀念“九一八”事變五周年。游行時，史良率領婦救會的隊伍走在最前面。她們沿途高呼口號，并用粉筆書寫“反對內戰(zhàn)，槍口對外”“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全國人民團結起來，一致抗日”等標語。隊伍走到老西門，事先布置好的警車和大批軍警撲向群眾，用刺刀、軍棍、皮鞭、水龍向手無寸鐵的游行群眾進攻。婦女隊伍因走在前面，受傷者較多，有100多人，其中重傷20多人，2人生命垂危。在這次游行中，面對反動軍警的鎮(zhèn)壓，史良臨危不懼，向敵人高呼：“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一致對外！”等口號。為了營救一位被軍警毆打的女學生，史良上前保護，亦遭毒手，肺尖因被打傷而咯血。幸好工人群眾及時救護，史良才幸免于難。為了痛斥國民黨軍警毫無人性的暴行，她在醫(yī)院療傷時寫了《九月的鞭答》一文，最后一句話說“我們蘇醒的群眾將會一天天加多，我們的心和力要凝結成一條鐵鏈。”
史良沒有被敵人的囂張氣焰嚇倒，斗爭的熱情反而更高。10月19日 ，魯迅 先生于上海逝世。在宋慶齡的提議下，喪事由救國會出面籌辦。在籌備時，史良與沈茲九、胡愈之等人共同商定通過魯迅 先生的葬禮，發(fā)動一次民眾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在救國會的努力下，魯迅 先生的葬禮十分隆重，各界民眾瞻仰遺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儀式變成了大規(guī)模的群眾示威游行。由于史良等人的發(fā)動，六七千人的送葬隊伍，婦女群眾占了相當大的數量。他們浩浩蕩蕩，唱挽歌，呼口號，聲震寰宇，氣壯山河。蔡元培、宋慶齡也參加了葬禮，史良和其他救國會的領導人走在隊伍的最前列。11月12日 , 救國會又在上海靜安寺路舉行了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有千余人參加。沈均儒、章乃器、王造時、史良、沙千里均在大會上發(fā)表了演說，一致高度贊揚了孫中山“鍥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表示要繼承他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加緊民族解放斗爭的活動，以挽救當前嚴重的民族危機。大會響應和支持上海日商紗廠工人的罷工，一致通過成立日商紗廠罷工后援會，并當場捐款援助，募捐四萬余元。后援會又把捐款換成米票，通過工人組織發(fā)給罷工工人，支援罷工取得了勝利。救國會以它鮮明的抗日愛國號召和艱苦努力精神，團結了廣大群眾，據估計，到1936年底，全國救國會會員達數十萬人。救國會廣泛宣傳了建立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對推動抗日民主運動，促進國內和平，起了重要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七君子事件，史良身陷囹圄，大義凜然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各地救國會運動更加迅猛地發(fā)展，會員發(fā)展到數十萬人。特別是由于救國會不顧國民黨的重重禁令，一面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對內鎮(zhèn)壓和對外不抵抗的錯誤政策，要求它實行民主，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直接發(fā)動、組織和領導人民開展各種抗日救國運動，因此遭到“攘外必須安內”的國民黨政府的忌恨，視為肘腋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方面也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取締救國會，逮捕救國會領袖。國民黨蔣介石既害怕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浪潮動搖其統(tǒng)治地位，又懾于日本的壓力，1936年11月22日晚 ，國民黨勾結巡捕房，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悍然逮捕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制造了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國民黨政府逮捕愛國人士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國各階層人民的憤慨, 也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
國民黨在對“七君子”進行勸降的同時，為了對他們施加壓力，指使江蘇高等法院的檢察官，以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的手法，將“七君子”的愛國活動，羅織成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功潮、圖謀顛覆政府等罪名，對他們進行了起訴。“七君子”對這種誣陷和迫害早就有了進行堅決斗爭的思想準備。同時，全國法律界的許多著名人士，為了主持正義，也自愿組成了強大的律師辯護團，決定為他們進行辯護。
七君子身陷囹圄，大義凜然。在蘇州監(jiān)獄，史良被關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她與男監(jiān)的6位戰(zhàn)友密切合作，挫敗了國民黨的種種陰謀。在國民黨的勸降活動完全失敗后，1937年6月11日 ，江蘇高等法院在國民黨中央的授意下，對“七君子”案件的審判，在蘇州正式開場。“七君子”把法庭當作講壇，用最明晰、簡潔的語言，說明了救國會的性質和任務，宣傳了抗日救國的大道理。同時把起訴書羅織的“十大罪狀”駁得體無完膚。他們義正詞嚴地向審判長提出質問，常常使審判長理屈詞窮，張口結舌，狼狽不堪。法庭對“七君子”采用逐個隔離審訊的方式，使他們互不通氣。史良獨坐女監(jiān)，孤軍作戰(zhàn)。但她始終與六 君子保持著言論、行動上的一致。審判官問史良：“全救大會宣言和綱領是什么？”史良橫眉冷對說：“全救大會宣言和綱領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團結抗日”。審判官又問：“你贊成各黨各派聯合救國嗎？”史良大聲回答：“凡是中國人，除漢奸賣國賊外，都應該聯合一起抗日”。審判官見史良話鋒這樣銳利，突然以挑釁的口吻問：“各黨各派包括共產黨嗎？”史良從容不迫回答說：“救國會的宗旨是任何黨派都要聯合，不管它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審判官緊追不放，接著問：“你們救國會主張的建立統(tǒng)一的抗敵政權是不是另組政府？”史良毫不退讓說：“政府和政權是有區(qū)別的，政府是國家的機構，政權是這個機構發(fā)揮的力量。我們主張擴大政權，并不是要另組政府。”審判官氣急敗壞吼道：“你們主張聯合各黨各派，這不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嗎？”史良卻微微一笑說：“抗日救國，是全國國民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共產黨喊的口號”。她說“這好比一家人家，有強盜打進了大門，叫家里的兄弟姊妹們，大家再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應當聯合起來抵杭那些強盜們，這有什么錯？”“時至今日，抗日兩字，即使你隨便去問哪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法院的檢察官是日本人，才會判我們‘救國有罪’！” 審判長被問得理屈詞窮，但國民覺政府仍不肯無罪釋放七君子。“七君子”的合法斗爭使反動派無計可施，兩次開庭審判都宣告失敗。敵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們通過們通過杜月笙、錢新之兩人來進行勸降活動，向他們提出只要進反省院，前門進，后門出，轉一轉就算了，并不真正執(zhí)行。史良等認為，這個方案是對中國人民和愛國人士的侮辱，表示“寧愿坐穿牢底，甚至殺頭，也決不接受。” 這份正義與自信，在當年已被人們所領略：“史良身著藍色西裝，外翻白領，……且頻頻向家屬席上微笑而頻頷其首，發(fā)油墨，下作細卷，似新人者，諸人態(tài)度當以彼為最從容。”
七君子入獄后，宋慶齡、何香凝等人曾多方奔走，設法營救，可是毫無結果。于是，她們與上海文化界愛國人士共同發(fā)起了“救國入獄運動”。6月25日 ，宋慶齡、何香凝、沈茲九、胡子嬰、陳波兒等人，聯名致函蘇州高等法院，甘愿與七君子一起坐牢，“愛國無罪，則與沈鈞儒等同享自由；愛國有罪，則與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她們還發(fā)表了《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制定了《教國入獄運動規(guī)約》。7月5日 ，宋慶齡不顧身體有病，與沈茲九、胡子嬰、陳波兒等一行12人，自帶行李從上海赴蘇州高等法院入獄。在蘇州高等法院，院長和首席檢察官被宋慶齡等人質問得無言以對，但他有又不敢把“國母”孫 夫人收監(jiān)。
“七君子”的被捕及救國會的宣傳營救活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反響。北平、西安等地舉行了援助救國會領袖的示威運動。許多愛國報刊先后發(fā)表消息和評議，許多愛國人士發(fā)表談話，對國民黨逮捕救國會愛國人士的行為提出質問。旅居歐美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和國際知名人士也發(fā)起援救活動。“七君子”的被捕在國民黨內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于右任、馮玉祥、孫科等二十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對此事件“鄭重處理”。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將“七君子”無條件釋放。張、楊發(fā)動西安事變后，通電全國，提出八項主張，“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就是其中一項。可見，“七君子”事件也是導致西安事變的原因之一。為營救“七君子”而掀起的大規(guī)模的抗議運動，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從而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更加深入人心，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7月7日 “七七事變”爆發(fā)，在全民抗戰(zhàn)呼聲日益高漲的巨大壓力沖擊下，國民黨當局不得已在于1937年7月30日 釋放了七君子。
五、抗戰(zhàn)時期的史良與婦女運動
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八.一三”全面抗戰(zhàn)，中國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即抗日戰(zhàn)爭時期。要爭取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必須動員全國民眾參加，進行持久戰(zhàn)。救國會的領袖當時都很強調開放民眾運動，發(fā)動全民抗戰(zhàn)。史良作為婦女界的代表和婦女救國運動的領袖人物，自然十分注重發(fā)動婦女參加抗戰(zhàn)。
史良特別強調要動員全國婦女和男子共同參加抗戰(zhàn)，負起救亡圖存的任務。她說“我們要了解，我們這次的抗戰(zhàn)，是次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者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在整個民族方面講，少一個人參加抗戰(zhàn)，就減少一份實力。假如忽視了婦女參加，不動員她們貢獻力量，無異甘愿毀滅一半抗戰(zhàn)實力。所謂民族解放，當然包括男女解放在內。如果僅是男子解放，女子得不到解放，整個民族就講不上解放。男女同樣得到解放，才能完成民族的解放，也只有民族的解放，才足以保證婦女解放的實現”，⑦并多次強調婦女的地位要由婦女自己來爭取。因此，動員全國婦女參加抗日的民族解放運動， 增強抗日救亡力量，以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婦女的解放，就成為當時婦女運動的主題。
史良到武漢后，寫了《婦女動員運動中的一點意見》一文，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她對動員婦女參加抗戰(zhàn)的意見。針對某些女界領袖只注重動員上層婦女抗戰(zhàn)的偏向，史良提出應當把婦女抗敵的基礎建立在大眾婦女、勞動婦女、農村婦女的身上，因為她們才是婦女運動的主力。關于婦女動員的辦法，她指出：第一，吸引婦女參政議政。各級政府機構里，要吸引相當一部分婦女參加，只〔至〕少要把各部門的門戶開放，吸收各階層的分子，才能代表各階層的真正意見，達到官民打成一片，而有利于工作的開展；第二，組織聯絡婦女團體。各婦女團體應迅速聯絡各方，溝通上下，把貴賤智愚的一切觀念打破，首先求得各團體工作步驟的一致，進一步的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促成組織統(tǒng)一，統(tǒng)籌整個動員婦女計劃，制定各項工作綱領，分工合作，務使各項工作迅速的在各方面開展起來，以完成婦女總動員的重大任務，從而加入到全民抗戰(zhàn)的行列中。⑧上述意見和主張，不僅切中時弊而且觸及到中國婦女解放的根本問題，尤其是史良把目光向下，強調發(fā)動廣大下層勞動婦女參加抗戰(zhàn)運動，要求各級政府機構向婦女開放，吸收婦女參加，包含著可貴的人民民主思想，同時也促進了婦女的覺醒，喚醒她們沖破家庭的束縛、輿論的壓力，走向社會，走向抗日。
1938年5月，宋美齡在廬山召集全國各地的婦女領袖和婦女代表48人舉行談話會，中共方面有鄧穎超、孟慶樹；國民黨方面有沈慧蓮、唐國楨、陳逸云等；救國會方面有史良、沈茲九、劉清揚等；基督教女青年會方面有張?zhí)@真、鄧裕云、陳紀彝等。會議決定將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改組、擴大，作為全國性的動員領導婦女參加抗戰(zhàn)的總機構，婦女指導委員會由宋美齡擔任指導長，史良、鄧穎超、曹孟君等36人任委員。為了團結全國婦女參加抗戰(zhàn)，1938年7月1日 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以下簡稱“ 婦指會”）在漢口成立，這是婦女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該會的主要任務“動員全國婦女, 團結全國婦女和指導全國婦女, 加緊從事抗戰(zhàn)建國工作。”⑨該會下設八組一會。下設總務訓練、文化事業(yè)、兒童保育、生產事業(yè)、生活指導、慰勞鄉(xiāng)村服務等8個組和聯絡委員會。其中由救國會人士劉清楊、沈茲九、史良掌管的訓練組、文化事業(yè)組、聯絡委員會，其組長和干事基本上都是中共地下黨員和其他進步人士。在武漢期間，史良以她卓越的才干和充沛的熱情，在聯絡、組織和動員婦女方面做了大工作，促進了各婦女團體的聯合、團結。她指導下的聯絡委員會，不僅包括了婦女慰勞會、女青年會、兒童保育會代表，而且吸收了16個正式的婦女團體代表參加，與9個團體的婦女工作部建立了工作關系，除聯絡武漢各婦女團體外，各省的女青年會、63個慰勞分會、17個兒童保育分會以及其他43個婦女團體也在她的領導下，進行抗戰(zhàn)建國工作。⑩后來，在重慶更發(fā)展到與全國各地多280個婦女團體建立了工作關系。這樣，史良負責的聯絡委員會團結指導各婦女團體，各婦女團體又組織領導廣大婦女，環(huán)環(huán)相扣，層層相接，使婦女運動廣泛而深入地開展。
婦女業(yè)經發(fā)動起來，組織起來，怎樣有效地發(fā)揮她們在抗戰(zhàn)中的作用？史良認為應該結合婦女的身心特點及才能、個性適當發(fā)揮。在史良等人的督促指導下，廣大婦女同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戰(zhàn)的工作。如在保衛(wèi)大武漢中，成立了武漢婦女代表座談會，中心議題是“保衛(wèi)武漢婦女應該做些什么？” 史良指出最迫切需要做的，首先是救護工作。為此，在她領導下，創(chuàng)辦了“婦女救護訓練班”、“武漢婦女流動救護訓練班”，救護炮火中受傷的戰(zhàn)士、民眾。還提出了宣傳、慰勞、戰(zhàn)地服務、協(xié)助政府征兵等其他任務，支援了武漢保衛(wèi)戰(zhàn)。1939年“ 三八” 節(jié)前夕，發(fā)動重慶婦女界開展獻金運動。僅“ 三八”節(jié)一天, 即獻金63萬余元, 累計8天獻金139萬余元，此事轟動了重慶，受到了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好評。⑾同年秋，史良又寫了《透過寒衣運動的教育與組織婦女工作》一文，掀起寒衣運動的巨浪，為前方將士征募寒衣50萬件。1940年春發(fā)動20萬雙軍鞋運動，都取得很大成績。訓練組舉辦了6期婦女干部訓練班加上各附屬機構訓練班，共訓練了3296名婦女干部；文化事業(yè)組創(chuàng)辦了《婦女新運》、《婦女新運通訊》、《婦女文化》等6種婦女刊物，并出版《婦女新運叢書》5種和《壁報資料》、《時事研究資料》等，為宣傳民眾，動員婦女抗日作出了一定貢獻。聯絡委員會則橫向聯絡在武漢、重慶的各婦女團體，縱向聯絡各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各部、院、會的新運婦女工作隊。對其工作進行指導、檢查和監(jiān)督，并通過各婦女團體聯席會議的形式邀集各婦女團體研討和布置工作。從而成為一個溝通各個方面的重要部門，指導了國統(tǒng)區(qū)的婦女運動。史良作為其領導人之一，以其在社會上和婦女界的高度威望和卓然才能做出了突出貢獻。
“皖南事變”后，婦指會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進步的骨干力量大為削弱；國民黨右派勢力大大加強，婦指會已完全喪失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的性質，工作無法順利開展。為了抗議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史良于1942年退出了婦指會。但她與李德全、劉清揚、曹孟 君等婦女界的進步領袖人物仍與中共南方婦委保持著密切聯系，共同推進和指導國統(tǒng)區(qū)婦女工作，為以后中國婦女聯誼會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六、推動民主憲政，爭取民主權利
武漢失守后，國民黨政府的政策重心逐漸由抗戰(zhàn)轉向反共反人民，其他抗日黨派也開始重新受到壓制。為了爭取民主政治和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鞏固團結，以推進抗戰(zhàn)，各抗日黨派參議員于1939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一致要求政府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立即實行民主憲政，開放民眾運動，保障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有關這方面的提案共有7個。史良除對這些提案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外，還單獨提了兩個關于婦女的提案：一為《請中央切實改進女子教育以適應抗戰(zhàn)建國之需要案》、《請政府從速救濟抗敵軍人家屬以勵兵役案》。由于各抗日黨派以及部分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強烈要求，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了實行憲政案，隨后設立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促成憲政。憲政期成會由25名參政員組成，史良是其成員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參政員。國民黨六中全會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 召開國民大會。因此，當時在重慶、桂林等地開展了憲政運動。史良是重慶婦女界憲政運動的主要領導者，她還被重慶憲促會推為常務委員。從11月中旬開始，重慶各婦女團體熱烈討論憲政。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由婦指會聯絡委員會主持，重慶各婦女團體先后召開了7次憲政與婦女座談會，發(fā)起婦女憲政運動。她們討論了“1、什么是憲法；2、抗戰(zhàn)與憲政的關系；3、目前人民的教育程度是否能夠實行憲政；4、我們所要求的是哪種憲法；5、婦女怎樣來推動憲政”等五大問題。史良多次主持大會，并做重要的發(fā)言或總結。提出了婦女在推動憲政運動中如何爭取參政權問題，一方面政府要保證國民大會中有足夠的婦女代表，至少應有20%-30%的名額；另一方面婦女自身要參加競選運動，競選“必須有各界婦女參加”，“必須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⑿由于史良為維護婦女合法的參政權利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必要的斗爭，“于憲政期成會時，曾在二十四位男會員，對一位女會員之惡劣比率下”，“結果居然通過了國民大會這特設婦女代表名額一項”。⒀
1940年秋，國民黨發(fā)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重慶的一些抗日黨派也受到壓迫，被視為“共產黨”尾巴的救國會，自然首當其沖。救國會領袖沈均儒、鄒韜奮、史良等在爭取實現民主憲政所表現出鮮明堅定的立場，使蔣介石十分惱恨。在1942年7月國民政府公布的第三屆參政員中，救國會參政員全部被除名。1944年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召開時，也未恢復他們參政員席位。此時救國會處于最困難時期，史良決定繼續(xù)從事律師工作，以保障人權，推進抗日民主運動。
在1944年日軍發(fā)動的豫湘桂戰(zhàn)役中，國民黨軍隊再次遭到重大的失敗。戰(zhàn)場的失敗和政治上的腐敗，激起人民的極大不滿，強烈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立即實行民主憲政，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再次掀起民主憲政運動的高潮。沈均儒、史良等救國會成員是這一運動的積極鼓吹者、推動者。史良針對現實就民主憲政、民主涵義、婦女與民主等問題, 發(fā)表了不少精辟的見解。由于史良對深受壓迫的廣大婦女寄予深切同情，她始終把爭取婦女的民主權利和人格平等，當成自己的首要任務。她認為首先要爭取人格上的平等權。“民主是‘我是人’，‘大家是人’，我們婦女說‘我們婦女也是人’”，我們現在不能再做馴羊，我們是人，有人的人格”，“我們要爭取真正的民主不要做國家的奴隸。我們要把國家造成樂園，不要把國家造成自己的牢監(jiān)！”⒁其次指出1945年婦女工作的目標就是爭取民主。她說“近年來政治上的腐敗，經濟瀕于崩潰的地步，軍事上的失敗，總而言之，就是沒有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團結，才能永久和平”。“要民主，不僅僅是自上而下，而要自下而上，大家共同來做民主運動，要各黨各派，共同解決國事，一個黨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更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要大家共同來管理”。這個“大家”自然包含著占人口半數的婦女，這個“管理”就是參政，當然包含著婦女參政。史良深信沒有婦女的參政、沒有政治的完全民主化，就沒有婦女的獨立人格和解放，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
縱觀史良 先生在救國會的經歷，可以說她是無愧于“女中豪杰”、愛國民主斗士稱號的，正如1937年出獄后她寫下的題詞那樣“我們要從奮斗犧牲中爭取和平與生存”⒂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作者劉友梅，系民盟上海市多黨合作理論與盟史研究會會員，民盟盧灣區(qū)委副秘書長。）
參考文獻：
①《救國會史料集》，第68頁
②《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宣言》，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編《上海抗日救亡運動資料選編》，1985年6月，第249頁
③《救國會成立宣言》
④《救國會言論集》，1937年5月1日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印行
⑤《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推派代表赴京請愿經過》，救亡情報，1936-7-26
⑥周天度. 救國會[ 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121頁 。
⑦《今年“ 三八” 紀念中的特殊任務》《新華日報》1938.3.8
⑧《婦女生活》第5卷第8期，1938.12.5
⑨⑩《目前的婦女救亡工作——史良 女士訪問記》《新華日報》1938.8.3
⑾《新華日報》1939.3.6
⑿《史良 先生談婦女競選運動》，《新華日報》1940.3.31
⒀《憲政月刊》第5號，1944.5.1
⒁《現代婦女》第5卷第四期之《婦女與民主》1945.4
⒂1937年8月時代文獻社出版的《救國無罪》
責任編輯：楊寧
史良與救國會
來源：中國民主同盟網站 http://www.itjx.net [大] [小] 2010-04-15
一、青年時代的史良
史良（1900-1985），江蘇常州人。幼年時家境貧寒，小學畢業(yè)后考入常州女子師范。在女師期間，由于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思想激進，性格堅強，在學生中嶄露頭角。1919年參加五四運動，任女師學生會會長。當時，女師和男師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學成立三校學生聯合會，她被推為聯合會副會長兼評議部部長，成為常州學運的領導者之一。
1922年史良從女師畢業(yè)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學校、上海法政大學和上海法科大學學習，開始學政治，后改習法律。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fā)時，她是一個積極參加者，還主編過一個名為《雪恥》的刊物，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1927年史良從上海法科大學畢業(yè)后，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員養(yǎng)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傾向進步，一度被捕人獄，旋為蔡元培先生保釋。其后，史良又到鎮(zhèn)江江蘇省婦女協(xié)會工作，任常務委員兼總務。她們出版了一種名為《女光》的刊物，為打破婦女種種枷鎖而大聲疾呼。1931年“九一八” 事變的爆發(fā)，震撼了當時在上海的史良。事變以后，史良自覺地投入到抗日愛國運動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向廣大婦女宣傳進步思想。1932年“ 三八”婦女節(jié)，上海各界召開慶祝大會，史良向廣大婦女疾呼“今天中國婦女的最大責任是救國，而不是政治家要解放我們婦女，必須首先解放我們的民族，沒有中華民族的解放，中國婦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史良的演講博得了群眾的掌聲，引起了敵人的極大恐懼和嫉恨。1932年初，史良參加了中共為營救被捕蒙難同志設在上海的外圍組織“革命互濟會”， 并任該會律師。從此她和黨建立了聯系，并成為黨的忠實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級組織曾遭到敵人的極大破壞，許多共產黨員、革命者及其他愛國人士被逮捕殺害。中共地下黨通過互濟會和魯迅、周揚領導的左聯同史良聯系，請她設法營救。史良認為營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點事情，這本身不僅是愛國行動，也是一種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風險，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營救過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有鄧中夏、李瑛、熊瑾耳、艾蕪、任白戈、陳卓坤等。
二、救國運動興起，史良創(chuàng)建上海婦女救國聯合會
三、參與領導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推動抗日民主運動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華北大量增兵，華北五省名存實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形勢的發(fā)展迫切需要將各地的救國力量團結起來，建立一個全國統(tǒng)一的聯合陣線，以進一步推進抗日救國運動。同時，救國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聯合起來，才能促進國內各黨派的聯合，形成全國全民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陣線。在宋慶齡、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的號召和引導下，
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走私十分猖狂，嚴重威脅到我國的民族工業(yè)，
史良沒有被敵人的囂張氣焰嚇倒，斗爭的熱情反而更高。
四、七君子事件，史良身陷囹圄，大義凜然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后，各地救國會運動更加迅猛地發(fā)展，會員發(fā)展到數十萬人。特別是由于救國會不顧國民黨的重重禁令，一面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對內鎮(zhèn)壓和對外不抵抗的錯誤政策，要求它實行民主，停止內戰(zhàn)，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直接發(fā)動、組織和領導人民開展各種抗日救國運動，因此遭到“攘外必須安內”的國民黨政府的忌恨，視為肘腋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方面也不斷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要求取締救國會，逮捕救國會領袖。國民黨蔣介石既害怕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浪潮動搖其統(tǒng)治地位，又懾于日本的壓力，
國民黨在對“七君子”進行勸降的同時，為了對他們施加壓力，指使江蘇高等法院的檢察官，以顛倒黑白、歪曲事實的手法，將“七君子”的愛國活動，羅織成組織非法團體、煽動罷工功潮、圖謀顛覆政府等罪名，對他們進行了起訴。“七君子”對這種誣陷和迫害早就有了進行堅決斗爭的思想準備。同時，全國法律界的許多著名人士，為了主持正義，也自愿組成了強大的律師辯護團，決定為他們進行辯護。
七君子身陷囹圄，大義凜然。在蘇州監(jiān)獄，史良被關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她與男監(jiān)的6位戰(zhàn)友密切合作，挫敗了國民黨的種種陰謀。在國民黨的勸降活動完全失敗后，
七君子入獄后，宋慶齡、何香凝等人曾多方奔走，設法營救，可是毫無結果。于是，她們與上海文化界愛國人士共同發(fā)起了“救國入獄運動”。
“七君子”的被捕及救國會的宣傳營救活動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和反響。北平、西安等地舉行了援助救國會領袖的示威運動。許多愛國報刊先后發(fā)表消息和評議，許多愛國人士發(fā)表談話，對國民黨逮捕救國會愛國人士的行為提出質問。旅居歐美和東南亞各國的華僑和國際知名人士也發(fā)起援救活動。“七君子”的被捕在國民黨內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在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委員于右任、馮玉祥、孫科等二十多人，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對此事件“鄭重處理”。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電南京政府，要求將“七君子”無條件釋放。張、楊發(fā)動西安事變后，通電全國，提出八項主張，“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就是其中一項。可見，“七君子”事件也是導致西安事變的原因之一。為營救“七君子”而掀起的大規(guī)模的抗議運動，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從而使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主張，更加深入人心，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五、抗戰(zhàn)時期的史良與婦女運動
從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到“八.一三”全面抗戰(zhàn)，中國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解放戰(zhàn)爭，即抗日戰(zhàn)爭時期。要爭取民族解放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必須動員全國民眾參加，進行持久戰(zhàn)。救國會的領袖當時都很強調開放民眾運動，發(fā)動全民抗戰(zhàn)。史良作為婦女界的代表和婦女救國運動的領袖人物，自然十分注重發(fā)動婦女參加抗戰(zhàn)。
史良特別強調要動員全國婦女和男子共同參加抗戰(zhàn)，負起救亡圖存的任務。她說“我們要了解，我們這次的抗戰(zhàn)，是次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者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在整個民族方面講，少一個人參加抗戰(zhàn)，就減少一份實力。假如忽視了婦女參加，不動員她們貢獻力量，無異甘愿毀滅一半抗戰(zhàn)實力。所謂民族解放，當然包括男女解放在內。如果僅是男子解放，女子得不到解放，整個民族就講不上解放。男女同樣得到解放，才能完成民族的解放，也只有民族的解放，才足以保證婦女解放的實現”，⑦并多次強調婦女的地位要由婦女自己來爭取。因此，動員全國婦女參加抗日的民族解放運動， 增強抗日救亡力量，以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婦女的解放，就成為當時婦女運動的主題。
史良到武漢后，寫了《婦女動員運動中的一點意見》一文，比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她對動員婦女參加抗戰(zhàn)的意見。針對某些女界領袖只注重動員上層婦女抗戰(zhàn)的偏向，史良提出應當把婦女抗敵的基礎建立在大眾婦女、勞動婦女、農村婦女的身上，因為她們才是婦女運動的主力。關于婦女動員的辦法，她指出：第一，吸引婦女參政議政。各級政府機構里，要吸引相當一部分婦女參加，只〔至〕少要把各部門的門戶開放，吸收各階層的分子，才能代表各階層的真正意見，達到官民打成一片，而有利于工作的開展；第二，組織聯絡婦女團體。各婦女團體應迅速聯絡各方，溝通上下，把貴賤智愚的一切觀念打破，首先求得各團體工作步驟的一致，進一步的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促成組織統(tǒng)一，統(tǒng)籌整個動員婦女計劃，制定各項工作綱領，分工合作，務使各項工作迅速的在各方面開展起來，以完成婦女總動員的重大任務，從而加入到全民抗戰(zhàn)的行列中。⑧上述意見和主張，不僅切中時弊而且觸及到中國婦女解放的根本問題，尤其是史良把目光向下，強調發(fā)動廣大下層勞動婦女參加抗戰(zhàn)運動，要求各級政府機構向婦女開放，吸收婦女參加，包含著可貴的人民民主思想，同時也促進了婦女的覺醒，喚醒她們沖破家庭的束縛、輿論的壓力，走向社會，走向抗日。
1938年5月，宋美齡在廬山召集全國各地的婦女領袖和婦女代表48人舉行談話會，中共方面有鄧穎超、孟慶樹；國民黨方面有沈慧蓮、唐國楨、陳逸云等；救國會方面有史良、沈茲九、劉清揚等；基督教女青年會方面有張?zhí)@真、鄧裕云、陳紀彝等。會議決定將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改組、擴大，作為全國性的動員領導婦女參加抗戰(zhàn)的總機構，婦女指導委員會由宋美齡擔任指導長，史良、鄧穎超、曹孟君等36人任委員。為了團結全國婦女參加抗戰(zhàn)，
婦女業(yè)經發(fā)動起來，組織起來，怎樣有效地發(fā)揮她們在抗戰(zhàn)中的作用？史良認為應該結合婦女的身心特點及才能、個性適當發(fā)揮。在史良等人的督促指導下，廣大婦女同胞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戰(zhàn)的工作。如在保衛(wèi)大武漢中，成立了武漢婦女代表座談會，中心議題是“保衛(wèi)武漢婦女應該做些什么？” 史良指出最迫切需要做的，首先是救護工作。為此，在她領導下，創(chuàng)辦了“婦女救護訓練班”、“武漢婦女流動救護訓練班”，救護炮火中受傷的戰(zhàn)士、民眾。還提出了宣傳、慰勞、戰(zhàn)地服務、協(xié)助政府征兵等其他任務，支援了武漢保衛(wèi)戰(zhàn)。1939年“ 三八” 節(jié)前夕，發(fā)動重慶婦女界開展獻金運動。僅“ 三八”節(jié)一天, 即獻金63萬余元, 累計8天獻金139萬余元，此事轟動了重慶，受到了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好評。⑾同年秋，史良又寫了《透過寒衣運動的教育與組織婦女工作》一文，掀起寒衣運動的巨浪，為前方將士征募寒衣50萬件。1940年春發(fā)動20萬雙軍鞋運動，都取得很大成績。訓練組舉辦了6期婦女干部訓練班加上各附屬機構訓練班，共訓練了3296名婦女干部；文化事業(yè)組創(chuàng)辦了《婦女新運》、《婦女新運通訊》、《婦女文化》等6種婦女刊物，并出版《婦女新運叢書》5種和《壁報資料》、《時事研究資料》等，為宣傳民眾，動員婦女抗日作出了一定貢獻。聯絡委員會則橫向聯絡在武漢、重慶的各婦女團體，縱向聯絡各省新運婦女工作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各部、院、會的新運婦女工作隊。對其工作進行指導、檢查和監(jiān)督，并通過各婦女團體聯席會議的形式邀集各婦女團體研討和布置工作。從而成為一個溝通各個方面的重要部門，指導了國統(tǒng)區(qū)的婦女運動。史良作為其領導人之一，以其在社會上和婦女界的高度威望和卓然才能做出了突出貢獻。
“皖南事變”后，婦指會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進步的骨干力量大為削弱；國民黨右派勢力大大加強，婦指會已完全喪失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的性質，工作無法順利開展。為了抗議國民黨頑固派的倒行逆施，史良于1942年退出了婦指會。但她與李德全、劉清揚、
六、推動民主憲政，爭取民主權利
武漢失守后，國民黨政府的政策重心逐漸由抗戰(zhàn)轉向反共反人民，其他抗日黨派也開始重新受到壓制。為了爭取民主政治和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鞏固團結，以推進抗戰(zhàn)，各抗日黨派參議員于1939年9月在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上，一致要求政府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立即實行民主憲政，開放民眾運動，保障各黨派的合法地位，有關這方面的提案共有7個。史良除對這些提案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外，還單獨提了兩個關于婦女的提案：一為《請中央切實改進女子教育以適應抗戰(zhàn)建國之需要案》、《請政府從速救濟抗敵軍人家屬以勵兵役案》。由于各抗日黨派以及部分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強烈要求，國民參政會第四次大會通過了實行憲政案，隨后設立了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促成憲政。憲政期成會由25名參政員組成，史良是其成員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參政員。國民黨六中全會宣布于
1940年秋，國民黨發(fā)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重慶的一些抗日黨派也受到壓迫，被視為“共產黨”尾巴的救國會，自然首當其沖。救國會領袖沈均儒、鄒韜奮、史良等在爭取實現民主憲政所表現出鮮明堅定的立場，使蔣介石十分惱恨。在1942年7月國民政府公布的第三屆參政員中，救國會參政員全部被除名。1944年第四屆國民參政會召開時，也未恢復他們參政員席位。此時救國會處于最困難時期，史良決定繼續(xù)從事律師工作，以保障人權，推進抗日民主運動。
在1944年日軍發(fā)動的豫湘桂戰(zhàn)役中，國民黨軍隊再次遭到重大的失敗。戰(zhàn)場的失敗和政治上的腐敗，激起人民的極大不滿，強烈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立即實行民主憲政，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再次掀起民主憲政運動的高潮。沈均儒、史良等救國會成員是這一運動的積極鼓吹者、推動者。史良針對現實就民主憲政、民主涵義、婦女與民主等問題, 發(fā)表了不少精辟的見解。由于史良對深受壓迫的廣大婦女寄予深切同情，她始終把爭取婦女的民主權利和人格平等，當成自己的首要任務。她認為首先要爭取人格上的平等權。“民主是‘我是人’，‘大家是人’，我們婦女說‘我們婦女也是人’”，我們現在不能再做馴羊，我們是人，有人的人格”，“我們要爭取真正的民主不要做國家的奴隸。我們要把國家造成樂園，不要把國家造成自己的牢監(jiān)！”⒁其次指出1945年婦女工作的目標就是爭取民主。她說“近年來政治上的腐敗，經濟瀕于崩潰的地步，軍事上的失敗，總而言之，就是沒有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團結，才能永久和平”。“要民主，不僅僅是自上而下，而要自下而上，大家共同來做民主運動，要各黨各派，共同解決國事，一個黨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更不是一個人能做到的，要大家共同來管理”。這個“大家”自然包含著占人口半數的婦女，這個“管理”就是參政，當然包含著婦女參政。史良深信沒有婦女的參政、沒有政治的完全民主化，就沒有婦女的獨立人格和解放，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
縱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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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新華日報》1939.3.6
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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⒁《現代婦女》第5卷第四期之《婦女與民主》1945.4
⒂1937年8月時代文獻社出版的《救國無罪》
責任編輯：楊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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