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年底，在與朝陽學院師生一道發(fā)起挽留院長、反對遷校的激烈斗爭后，民主教授鄧初民被迫從成都轉移到重慶。此前，赴日求學歸國后，他輾轉太原、武漢、上海、廣州、桂林等地，宣揚馬克思主義，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渝六年間，他繼續(xù)為民主奔走，反對獨裁，為實現(xiàn)“初民理想”而努力不懈。

以組織為陣地

1946年12月28日，《民主報》報道：“民盟中委鄧初民同志，定今日自渝乘機飛滬，出席民盟二中全會，民盟重慶市支部特于昨日（二十七）午后二時假特園舉行茶會歡送。”

其時，民盟總部機關刊物《民主報》已由民盟重慶市支部接辦；1945年9月市支部成立時，鄧初民任支部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次年2月《民主報》創(chuàng)辦后，他擔任社論委員會成員。

鄧初民自蓉赴渝后，繼續(xù)投身民主運動。1941年5月，鄧初民與王昆侖、許寶駒等發(fā)起成立中國民族民主革命同盟（一年后改為中國民主革命同盟），還參加了救國會。是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他是積極活動者。這一時期，鄧初民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參加民主憲政運動，響應中共提出的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組織抗日聯(lián)合政府的主張，并為國民黨上層人士馮玉祥、張篤倫等講授政治問題。1945年1月，鄧初民加入民盟，并在同年10月召開的民盟一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兼民主教育委員會副主任。

據(jù)史良回憶，在民盟一大前一次座談會上，史良提出一個問題：我們民主同盟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鄧初民認為這個問題提得很好，并在他主編的《民主星期刊》上發(fā)表文章《中國民主同盟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認為“中國民主同盟最根本的要求是民主，民主同盟代表著一切要求民主的人們的利益”。國共談判期間，鄧初民和許多進步人士一樣，一方面對會談寄予期望，另一方面卻保持審慎和警惕，并深切關心毛澤東的安危。“舊政協(xié)”會議開幕后，鄧初民積極投入政協(xié)工作，以政治方面的顧問身份參與民盟代表團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見。

政協(xié)會議期間，鄧初民還多次參加陪都各界召開的促進政協(xié)成功、實施停戰(zhàn)協(xié)定的群眾大會。在陪都各界民眾慶祝和平的大會上，他與王若飛、馮玉祥、郭沫若等發(fā)表演講，要求國民黨真正停止內戰(zhàn)，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建設國家。在政治協(xié)商會議陪都文化界協(xié)進會上，他與陶行知、李公樸等被推選為理事。“較場口血案”發(fā)生后，親歷大會的鄧初民與文化界150余人聯(lián)名發(fā)表了《告全國人民書》，揭露事件真相，譴責國民黨特務暴行。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委李公樸和聞一多，并揚言要在上海暗殺沈鈞儒、陶行知，在重慶暗殺鄧初民。據(jù)《民主報》12日報道：李公樸遇害當天，鄧初民教授應某學校之請，講演時事問題，揭露國民黨“以九月改組政府，十一月召開國大作幌子”，實際上“還是想破壞政協(xié)，繼續(xù)維持一黨專政”，并表示“無論時局如何變，我們用不著悲觀，我們相信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面對當局的死亡威脅，鄧初民泰然處之，并積極參與28日舉行的重慶各界追悼李聞大會的籌備工作。臨開會前，他收到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但他無所畏懼，毅然赴會。7月29日《新華日報》報道了鄧初民在會上的講演：鄧老痛苦而又堅強地走上祭臺，他開頭就直率地說：“兩位是民主的戰(zhàn)士，是中華民國的好公民，是民主同盟的創(chuàng)始人，他們是我們每個人的同志、朋友。……他們走上了人民的政治道路，為中國的和平民主而奔走，他們把人民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他們把人民的事業(yè)當作自己的事業(yè)，他們自己的生死是以人民的生死而生死！”演講過程中，鄧老悲憤激動得全身發(fā)抖，他憤怒的目光從李聞二先生的遺像上掃視到那遼遠的地方，他喘息，泣不成聲。最后，他說道：“為民主奮斗的人是無數(shù)的，是殺不完，殺不絕的！”“中國民主同盟有這樣的同志，中國人民有這樣的朋友，中國民主事業(yè)是有保障的！有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走在前面，我們是不會走錯路的，我們要跟著他們的事業(yè)不斷走。”

鄧初民一生對民主孜孜以求。1912年，鄧初民在江漢大學受大同思想影響，為表示自己對于初民生活理想的追求，改名為“初民”。1948年，他在香港達德學院對學生講述他名字的新意：“我盼望我們的祖國早日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而我是這個國家的一個最早的普通公民。”

以學校為堡壘

1946年4月29日晚，社會大學第一期放學典禮和“三個月教學總結大會”在管家巷28號舉行。大會由副校長李公樸主持，參加大會的有吳玉章等中共代表團代表、鄧初民等社大教師以及社大第一期學生。

社會大學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下，以民盟為組織保證的新型學校。通過民主集議，由馮玉祥、張瀾、沈鈞儒、陶行知、史良、李公樸等為校董，馮玉祥任董事長，陶行知為校長，李公樸為副校長兼教務長。1946年1月15日，社會大學正式開學，設政治經濟、文學、教育、新聞四個系，學生共計197人。由于辦學宗旨明確、辦學模式靈活，社大很快成為國統(tǒng)區(qū)內革命的新型學校和民主運動的營壘。

社大課程分公共必修課和專修課兩類，必修課各系都要學習，采取上大課的辦法進行。鄧初民所教授的政治問題是公共必修課，每周三小時。除了必修課，他還不定期為學生作國際國內時事分析報告，并積極參加校董、教授“社大之友”聚餐會等活動。

在4月29日晚舉行的放學典禮上，潘筠代表政治經濟系學生向大會匯報學習心得，首先提到的老師就是鄧初民。他總結了對鄧初民所講政治問題的五點體會：第一，“人不能夠脫離政治生活”，“政治路線是決定于正確的政治立場”；第二，“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的政治路線，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路線”；第三，在中國民主革命的現(xiàn)階段——和平建國階段，“就是要組織各黨各派的聯(lián)合政府”；第四，中國民主革命具有曲折性與長期性，必須“要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堅定長久的革命熱情，作長久的艱苦斗爭”；第五，自《雙十協(xié)定》后，民主對反民主的斗爭，已較過去有了許多便利，“只要我們更積極的奮斗下去，民主政治一定可以實現(xiàn)”。最后，潘筠還特別贊揚鄧初民“上課時認真負責的精神和他平常待人處世的氣魄”，認為這是作為學生在人格教育上學習的最好模范。

這次放學典禮一直開到凌晨一點多。會后，沈鈞儒、鄧初民領著學生徒步走回上清寺。爬坡上坎的腳步聲穿透霧都的夜空；堅強的民主力量，在斗爭中不斷增長。

社大一期畢業(yè)后，民主與反民主的斗爭更加激烈，原本被當局視為“危險異端”的社大，處于更加惡劣的環(huán)境中。“李聞血案”后，陶行知先生也猝然而逝。在這種情況下，鄧初民和史良挺身而出，接替陶、李兩位校長，籌辦了社大第二期，并于9月13日開始行課。

社會大學第二期設有政經系、文學系、新聞系，開學時有學生110余人。在當時的形勢下，學校已無法組織系統(tǒng)的教育。學校一方面通過座談會等形式加強文化和形勢教育，另一方面組織學生積極參加社會活動。9月28日，鄧初民在社大作《分析目前國內斗爭的本質和中國近百年的革命形勢》專題演講，報告后，各系學生還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1947年3月1日，國民黨當局在查封《新華日報》、包圍中共四川省委的次日，武裝查封了社會大學。

重訪位于和平路打銅街的管家巷28號，昔日的民主堡壘只剩“重慶社會大學舊址”碑刻，上有文字：“這里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川東特委領導下開展革命活動的重要場所，也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從事偉大教育實踐的地方。”另據(jù)社大二期政經系學員唐珍潤老人口述：“鄧初民老師給我們講過政治課，師生關系很好。”

以書刊為武器

1946年3月，生活書店出版發(fā)行了鄧初民撰寫的《新政治學大綱》。在書中，鄧初民認為“凡屬各黨、各派、各社會階層的聯(lián)合政權，則是今天具有支配性的、新型的民主政治”；中國“在抗戰(zhàn)建國的過程中，更應當努力爭取民主并創(chuàng)建自己的新式民主制”。

作為一位戰(zhàn)士型的學者和學者型的戰(zhàn)士，鄧初民創(chuàng)辦過多種刊物，撰寫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從1915年到1940年，鄧初民先后創(chuàng)辦過《民彝》《新覺悟》《雙十》《民族戰(zhàn)線》等刊物。據(jù)吳漢全等撰寫的《鄧初民先生學術年表》，在重慶的幾年中，鄧初民在《新華日報》《民主周刊》等報刊上就發(fā)表了50多篇文章，并出版了《中國社會史教程》《世界民主政治的新趨勢》《民主的理論與實踐》等著述。

1945年9月，民盟重慶市支部決定創(chuàng)辦機關刊物《民主星期刊》，公推陶行知任社長，鄧初民任主編。該刊代發(fā)刊詞說，該刊“不僅是要反映、宣達要求民主的各階層人民的意見，而且是要組織、體現(xiàn)要求民主的各階層人民的力量，使它能集中起來，步調一致起來，為爭取、實現(xiàn)、保障民主而奮斗”。

鄧初民以很大精力投入刊物的創(chuàng)辦活動，民盟一大期間，為了拓展稿源，他還自費請代表們吃陪都名菜砂鍋魚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刊物編得生動活潑，對推動國統(tǒng)區(qū)的民主運動起了積極作用。鄧初民在該刊發(fā)表了《如何才能全面而徹底的消弭內戰(zhàn)？》《東北問題應該政治解決》《嚴重關頭》等文章，維護政協(xié)協(xié)議，反對內戰(zhàn)，反對獨裁。

他政治態(tài)度鮮明，針對當時的反共言論，撰文據(jù)理力駁，《史良自述》寫道：當時，青年黨左舜生在《從制止內戰(zhàn)談到政治協(xié)商會議》中說中共“只爭地方，不爭中樞，多爭軍事，少爭政治”。鄧初民對此撰文指出，解放區(qū)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解放區(qū)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保護人民的利益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此外，重慶《大公報》發(fā)表了一篇《質中共》的文章，誣蔑中共是內戰(zhàn)禍首，《新華日報》于次日即發(fā)表了《與大公報論國事》。鄧初民把這兩篇文章同時轉載，加上富于啟發(fā)的編者按語，并在編排上將《新華日報》的文章放在顯要位置。

《民主星期刊》表達了人們要求民主的心聲，很受讀者歡迎，但也遭到當局的限制和迫害。鄧初民和陶行知對此堅定地表示“民主一日不實現(xiàn)，《民主星期刊》就一日不停”，并在北平等地出版航空版。到1946年年初，刊物發(fā)行量已達兩萬多份。此外，據(jù)廣西民盟資料記載，在鄧初民等的支持下，1946年1月12日，民盟廣西省支部主辦的《民主星期刊》（桂林版）創(chuàng)刊，出版36期后，于1947年1月11日被迫?？?。

1946年4月，鄧初民又主編了《唯民周刊》。他在代發(fā)刊詞《唯民解》中對“唯民”作解：人民第一，一切為了人民?！段裰芸窂陌l(fā)刊起就開辟了鄧初民的政治講座專欄，連續(xù)40多期登載了他在社會大學講授中國政治問題的講稿。他還在刊物中就大眾關心的重大政治問題闡明主張，并根據(jù)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lián)合政府》的基本精神，闡明民主聯(lián)合政府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政府。此外，刊物還登載過翦伯贊、侯外廬、郭沫若、田漢等進步人士的文章，葉挺將軍在獄中寫的那首著名的《囚歌》也是由郭沫若提供、在《唯民周刊》第一期上發(fā)表的。《唯民周刊》鮮明的政治傾向激怒了國民黨當局，最終和《民主星期刊》《民主報》一樣被迫停刊。

為了更廣泛地傳播和普及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擴大革命文化陣地，鄧初民還于1945年7月籌辦了民治出版社，計劃出版四部二三十萬字的著作，后因經費問題未能完成。

民盟總部遷離重慶后，鄧初民以民主教授和留渝中委的身份，繼續(xù)從事民主事業(yè)?！睹裰鲌蟆穼Υ擞写罅繄蟮溃?946年5月31日，東北政法建設協(xié)會28日晚例會，邀請鄧初民教授蒞會講解目前時局。6月16日，鄧初民與羅隆基、史良等89人發(fā)表《告國人書》，呼吁“政治問題必用政治方式解決”，反對內戰(zhàn)。6月20日，鄧初民等4271人簽名，并致電蔣介石毛澤東要求“全面停戰(zhàn)，恢復交通”，“協(xié)商談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7月8日，鄧初民接受《民主報》記者采訪，認為美國政府援華的做法于中國的和平民主有害，當堅決反對。9月28日《民主報》報道，重慶人民和平促進會于27日舉行座談會交換“美軍退出中國”的意見，鄧初民參加會議并發(fā)言說“今天不僅是喊美軍退出中國，要喊美國統(tǒng)治權退出中國”。12月20日，渝市民主人士于19日發(fā)起舉行座談會，邀集本市各人民團體之負責人交換今后對時局共同努力目標與團結方式及如何加強第三方面力量之意見，到會者20余人，公推鄧初民為主席。12月23日，鄧初民在《民主報》發(fā)表文章《談和平攻勢》，揭露馬歇爾向中共提出和談的本質，提醒大家“不要為他弄糊涂，而受他的欺騙”，提出“我們的目標很單純——和平、民主，我們的信條很堅定，一切靠自己”。

在12月28日舉行的各民主團體歡送會上，鄧初民交換對擴大民主陣線的意見，表示將在上海舉行的民盟一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民盟“是爭民主的戰(zhàn)斗隊伍”等五點意見。

“我在重慶住在半山新村，那座房子里，同時住著蔣介石的一個特務。”在題為《滄桑九十年》的口述中，晚年的鄧初民對身處霧都時環(huán)境的險惡仍記憶清晰。而今，半山新村改為嘉陵新路，輕軌穿行其間，險關已變通途，生民再無哀音，但那座房子已經無從辨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