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礪奮進,不辜負偉大時代

江景波

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同濟大學原校長

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作為一個從20世紀初走來的耄耋老人,我不禁感慨萬千。

1927年,我出生在福州郊區(qū)農村。由于家庭經濟困難,我出生后不久,父親就到新加坡謀生。我八歲那年,母親也去了新加坡,把我留在福州陪伴祖母和曾祖母度過晚年。

抗戰(zhàn)期間,我一個人顛沛流離,歷盡千辛萬苦,生活費用依靠親友接濟,時斷時續(xù),常常挨餓??箲?zhàn)勝利后,我和父母取得了聯(lián)系,同時自學完全部高中課程,并考入上海大夏大學土木系。我盼望國家政治從此走上正軌,但是事與愿違。國民黨政府對外崇洋媚外、卑躬屈膝;對內拒絕和平談判,單獨召開偽國大并發(fā)動內戰(zhàn)。我曾兩次目睹全副武裝的軍警和特務半夜包圍校園,給師生造成極大的精神創(chuàng)傷,我對此種行徑深惡痛絕,對愛國民主運動深感同情。與此同時,我所在的土木系地下黨員較多,進步力量很強,對廣大師生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復雜的形勢下,我們都期盼著祖國能早日解放,并最終迎來新中國的曙光。

1950年10月,我大學畢業(yè),放棄了前往英國劍橋大學讀研究生的機會,響應黨和政府發(fā)出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前往安徽加入治淮的行列。在歷經連年戰(zhàn)爭后十分貧瘠的淮北平原上,我與大家一起經受考驗,努力工作,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我感到自己為祖國盡了一份力,心中充滿年輕人特有的自豪。帶著“治淮功臣”的稱號,我回到了上海,在同濟大學開始了教師生涯。

新中國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懷著對祖國的美好憧憬,我全身心投入到我所熱愛的工程實踐和教學工作中去。新舊對比,我切身體會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而進一步加深了對黨的認識,堅定了跟黨走的信念,并且有了入黨的愿望。此時,同濟大學黨委的組織科科長找我談話說,“民盟組織初建,極需要人”,并希望我能加入民盟。我聽取了組織上的意見,于1952年10月加入民盟組織。記得在“申請入盟動機”一欄中,我這樣寫道:“希望入盟后在盟組織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把自己貢獻給人民。”這確實是我的初衷和座右銘。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教育、科學的春天到來了,我像個久旱逢甘霖的孩子,一頭扎進教學科研事業(yè)中。1978年,我這個當了24年的講師終于晉升為副教授,并在兩年后被任命為同濟大學教務處處長。

1984年,經全體黨員、黨外講師和副科級以上人員共1100多人民主推薦,我以935票當選為同濟大學校長。這對身為僑眷、曾被認為“海外關系復雜”的我,簡直是莫大的鼓舞和無限的信任。

在擔任校長的五年中,我全力以赴地工作。我倡導發(fā)揚“同舟共濟”的同濟精神,進行全國第一個校長負責制試點,在當時產生了極大轟動。我主張學校黨委與大學校長不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而是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的關系;倡導積極探索多元化高校辦學體制,著手進行學校領導體制、人事制度和后勤管理制度改革,努力把同濟大學建成教學和科研中心;制訂實施了學校發(fā)展規(guī)劃。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我認為,越是深入改革,就越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學校設置了思想政治工作機構,并撥??罴訌姲嘀魅?、政治輔導員的工作。在教學方面,我提出“嚴格要求、更新內容,教得活、學得活、少而精”的方針,提倡教師將科研中獲得的最新成果充實到教學內容中去,加強基礎,拓寬知識,培養(yǎng)能力,出好人才。在學校管理方面,我堅持民主集中制,建立了校務會議制度,學校重大問題的決策都在校務會議上討論決定。我還十分重視教代會、工代會的作用,經常去教室、食堂、宿舍、實驗室、圖書館,與教師、學生對話,聽取他們的意見建議,并每年主動向教代會、工代會匯報工作,讓教職工代表進行考評,這一舉措在當時也是開風氣之先。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我要求自己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對己嚴,待人寬。在學術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網絡計劃技術》《建筑施工》《建筑施工組織學》《網絡計劃的計算與實例》《城市建設管理》等多部論著。

擔任校長后,我有了許多出國考察的機會,父母和親朋也多次催促我出國團聚定居。我確實很想念遠方的親人,卻更清楚自己身上的重擔,清楚自己對事業(yè)、對祖國的深深眷戀。這種情愫讓我難以割舍,只能埋藏自己的寂寞,婉拒遠方的親人。我的堅持,也令我被同事朋友們戲稱為同濟的“牧馬人”。

20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時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談家楨先生找到我說,希望當時作為兼職副主委的我能去民盟“坐坐班”。

談老的信任讓我感動,責無旁貸,我欣然受命。這段機緣不僅讓我對民盟有了更深的感情,也把我在同濟大學的改革帶到了民盟上海市委機關。時至今日,我仍然感動于民盟市委機關的同志們對我的支持,每年新春,我會親手寫去賀卡問候。時常有年輕的盟內同志來看望我,對年輕人,我總是說:“要聽黨的話,始終跟黨走,加強學習,好好工作,在黨派之中也大有可為。”

我始終認為民主黨派要積極開展社會調研,履行參政議政職能。我自己也是身體力行,在教育領域提交了許多提案建言,內容涉及高教改革與發(fā)展、積極發(fā)展職業(yè)教育、建立高校貸學金制度等,其中一些觀點被全國數家報紙詳細摘錄,對推動教育事業(yè)發(fā)展盡了自己的綿薄之力。1992年起我擔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1996年當選為民盟中央副主席,2003年后擔任民盟中央名譽副主席。

我深感自己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黨和人民培養(yǎng)和信任的結果。從艱苦歲月一路走來,我深感當前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唯有繼續(xù)盡我所能,回報社會與他人,才能不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

70年舊貌新顏 40載由學致術

宋紀蓉

故宮博物院文物醫(yī)院院長,國際文物修護學會理事

1911年梁啟超率先明確“學”與“術”的界定:“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fā)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fā)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無論是追求真理的“學”,還是指導實踐的“術”,都需要良好的時代背景和有利的國家政策。1949年至2019年,新中國70載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1978年至2019年,則成就了我的41年由學致術、學術相通的經歷。

從西北大學的學士到南京理工大學的博士,從赴英國研修到博士后研究,我求學的腳步從未停止。1978年恢復高考,我如愿考入西北大學化學系,從此走上了科學之路。畢業(yè)后我留校任教,又赴英研修,1994年考入南京理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97年畢業(yè)后進入西北大學化學博士后流動站。同樣是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改革開放重大決策,國家面貌為之一變,人民精神為之一振。較之改革開放之前,我深切體會到生活的改善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可以接受良好教育,甚至有機會出國深造。我是幸運的,時代給了我最好的機遇,社會變革和民族復興成就了我的求學之路。

1982年留校任教后,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從講師做到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擔任西北大學學位委員會副主席、學術委員會委員,從化工學院院長到校長助理,并分管學科建設和學位授予工作,在此過程中我的鉆研之心從未懈怠。我將所學知識教授給學生,讓他們感受化學之美,先后培養(yǎng)碩士、博士研究生共計30多人。我還主持完成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科技部國家星火計劃項目等十余項,發(fā)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三部,獲省部級獎項六項。風鵬正舉,時勢使然。所有我個人的發(fā)展進步都應歸功于偉大的改革、社會的發(fā)展和體制的完善。我切切實實圓了做化學科學家的夢,把知識轉化為科研成果,回報社會。

從西北大學校長助理到故宮博物院文??萍疾恐魅?,再從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到國際文物修護學會理事,我的學術追求從未停息。2006年我作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被文化部引進到故宮博物院,恰逢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偉大契機,我深知被引進的人才應該肩負重任,以學術推動主管的各項工作,在領導的支持和同事的齊心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比如,主持非遺申報工作,4項文物保護修復傳統(tǒng)技藝獲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主持完成課題“文物保護修復技術檔案的科學化構建”,參與完成課題“古書畫修復、臨摹、復制當中‘礬’的替代材料研究”;培養(yǎng)1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博士后研究人員,組建唐卡修護團隊,積極參加養(yǎng)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開展“養(yǎng)心殿西暖閣佛堂唐卡的保護研究”、“養(yǎng)心殿西暖閣佛堂唐卡《四大菩薩》保護修復研究”和“養(yǎng)心殿唐卡保護修復研究”等課題研究;2009年我提出“文物醫(yī)院”理念,構建修復文物的“醫(yī)院”,提倡科學保護,將傳統(tǒng)文物修復技術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建立16個文物修護室和23個科技實驗室,把只有70多位老師傅的文物修復廠擴大為擁有170位文物醫(yī)生的文物醫(yī)院。此外,2013年我推動設立故宮博士后工作站,共招收38名博士后科研人員,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國際藝術基金等項目70余項,發(fā)表學術論文110多篇。我重視國際合作交流,擔任國際博物館協(xié)會培訓中心和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培訓中心主任,2013年以來共舉辦12期國際博協(xié)培訓班,來自74個國家的403位博物館專業(yè)人員接受了國內外博物館界專家的培訓;2015年以來共舉辦4次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培訓班和1次學術研討會,來自30個國家的91位文物修護專業(yè)人員參加培訓。我連續(xù)3次帶隊赴我國香港、美國洛杉磯、意大利都靈參加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學術大會,作為國際文物修護學會理事,在國際文物修護領域多次發(fā)聲,切切實實樹立起故宮人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從“文物醫(yī)院”理念提出到文物醫(yī)學院建設,從參政議政到建言獻策,我的致術之行從未止步?;谖奈镝t(yī)院急需應用型人才的培養(yǎng)需要,我主張故宮博物院與高校聯(lián)合成立文物醫(yī)學院,讓前沿科研成果服務于文物保護。作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和民盟中央常委,我有幸參與了大量參政議政工作。2017年,我參與了民盟中央重要調研課題“全面提升博物館發(fā)展質量,堅定文化自信”,2018年提交的調研報告形成政策建議信《關于全面提升博物館發(fā)展水平的建議》,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批示。2018年和2019年先后向全國政協(xié)提交“改善北京中心區(qū)域世界文化遺產參觀區(qū)的交通問題”和“建議成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保護修復標準制定委員會”等提案。2018年我參加全國政協(xié)“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保護專題”調研,隨后參加全國政協(xié)主席汪洋同志主持召開的雙周協(xié)商座談會,在會上以“充分發(fā)揮科學技術在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保護中的重要作用”為題發(fā)言。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在“委員通道”上作“文化遺產保護需要更多的文物醫(yī)院和文物醫(yī)生”的發(fā)言。同年,我參加全國政協(xié)民族和宗教委員會組織的調研后,提議“依法加強寺觀教堂文物保護工作”。文物保護工作也是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的一部分,我認為,軟實力中包含科學技術對文物保護的基本支撐。我的想法能夠實現,前提是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推進和國家對文化建設工作的絕對重視及大力支持。

我始終堅信,由學致術,學術相通。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科學技術得以快速發(fā)展,文化建設得以全面實施,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正如習近平同志要求的:“要系統(tǒng)梳理傳統(tǒng)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用科學理念和技術保護文化遺產,方可使文物延年益壽,方可令文物越來越精彩。



偉大的夢想是拼出來、干出來的

何 軍

民間公益組織公羊會創(chuàng)始人,中國志愿者協(xié)會常務理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華兒女風雨兼程,砥礪前行,偉大祖國取得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光輝成就和發(fā)展奇跡。7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征程,也是我們不斷實現個人夢、共筑中國夢的奮斗征程,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的發(fā)展征程。

在這偉大而光榮的70年征程之中,作為一名“70后”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我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受益者,同時,我也一直在為做一名優(yōu)秀的改革開放實踐者乃至推動者而不斷努力。習近平同志2013年對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其他新的社會階層人士提出的“要發(fā)揚勞動創(chuàng)造精神和創(chuàng)業(yè)精神,回饋社會,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的要求和期許,成為我不斷開拓創(chuàng)新的方向和動力。

作為一名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我一直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優(yōu)勢特長,履職盡責,發(fā)揮作用。我從事的工作主要是公益救援和社會事業(yè)。在實踐中,我深感在經濟高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日漸提高的當代中國,社會平安、文化和諧與經濟水平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相輔相成。民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不僅要圍繞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積極建言獻策,在促進社會平安和諧、推動國際交流的精神文明建設方面也大有可為。

民間社會組織浙江省公羊會公益救援促進會(簡稱公羊會),正是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茁壯成長起來,在我回饋社會、履職盡責的思考與實踐中健康發(fā)展起來的民間公益組織代表。公羊會總部位于杭州,以“智趣人生、公益幫扶”為立會理念,以“應急救援、助老助殘”為服務方向,創(chuàng)立至今已有15年歷史。目前除了在我國的浙江、北京、上海、陜西、四川、寧夏、新疆、臺灣各地,在美國、奧地利、法國、意大利、埃塞俄比亞、厄瓜多爾等國家都有單獨注冊的公羊會各級組織,同時也是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全國首個“新階層人士社會組織創(chuàng)新示范基地”和中共中央對外聯(lián)絡部認可的“一帶一路”走出去的首批中國社會組織成員單位。

以“一個口號、一個目標、統(tǒng)一協(xié)調、屬地管理”為行動指南并同時擁有華東、華北、西北、西南、華南、臺灣、意大利、東非、美國九支直屬力量的公羊救援隊,也是中國社會救援力量的主力軍代表。2008年建隊以來,公羊救援隊參與了自汶川地震以來的所有國內重大救援行動以及遠及四大洲的12次出國出境救援任務。在不久前的首屆全國社會力量救援技能競賽中,公羊救援隊憑借扎實的救援技能和穩(wěn)定的臨場發(fā)揮,獲得“水域救援”項目的團體和個人兩項冠軍、“破拆救援”項目的全國團體第五名、“繩索救援”項目的全國團體第四名和四個個人項目前十名的戰(zhàn)績,也是全國唯一一個在三大項目中都進入全國前五,并被國家應急管理部納入國家儲備力量的社會組織。

15年潛心耕耘,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大歷史機遇期,公羊會志愿者和廣大民盟盟員,以及全國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在各自的領域用專業(yè)、敬業(yè)、博愛和拳拳赤子之心,共同描繪了一幅中華優(yōu)秀兒女與世界和諧發(fā)展、與各族人民共謀和平盛世的美麗長卷。我們用行動證明:偉大的夢想是拼出來、干出來的!

回顧國家的70年、個人的15年,我不由得想起去年讓我深有體會、深受鼓舞的一段話——習近平同志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說,“我們積極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旗幟鮮明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為世界和平與發(fā)展不斷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新中國發(fā)展70年,改革開放41年,中華民族的理想信念和文化自信不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也大幅提升。正是因為有著基于中華優(yōu)秀文化底蘊的“四個自信”,作為一個由新的社會階層人士自發(fā)組成的民間社會組織,公羊會不僅在國際人道救援事業(yè)中展現出中華兒女兼濟天下的優(yōu)秀品德,還把象征和平、祈福、“施雨潤土”的中華傳統(tǒng)龍舟祈福文化帶到了美國、歐洲等地,向全世界展示了“龍的傳人”的文化內涵。

展望新時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征程,我深切地感到,包括民盟在內的八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面前的舞臺更大了,但同時要求更高、責任更重;新的社會階層群體產生于改革開放時期,也必將成為助力改革開放繼續(xù)深化的一支重要社會力量,我們恰逢最好的歷史發(fā)展時期,大家要努力承擔更加重要的職責使命。

在這個時刻,我對自己要求也更高了。首先,必須堅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引領時代發(fā)展的康莊大道,應當毫不動搖地走下去。一方面始終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另一方面始終不忘服務社會的志愿初心,堅持用專業(yè)來說話、用行動來證明。其次,應當把個人理想、事業(yè)追求與國家發(fā)展結合起來,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優(yōu)勢和社會影響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圍繞國家重大戰(zhàn)略部署獻計出力,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最后,要以身作則、示范引領,團結帶動身邊的盟員和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助力改革開放,為政府分憂,為民眾服務,為實現新時代奮斗目標,共同建設一個繁榮富強、文明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