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是指在歷史上人類活動遺留下來的具有一定價值的物質。物質文化遺產主要包括歷史文物、歷史建筑、人類遺跡等。

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是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實際上，人類誕生之日起就在改造自然和自身實踐活動中創(chuàng)造著我們今天看到的“物質文化遺產”。應該說，物質文化遺產是客觀存在的，而對它的認識則是逐步深入的。

從財寶到材料：中國考古與文物研究的民族自覺

眾所周知，在我國歷史上不論是士大夫階層還是普通百姓，都把古代遺留下來的玉石、青銅或金銀等文物看作財寶。

中國歷史上的學者也對文物進行過一些研究。例如，“考古”一詞，最早來自北宋學者呂大臨所著的《考古圖》。該書著錄了當時宮廷及一些私家的古代銅器、玉器藏品。按器形分類編排，每件器物均摹繪圖形、銘文，記錄了原器的尺寸、重量及容量，并進行了一定的考證，對藏處及有出土地點者也加以說明。歷史上曾有不少學者撰寫過此類著作，如宋代劉敞的《先秦古器圖碑》、曾鞏的《金石錄》、歐陽修的《集古錄》、趙明誠的《金石錄》，元代朱德潤的《古玉圖》，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等，這些著作以研究先秦時代的青銅器銘文和歷代石刻等為重點。清代的王鳴盛、王昶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學”。到了清代的乾隆、嘉慶年間，由于帝王的偏愛形成一種風氣，“金石學”興盛，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乾嘉學派”。

縱觀這些歷史可以看到，中國古代文人墨客的“考古”或“金石學”都是把文物作為“寶物”來把玩的，而研究也僅限于考據學的范疇。

1840年后，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領土，中國歷史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這一時期外國考古學者在中國的活動，不可避免地帶有殖民主義的色彩。

1921年時任北洋政府礦政顧問的瑞典學者安特生在中國河南的澠池仰韶村進行發(fā)掘，把西方的考古學方法傳到了中國，成為中國學術史上的第一次考古發(fā)掘。同年，安特生還發(fā)掘了遼寧錦西沙鍋屯遺址。1923—1924年他又去甘肅、青海兩省的洮河、湟水等地進行考古調查和發(fā)掘。安特生認為，仰韶村出土的彩陶年代上晚于齊家發(fā)現的黑、灰色的陶片，并且仰韶彩陶與中亞土庫曼斯坦發(fā)現的距今5000—8000年的安諾文化相似，由此提出了“仰韶文化西來說”。

這一學說，雖然僅限于學術討論的范疇，但在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下，卻不啻提出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的源頭來自西方的意見，極大刺激了中國學者的自尊。然而，想要破解這一命題，卻仍得運用具有科學方法的實證考古學來進行。

1926年，從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歸國的李濟主持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考古發(fā)掘，成為第一次由中國人主持的田野考古發(fā)掘。在對西陰村遺址出土文物的研究中，李濟先生對“仰韶文化西來說”提出了質疑，“我們還沒有得到十分可靠的證據，使我們斷定在中國找到的彩陶確發(fā)源于西方”。

1931年，從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歸國的梁思永在安陽揭示出“后崗三疊層”，得出從早到晚的仰韶（彩陶）—龍山（黑陶）—小屯（商文化）的年代序列，為批駁“仰韶文化西來說”找到了線索。

可以看到，20世紀30年代兩位年輕的考古學者，懷著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秉持嚴謹的科學精神，向當時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外學術權威提出了挑戰(zhàn)，正式揭開了中國的科學考古與文物研究的大幕。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考古學界通過對安特生的“仰韶文化西來說”的深入解析，徹底駁斥了這一學說。

在近代史上，西方考古學者對中國物質文化遺產的發(fā)掘和研究，一方面把西方的考古學方法帶到中國，另一方面刺激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自尊，中國人開始了科學的考古學研究，從此揭開了以田野考古學為基礎的現代考古學新篇章。

在這段學術史中可以看到，中國考古學的誕生使原先被當作“財寶”的物質文化遺產成為了科學研究的“材料”；中國的考古學者運用和改造了來自西方的科學研究手段，揭示了歷史的真相，自覺地維護了民族尊嚴。

從材料到財富：中國物質文化遺產價值的重新認識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考古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材料的不斷豐富，中國考古學對中國文明起源、中國考古學文化、東西方文化交流等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

1975年，蘇秉琦提出了“考古學文化區(qū)、系、類型”學說，其后又提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起源”學說，亦即“區(qū)系論”和“文明論”。直到今天，這仍是指導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重要理論。在這兩個理論的啟發(fā)下，考古學研究有了新的需求，考古學關注的問題變得更加多元和寬泛。

應該說考古學文化“區(qū)系論”和“文明論”把作為科學研究“材料”的中國物質文化遺產觀推向了高峰。中國考古學界更多地在思考，運用科學的考古方法重建中國古史，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史學譜寫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續(xù)篇”。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為己任的中國考古學者們，越來越意識到“文物保護”“考古學的大眾化”的重要性。蘇秉琦指出，“第一，考古是人民的事業(yè)，不是少數專業(yè)工作者的事業(yè)。人少了成不了大氣候，我們的任務正是要做好這項把少數變?yōu)槎鄶档霓D化工作。第二，考古是科學，真正的科學需要的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是大學問，不是小常識。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加也不成，科學化和公眾化是這門學科發(fā)展的需要”。

于是，中國學者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物質文化遺產不僅是科學研究的“材料”，更是全民族共同的“財富”。

既然是全民族的“財富”，那么我們對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就會發(fā)生本質的變化，既不應完全使用科學研究的純理性態(tài)度將其單純地視為研究“材料”，更不能使用牟利的眼光把它看作“財寶”。這種“財富”應包含兩個層次的意義，在物的層次上，物質文化遺產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可以為國家創(chuàng)造出科學研究乃至經濟發(fā)展方面的價值；在精神的層次上，物質文化遺產更是一種寶貴的財富，它維系著國家和民族的血脈和情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豐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促進社會全面發(fā)展的重要手段。

進入21世紀，考古學的研究理念也開始發(fā)生變化。張忠培指出，考古學研究有兩個任務，第一是文物保護，第二是不斷提高考古學研究水平；他更進一步提出，考古工作要納入到文物保護體制中來。“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歷史、文化和科學的載體”，因此，“文物既是以往歷史與文化的載體，又是昭示人們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與文化的路標；研究文物的考古學，不僅是認識人們已創(chuàng)造的歷史與文化的工具，還能激勵和引導人們對過往的歷史與文化的規(guī)律性的認識付之于新的實踐，去創(chuàng)造新的歷史與文化”。

從“財寶”到“材料”再到“財富”的認識歷程，顯示出中國考古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物質文化遺產觀的變遷。從單純的“財寶觀”，到自發(fā)的“材料觀”，再到自覺的“財富觀”的認識過程，與中國的社會發(fā)展密切相聯。中國考古學誕生和發(fā)展的歷史，正反映出中國從積貧積弱向著自信富強的大國崛起的道路。

讓文化造福生活：文化與社會、經濟的和諧發(fā)展

我們對于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日趨明晰。然而，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fā)展、大繁榮的偉大實踐中，應如何更加清醒地認識文化自身？應怎樣處理文化創(chuàng)新與社會、經濟的和諧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應怎樣保護、研究和利用好文化資源，使文化更好地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貢獻力量？

關于以上三個問題的思考，概括起來可以總結為三個方面。

首先，文化現象無處不在。

有學者希望提出“文化學”的概念，但在實踐中卻發(fā)現，這種學科分類幾乎無法進行。實際上，文化幾乎涉及人類創(chuàng)造的物質和精神產品的全部范圍，文化現象無處不在。從物質文化遺產來看，古代先民遺留下來的幾乎所有遺存無不滲透著人類文化的信息。

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的“人化的自然”“文化就是人化”等命題，抓住了文化與人及其改造的自然之間的關系本質。文化與人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文化不應僅限于我們日常所說的文物鑒賞、文學藝術等范疇。我們應對文化持有更加宏觀和深刻的認識，即文化滲透在人們的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這也就是文化研究無法分類的原因，更應成為我們認識和把握文化的前提。

其次，文化發(fā)展不可強求。

雖然文化研究包羅萬象，內容龐雜，但是文化發(fā)展有著自身的規(guī)律，即文化發(fā)展具有傳承性、競爭性和創(chuàng)造性。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中國思想史上，春秋戰(zhàn)國是一個文化大繁榮的時期，出現了諸子百家，不同的思想形成了各種流派。秦代崇法，漢初尊黃老，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佛教也在東漢時期傳入中國，于是儒、道、佛三種主要的文化傳統(tǒng)在東漢全部出現在中國的土地上。在后來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這三種主要的文化傳統(tǒng)各自傳承、相互競爭、不斷融合、努力創(chuàng)造，生成了燦爛的中國古代主流傳統(tǒng)文化。

可以看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不斷變化和發(fā)展的。而文化的發(fā)展必須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于繼承文化傳統(tǒng)的基礎上，經過激烈的競爭，通過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而形成。因此，在對待文化發(fā)展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有更加清醒的認識。處理文化發(fā)展的問題，甚至比發(fā)展經濟更加復雜和艱難。

文化創(chuàng)新應尊重和遵循文化自身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即繼承傳統(tǒng)、不畏競爭、務實創(chuàng)新、不應強求。

在處理文化與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關系的問題上，要認識到文化的資源性和基礎性的雙重屬性。一方面，文化的確是一種資源，這種資源可以直接拉動經濟的發(fā)展。但是，如果僅僅將文化資源的利用定位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廟會資源”或“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的“商品資源”的話，文化的資源價值將很容易枯竭。另一方面，更要認識到，文化的發(fā)展應定位在直接關系到國家根本利益和社會健康發(fā)展的基礎地位上。

所以，在對待發(fā)展文化的問題上，應從促進社會全面發(fā)展的角度出發(fā)，尊重文化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踏實、有效、合理地推動文化發(fā)展。

再次，文化建設知行合一。

在中華民族以往的輝煌發(fā)展史和今天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我們可以自信地看到，我們的祖先創(chuàng)造了中華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我們的先輩譜寫了近現代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民族解放的偉大史詩，我們正在努力進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壯麗事業(yè)，而這些實踐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文化財富，也給我們進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出了啟示。

實踐中，社會、經濟乃至文化本身發(fā)展的各個層面都會產生對發(fā)展文化、改進文化、創(chuàng)造文化有利的思想和認識?？梢钥吹?，中華民族有能力科學和冷靜地認識自身文化的發(fā)展問題。因此，在如何保護、研究和利用好文化資源，使文化更好地為增強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貢獻力量的問題上，可以借用明代“心學”大師王陽明的著名觀點“知行合一”，作為實踐文化健康發(fā)展道路的建議。

在歷史上，中國考古學者通過自己的實踐不斷深化對物質文化遺產的認識，這段學術發(fā)展史及其研究成果為我們更深刻地認識關于文化發(fā)展的各類問題提供了很好的借鑒。今天，只有全民族全社會踏踏實實地走務實、漸進、尊重規(guī)律的文化發(fā)展道路，增強文化自信，才能更好地完成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zhàn)略目標。

（作者單位：吉林大學考古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