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國家大劇院看話劇，就榮幸地欣賞到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出品的《1977》。導演王小鷹稱其為一代人的青春祭，我則更愿意贊美它為話劇舞臺上的史詩。史詩，必須是對重大歷史事件的描述，而1977年“高考”的歷史意義非凡。富有歷史感的話劇有很多，蘊涵詩意的話劇亦不在少數(shù)，而兼具宏大歷史的敘述功能、優(yōu)美詩篇的抒情韻味的話劇則絕無僅有。況且，它是從一個個小人物——北大荒知識青年的個人經(jīng)歷與身世的角度切入，將特定年代人性的壓抑、掙扎與覺醒刻畫得血肉豐滿，撼人心魄。它已不再是傷痕文學難以釋懷的抑郁、傷感，而是飽經(jīng)滄桑銳氣不改、歷經(jīng)風雨終見彩虹的倔強生命之禮贊。

1977年的“高考”，廢棄了10年后又重新恢復的“高考”，僅僅是像“高考”本身那樣簡單嗎，當然不是。這一年的“高考”，其考核與驗證的，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民族的智商與理性，是一個現(xiàn)代國家面向未來的信念與抉擇。它奠定了其后30多年中國改革開放大時代的人才基礎(chǔ)，決定了社會發(fā)展的走向，因為沒有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理念，便不會有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偉大復興。當然也就沒有我們今天坐在這樣宏偉、華麗的大劇院里觀看話劇表演的機會。有著創(chuàng)作關(guān)注國家與民族命運的“大題材”話劇《于無聲處》經(jīng)驗的上海戲劇人，再一次以其大視野與大心胸為北京帶來了令人大開眼界的《1977》。

說讓觀眾大開眼界，是因為《1977》在題材選擇上，突破了地方與地域的局限。其實，“京味話劇”、“海派話劇”、“羊城話劇”或“深圳話劇”……所有這些名號只代表風格不同，卻同樣面臨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與藝術(shù)水準提升的難關(guān)，并同樣需要面對話劇市場的檢驗。藝術(shù)鑒賞口味不俗的北京觀眾，在劇場里表現(xiàn)得比較矜持，不是他們自己真地被劇情所打動很難有坐住不動、全情投入的表現(xiàn)。而這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話劇，可讓人屏住呼吸，與劇中人物同悲歡，看到動情處，這里正襟危坐、目不斜視的專家學者、白領(lǐng)人士、校園學子，竟然也可以像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電視肥皂劇的婦孺一樣，淚流滿面。

在打破西方古典戲劇“三一律”法則后，話劇編導者顯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和表現(xiàn)空間。此劇在戲劇結(jié)構(gòu)上，時空交錯、大開大闔，老知青和他們后代人的對話與情感碰撞增加了歷史的縱深感，也增加了作品內(nèi)容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兩代人的兩種命運、兩個故事平行發(fā)展、遞進，正所謂“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觀眾在劇情30年跨度的前前后后往來穿梭，其“間離效果”運用的作用明顯，忽而覺得幻境迷離，與現(xiàn)實生活產(chǎn)生距離，忽而又感到意識清醒，可對戲劇人物行為做冷靜判斷，在情感得到釋放與宣泄的同時，心智也得到啟迪與陶冶。由周野芒扮演的被劃歸“黑五類”的家長陳甫德，其黑帽子被戴了23年，總是含胸塌背、語細如絲，只是在為孩子們爭取“高考”權(quán)利時才破例聲調(diào)高亢，其人物微妙復雜的心理描摹為該劇增色不少，而他“歷史罪行”的久遠也使這部劇的張力延伸……

史詩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悲情，是那不僅僅屬于某個生命個體、卻屬于好大好大的人類群體的巨大悲情，它沉重得能把我們的心臟壓扁，也能令我們的血液凝固。這悲情或許只有用音調(diào)低沉的大提琴才能敘述清晰，而音樂伴奏的存在似乎讓觀眾感覺它并不存在，那是因為音樂與劇中人物的命運和心緒融合得天衣無縫，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知青張國強（王衡扮演）為了“高考”、更為了做人的尊嚴而帶頭絕食，甚至為了贏得10天的復習時間而自殘，壯士斷腕，何其悲涼。那是那個失去理智的瘋狂年代、失去人性的殘忍年代的真實寫照，或稱記憶殘片。而女知青陳瓊（王一然扮演）與她稱之為“我媽媽的前夫”的爸爸陳甫德之間的暌離與疏遠，更是當時許許多多“有歷史問題”或“出身有問題”的家庭悲劇。知青小根寶（蔣可扮演）為贏得回城機會以瘦弱之軀背負300多斤麻袋的冒失，以及他年輕的生命因意外事故而長眠黑土地的慘痛，如此情節(jié)設置，蘊涵著今人對歷史的反思，似乎預示著一代人的青春枯萎與生命凋零。

人物群像棱角分明、生機盎然的雕塑感，也是這部史詩話劇的成功要素。在戲劇舞臺上，那些缺少分量、不能永駐觀眾心田的人物，恐怕是用泥土雕塑的，不能給人以強烈的震撼；而那些質(zhì)感堅實、凝重有力的人物，則是用大理石雕刻的，會使觀眾如同置身古希臘的神廟，以驚異的目光觸摸神明。一個好的話劇演員會想到，自己是在像米開朗基羅那樣用沉重的石材雕刻，斧鑿須格外精心，不可有絲毫失誤，而要創(chuàng)造的是經(jīng)得住時間考驗的藝術(shù)。呂涼（扮演農(nóng)場干部老遲）做到了，任山（扮演知青、老遲的接班人潘志友）做到了，王衡、王一然、周野芒、蔣可、賈景暉（扮演知青阿三）……都做到了。特別是老遲——這一有點兒專橫、霸道、但良心未泯的農(nóng)場干部的鮮活形象，起到了串聯(lián)作用，串聯(lián)起整個“知青部落”，所有的故事都與他相關(guān)，并因他出彩。盡管曾對知青參加高考設置障礙，但最終老遲還是開著手扶拖拉機送知青上路趕考，他在完成了對自己的道德救贖的同時，也在向人間告之，良知終將戰(zhàn)勝愚昧，正義終將戰(zhàn)勝邪惡，一個荒謬無情卻殘酷的時代終于結(jié)束了，“天亮了”！

最后，我要說的是，史詩是莊嚴的別名，史詩通過給人以莊嚴感和崇高感而達到凈化心靈，也凈化社會的目的，并以人類的名義不斷探索著生命與生活的本質(zhì)。話劇史詩《1977》，慷慨地給予觀眾久違了的戲劇美感，它讓我們確信戲劇是一種高貴、典雅的藝術(shù)，戲劇作品可以關(guān)注蒼生、大氣磅礴，戲劇人可以懷抱萬有、追求真理，而戲劇觀眾可以坐看天下，滄海桑田。而我們今天的話劇舞臺上最缺少什么呢？最缺少的正是這種莊嚴與莊重的作品，以及莊嚴與莊重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以及藝術(shù)審美趣味，過度的娛樂化傾向造成舞臺戲謔化，一味地市場化帶來表演的庸俗化，已經(jīng)鮮有在藝術(shù)品質(zhì)與精神品質(zhì)上追求純粹的戲劇人與戲劇演出。而《1977》讓我們心中的這種憂慮，不再像以前那樣把我們煎熬。當晚，走出通體透明、有宇宙晶瑩之感的國家大劇院時，街上依然是小雨淅瀝，空氣顯得比往常更加清新，我長出一口氣，好像有一種輕松、釋然的感覺。感謝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感謝上海藝術(shù)家們，感謝《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