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恂恂儒者的董橋先生曾在《夜行者的獨白》一文中譏諷了顧炎武，說他甚奇而怪，乃至神經(jīng)兮兮：“顧亭林學問文章俱佳，貌極丑怪，性復嚴峻。一度獨身北走，所到之處，必買媵婢，置房產(chǎn)，一兩年后即棄之，什么都不顧就走了。人家請他吃飯，暢飲夜闌，張燈要送他回家，他怒罵主人說：‘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子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主人屏息肅容，不敢置一辭。”

這或許是我看到的對顧炎武最不留情面的批撻。用任性的偏見或時代的隔膜恐怕難以解釋。然而，來不及澄清，近日又有人大段引用，寫了雜文再度諷喻。

顧炎武從小就與歸莊一起，并稱為“歸奇顧怪”。因為幼時出天花，導致左眼生出一層云翳，瞳仁中間白、四周黑，且有些偏斜。但他何止是相貌古怪，性格落落不茍于世，更由于峻厲—一種不可搖移的操守，令某些人難以接受，也令董橋先生有了文章。董橋先生的譏諷很痛快，損人卻未免太輕率。

恰好近日讀到清代陳康祺的《郎潛紀聞》，卷三有一則寫到了顧炎武的峻厲。顧炎武曾批評：“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有一次，他的外甥東海學士請顧炎武夜飲，他當場發(fā)怒道：“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天色已晚仍然在喝酒，被他與淫奔、納賄相提并論。

原來，請顧炎武吃飯的并非泛指的“有人”，而是“東海學士”。東海學士是誰？學界說法不一，或指徐乾學。顧炎武三個外甥徐乾學、徐秉義、徐元文，是他五妹的兒子。五妹深受顧炎武的影響，不但自己知書達理，對三個兒子的管教也十分嚴格，促使他們經(jīng)由科舉走上了仕途。兄弟三人榮列鼎甲、同朝為官，不僅在江南一帶十分罕見，也成為明清科舉史上的一樁奇事。后來，徐元文的兒子徐樹本，中丁丑科甲榜，入翰林。徐乾學的五個兒子徐樹谷、徐炯、徐樹敏、徐樹屏和徐駿，也相繼登甲榜入仕，時稱“五子登科”。

作為徐氏三兄弟的舅舅，名滿天下的大儒，顧炎武曾給予他們經(jīng)濟上的資助，對其學業(yè)功課也悉心指點。相對而言，三個外甥中他還是比較喜歡老三徐元文。倒不是因為徐元文在順治年間便高中了狀元，比兩個哥哥早登科第，而是他覺得，徐元文品性端正，為人善良，將來或許可以做一個好官。對徐乾學卻有些疏遠，覺得他功利心太重。

顧炎武45歲后北游，很少與他們見面，但書信不斷，一再勉勵他們要做清官、做好官。當官最重要的事是“激濁揚清”，而最根本的是“養(yǎng)廉”。他在《日知錄》中有一段警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強調(diào)的正是當官必須有鮮明的廉恥心。廉恥心是做人最基本的準則，假如連廉恥心都失去了，什么樣的事情做不出來呢？

歷史往往比想象的還要巧合。顧炎武絕不肯入仕清廷，三個外甥偏偏“同胞三鼎甲”，當上清廷的大官。他們所擁有的文學侍從或者稱作“帝師”的身份，對于康熙皇帝以及時政走向產(chǎn)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康熙十分關注史學，徐元文常常從歷史上的經(jīng)驗教訓出發(fā)，為皇帝敘史論道。即事以窮理，論道以敷治，表里精粗，全體大用，通貫如一，先后相成，講得非常到位。徐乾學則以文學之長，得到皇帝的恩寵。他還在與康熙皇帝的對策中，將顧炎武的賦稅思想直接提供給了康熙。徐乾學的《園文集》中有這樣一條記載：

昨歲對策，謂須得公忠強干臣，權萬物之有無，計百姓之贏絀，而為之變通，蓋實本于先生之論。嗚呼！今日司國計者，不可不三復斯篇也。

徐乾學認為，為了國計，不可不將顧炎武的觀點反復灌輸給康熙皇帝。

如果說，徐元文在奏疏中論科舉，與顧炎武在《生員論》和《日知錄》科舉條中的議論大體是一樣的，徐乾學則用顧炎武在北方經(jīng)過實地考察后寫成的名文《錢糧論》做對策，并且力倡此論，還把它推薦給同僚，要求大家都讀一讀，從中得到啟示。

透過歷史的煙塵，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外甥在清廷的顯赫地位幫了顧炎武很大的忙，使他免遭諸多麻煩。顧炎武也在逐漸演變的局勢下，學會了尊重客觀現(xiàn)實，適應環(huán)境。

晚年的顧炎武因行動不便，居住在陜西，不愿再去北京，但始終與三個外甥保持著書信來往?？滴跏拍辏煸恼诒O(jiān)修《明史》，顧炎武得悉后，專門給徐元文寫了一封信，向他敘述了自己的意見。顧炎武認為，修《明史》宜以邸報為準，同異并存，留待后世公論。他談了邸報的作用，又批評了《元史》的某些錯誤，同時考慮到種種因素，語重心長地告訴徐元文，私人信件里可以直言不諱，臧否人物，批評事象，公開的文字卻應該多加斟酌。

徐元文聽取了舅舅的建議，很認真地向朝廷提出了有關奏請，在修《明史》時加以調(diào)整。

在史學方面，徐氏兄弟也根據(jù)顧炎武的主張，從史實出發(fā)，客觀地撰寫《明史》。徐元文撰寫了二十二卷，徐秉義撰寫了三卷，為后來《明史》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應該說，顧炎武與三個外甥之間有親有疏、時親時疏。他們的關系，從一個側面透露了顧炎武與清政權的關系。他的許多治理國家的觀點，尤其是廉恥、養(yǎng)廉、振興經(jīng)濟的主張，經(jīng)由外甥傳播，使康熙皇帝潛移默化中有所接受，進而作用于時局，嘉惠于百姓。而他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著作，四處流傳，甚至“朝野傾慕之”。

清代學者趙翼說，顧炎武“其身雖不仕，其言則可用”。這是恰如其分的評價。然而，顧炎武沒有忘乎所以，始終保持自己的峻厲。

平心而論，顧炎武離鄉(xiāng)背井，奔波于北方，確也置田墾殖，甚至為之在山東章丘纏上了官司。但從根本上看，他學會理財是為了更好地著書立說，并且能把這些書刻印出來。他一生無子，引為憾事，確也三次納妾，甚至在59歲時還聽從傅山的建議納了小妾。然而，很快發(fā)現(xiàn)這件事做錯了，趕緊寫了一篇《規(guī)友人納妾書》，表達悔意。說他“所到之處，必買媵婢”，一兩年后即棄之不顧，僅是想當然而已。真實還原歷史人物的面貌，是需要良知和良心的。

徐氏兄弟在京城當官，并沒有忘記“落葉歸根”這句老話。他們在家鄉(xiāng)昆山玉峰山下建造了各自的住宅和園林，也特意為舅舅顧炎武造了房子，勸他不要再居住在華山腳下了，還是回到故鄉(xiāng)昆山安度晚年，畢竟陽澄湖的大閘蟹和魚蝦誘人啊。江南水鄉(xiāng)溫潤的氣候，對于他的身體健康也大有裨益。出乎意料的是，顧炎武沒有答應。

從顧炎武給學生潘耒的信中，可以清楚地感受他的心聲：

……然而世風日下，人情日諂，而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方者去。今且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群丑，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于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于征色發(fā)聲而拒之，僅得自完。

看起來，這是以舅舅的身份批評徐乾學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卻是以一個學者的目光批評“世風日下，人情日諂”的社會現(xiàn)象。青年時代他就不肯與官場的蠅營蟻附之流合作共事，到了晚年，怎么可能改變初衷呢？恰恰是年事愈高，孤傲的脾性愈為凸顯。他將天色已晚仍在飲宴，與淫奔、納賄相提并論，也就絲毫不難理解了。

住在徐乾學家時，顧炎武曾寫過一首題為《賦得檐下雀》的詠物詩。耐人尋味的是，他不把自己比作鴻鵠，而是比作麻雀。麻雀不能自己筑巢壘窩，常常徘徊在無所依靠的屋檐下。或許它謀求的，僅僅是一根可以棲息的枝條，但是這樣的愿望竟也難以實現(xiàn)。麻雀有自己的志氣，雖然曾窺探過王謝之家的殿堂，但不想在那兒筑巢定居；雖然寄身于別人的屋檐，卻潔身自好；雖然羨慕那些出入于權貴之門的人，卻又明白會有誘餌、彈丸加害自己……

后來，顧炎武又寫信告誡自己的門生潘耒說：一個人處在這個時候，只有“退”和“拙”兩個字可以讓自己免受災禍。我已經(jīng)不再年輕了，對世界上的事看得很多，謹以“退”和“拙”兩個字贈給你。

一個飽經(jīng)歲月滄桑的老人，一個對社會和人生有深刻了解的學者，一個曾經(jīng)壯懷激烈的志士，對他最得意的學生，以“退”和“拙”兩字作贈，表明自己的心志，令人深思。

一個人要想在腐敗的社會風氣中保持特立獨行的節(jié)操，必須具有耿介的品格。耿介，即峻厲，就是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國家獨立之根柢在于個人的獨立。要“保邦于未危”，必須從提倡個人的獨立人格開始。顧炎武說，商朝之所以滅亡，就是由于大臣們沒有獨立人格，任憑君主胡作非為；作為泱泱大國的楚國之所以被秦國滅亡，就是由于“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為茅”。大家都與腐敗的社會風氣同流合污，造成群體性腐敗，國家安能不亡？！

顧炎武的峻厲，對于今天的人們有太多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