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念孫 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全面抗日戰(zhàn)爭持續(xù)八年，山河破碎，戰(zhàn)火紛飛，民眾居無定所，顛沛流離。然而，在這國難深重、民不聊生的艱難歲月，當時的教育和文化卻在亂世中逆勢成長，呈現出另一番壯觀景象，讓人無限感慨。

教育：在困境中崛起

筆者收藏古籍善本和民國舊書，手頭有一本國民政府教育部組織編撰、商務印書館1948年12月出版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所載數據顯示：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前，全國專科以上高等教育學校共計108所，到1945年抗戰(zhàn)勝利時增加至141所，增長率近30%；1936年在校大學生約4萬人，到1945年增至8萬余人，幾乎翻了一倍；教師數量增幅也相應擴大39%以上。

為什么中國高等教育沒有在戰(zhàn)火中萎縮和凋敝，反而于困境中崛起和發(fā)展？這主要得益于當時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和國民政府采取的有力措施。

抗戰(zhàn)爆發(fā)之初，如何處理抗戰(zhàn)與教育的關系便引起激烈爭論。最能體現當時意見分歧的，可推張治中和陳誠在長沙臨時大學的兩場演講。南京失守后，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徙至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隨著戰(zhàn)事發(fā)展，學校準備再度南遷昆明。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張治中到學校演講，劈頭就罵：“際茲國難當頭，你們這批青年，不上前線作戰(zhàn)服務，躲在這里干什么？”學生自治會也認為，國家調動三湘民眾奮起抗日的危急關頭，熱血青年內遷讀書有違民族大義，以至于派出代表前往武漢向政府請愿，要求參加抗戰(zhàn)。其時，擔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的陳誠到校演講，將學生譽為民族生死存亡之際不可丟失的“國寶”，高度贊成學校再度南遷至昆明，鼓勵他們于國家危難中努力完成學業(yè)，成為棟梁之材，以不辜負10年之后國家命運掌握在他們手中之期望。胡適當時也向蔣介石進言，提出教育乃百年大計，戰(zhàn)時教育雖處非常時期，可做若干臨時調整，不宜全盤改弦更張，仍應堅持常態(tài)教育。

國民政府教育部最終裁決，否定張治中等激進派所持“教育應完全服務于抗戰(zhàn)”“高中以上學校與戰(zhàn)事無關者應予改組或停辦，學生應征服役”等觀點，采納胡適等人“戰(zhàn)時需作平時看”，“雖有各種暫時措施，仍以維持正常教育為主旨”的主張。教育部如此決策，主要基于兩點理由：其一，“抗戰(zhàn)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間接均為戰(zhàn)時所需要。我國大學本不發(fā)達，每一萬國民中僅有大學生一人，與英美教育發(fā)達國家相差甚遠。為自力更生抗戰(zhàn)建國計，原有教育必得維持，否則后果將更加不堪”。其二，“以我國人口之眾，尚無立即征調此類大學生參戰(zhàn)之必要”。教育部部長陳立夫對此事亦有清醒認識：“國防之內涵，并不限于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縱在戰(zhàn)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

抗戰(zhàn)之前，包括初、高中的中等教育一直由各地方省市教育廳主辦，中央政府并不直接負責?？箲?zhàn)烽煙四起，大批淪陷區(qū)中學生背井離鄉(xiāng)流亡到大后方，為保障他們就學和生存，國民政府在后方12個省區(qū)創(chuàng)辦國立中學。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所載，至1944年全國共設立國立中學34所，國立大學附屬中學16所，國立師范學校和職業(yè)學校14所。這些戰(zhàn)時組建的國立中學，收容和安置來自淪陷區(qū)的大量中學生及骨干教師，既以較高的教學質量保障學生的學業(yè)得以繼續(xù)，又解決了師生戰(zhàn)時生存的基本物質需求問題。

談及此處，就不得不提到當時一項非常難能可貴的舉措，即所有內遷大學、中學學生的學費及基本生活費皆由政府承擔。1936年之前，中國的高等學校學費很高，普遍“年須數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無力入學。1927年，周谷城即批評中國高等教育“以富人為中心，以權貴為中心”。抗戰(zhàn)爆發(fā)后，流離失所的大學、中學學生多數斷絕經濟來源，政府開始實施“貸金制度”，規(guī)定家在戰(zhàn)區(qū)的?？埔陨蠈W生可向政府申請“貸金”，畢業(yè)后三年內再無息償還政府。但戰(zhàn)事持久，畢業(yè)后許多學生無法正常就業(yè)還貸，“貸金制”于1943年改為不用償還的“公費制”，其發(fā)放范圍也放寬和擴大，包括家住大后方有經濟來源的大學生也可獲得公費待遇，私立學校如復旦、南開、廈大等大學的學生，同樣可以享受公費。這些“貸金”和“公費”不僅包括學費、生活費，還包括一定的醫(yī)療費等；不僅面向高等教育，也惠及中等教育，當時國立中學招收的學生，除免除學費外，還免費提供伙食、制服和書籍。抗戰(zhàn)八年，政府的教育經費投入巨大，是僅次于軍費的第二大開支，這是中國教育能夠在戰(zhàn)火紛飛中創(chuàng)造奇跡的不可忽視的支撐。

朱光潛的《養(yǎng)士與用士》一文中談到在戰(zhàn)時經濟極端窘迫面向教育設立公費的意義：“除掉培植人才以外，還有另有一個用意，就是不讓下一代的中國主人稽留在淪陷區(qū)域，受敵偽的蹂躪或利用。所以公費的設立含有教育的與政治的兩種意味，一方面是教，一方面是養(yǎng)。就抗戰(zhàn)幾年的成績看，這兩方面的成效都頗可觀：我們培植出來了一些有用的人才，也救濟了許多可能陷于敵偽占領區(qū)的青年。”朱先生所言非虛。當時遷到昆明的北大、清華和南開，遷到西安的北師大、北平大學和北洋大學，遷到成都的武漢大學、復旦大學，遷到重慶的中央大學、交通大學，遷到桂林的浙江大學等，不僅培養(yǎng)出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葉篤正、任繼愈、汪曾祺等一大批優(yōu)秀人才，而且推出如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蘇步青的《曲線射影概論》、聞一多的《楚辭校補》、馮友蘭的《新理學》、朱光潛的《詩論》、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等眾多奠基性的學術成果。其時大后方流傳一句話，“抗戰(zhàn)百事廢，惟有教育興”，便是對戰(zhàn)時教育取得成績的充分肯定和贊揚。

文化：“匹夫不可奪志”

與教育界在困境中發(fā)奮圖強相呼應，文化界也在抗戰(zhàn)中迸發(fā)出驚人的能量。日寇侵華的戰(zhàn)火硝煙，點燃了億萬中華兒女心頭的怒火，廣大文藝工作者將難以壓抑的憤怒通過文藝作品宣泄出來，在音樂、文學、戲劇、電影、美術等諸多領域，涌現出無數高揚愛國熱情、抵御日寇侵略的佳作。歌曲《義勇軍進行曲》的開頭“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如戰(zhàn)鼓號角，喚起人們奔向民族解放的戰(zhàn)場?！端苫ń稀返慕Y尾“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故鄉(xiāng)？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那無盡的寶藏？”如泣如訴，悲愴感人，激發(fā)人們與日寇浴血奮戰(zhàn)，討還河山。文學作品《八月的鄉(xiāng)村》，描寫日寇蹂躪下的東北人民，不愿做亡國奴，誓死保衛(wèi)家鄉(xiāng)的英勇抗爭?！斗ㄎ魉辜毦吩诮衣度湛軣龤屄咏o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刻畫一位研究細菌的科學家從不問政治走向反法西斯的覺醒過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其他如戲劇《屈原》《放下你的鞭子》《原野》《霧重慶》，電影《逃亡》《日本間諜》《一江春水向東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無不以高亢的激情、恢弘的氣勢，傳達和記錄了中國人民同仇敵愾、保家衛(wèi)國的難忘歲月。
令人贊嘆的是，文化人不僅以筆為槍，創(chuàng)作大量文藝作品參與抗戰(zhàn)，更在揭露敵人罪行，為抗戰(zhàn)吶喊的過程中表現出可敬可佩的傲然風骨。在侵占東三省之初，日寇就意識到：燒毀幾條街巷或一個城市，一年半年就能恢復，只有摧毀中國人的精神，把商務印書館這樣重要的文化機構焚毀，它才永難恢復。因此，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日軍瘋狂轟炸位于上海閘北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及其四個印刷廠，隨后又縱火燒毀隸屬于商務印書館的東方圖書館。然而，張元濟、王云五等出版人頂著敵人的恐嚇利誘，克服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于同年8月即復館復業(yè)，并且保證日出新書至少一種，以使中華文化賡續(xù)不輟，凸顯了文化人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報界權威、《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堅持“報紙是民眾喉舌，總要為人民說話”的原則，抨擊時弊，支持抗日愛國運動。這使當時消極抗日的蔣介石非常惱怒，他找史量才談話：“不要把我惹火，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反唇相譏：“對不起，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當然，秀才豈是兵的對手，史量才最終被暗殺，但他所表現的錚錚鐵骨卻令人景仰。陳寅恪1941年歐洲講學后滯留香港，生活極端困難，日本人送去整袋糧食，又請他到淪陷區(qū)的上?；驈V州任教，還強付40萬港幣讓他辦東方文化學院，均遭陳寅恪嚴詞拒絕，盡顯文化人士可殺不可辱的民族氣節(jié)。

歷朝歷代，從事教育和文化工作的知識分子，都是人文價值的守護者?？鬃又苡瘟袊?，“絕糧三日，而弦歌不輟”；孟子呼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均是告誡和示范后人，尤其是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任何情況下都應不忘為國為民、崇道弘毅的使命擔當。這正是我們于抗戰(zhàn)勝利75周年之際，回顧當時教育界和文化界在國難中奮起抗爭、緬懷仁人志士愛國情懷和高風亮節(jié)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