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聽與偏信是兩個相對的概念。前者說的是一個人能虛心聽取各方意見，后者則是一個人只愿聽取自己想聽的意見。這兩種做法會帶來不同的結(jié)果：當一個人能夠聽取不同意見時，他自然會耳聰目明，頭腦清醒；反之，則有可能閉目塞聽，作出錯誤的判斷。1000多年前的唐朝，唐太宗與魏徴君臣二人就曾為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探討。

唐朝吳兢在《貞觀政要·論君道》中記載：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徴曰：“何謂為明君暗君？”徴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对姟吩疲?lsquo;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昔唐虞之理，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圣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梁武帝偏信朱異，而侯景舉兵向闕，竟不得知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唐太宗為什么向魏徴詢問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答案顯而易見，他很希望自己成為明君，避免成為昏君，以使自己在史冊上留下光彩的一頁。但對于明君與昏君的根本區(qū)別在哪里，魏徴認為關(guān)鍵在于為君之人對于不同意見的態(tài)度。前者能夠兼聽，后者則是偏聽偏信。同時魏徴以歷史為鏡，舉唐堯、虞舜因為兼聽，即便像共、鯀也不能蒙蔽他、迷惑他，來證明兼聽的價值。魏徴又舉例說，秦二世胡亥偏信趙高、梁武帝蕭衍偏信朱異、隋煬帝楊廣偏信虞世基，導致天下大亂，甚至江山易主，以此來說明偏信的危害。

任何人的知識、經(jīng)驗與腦力、體力等都是有限的，因而知識結(jié)構(gòu)與見聞必然存在種種不足。因此，廣開言路，擴大聽聞，以更多地了解各方信息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對身邊的人和事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以此為基礎作出的決策，就會更加明智與正確。反之，在個人見聞有限的情況下，還采取偏聽偏信的做法，最終便會因被蒙蔽而害了自己。

道理不難理解，但像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等帝王會偏聽偏信，似乎還與奸邪之人善于揣摩上意并投其所好有關(guān)。當梁武帝、隋煬帝想盡情地享受生活，不想被政事打擾時，朱異、虞世基等便將發(fā)生叛亂一類的事情壓下不上報，上位者因此喜笑顏開，依舊醉生夢死，可以說，正是昏君與奸臣的相互配合，才會上演中國歷史上那一幕幕荒唐大戲。

唐太宗可說是中國2000多年封建社會少見的明君，而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明君，與他懂得以史為鑒，努力兼聽，避免偏信有關(guān)。可惜的是，晚年的唐太宗“漸惡直言”，以致他也因為偏聽偏信犯下了不少錯誤，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深刻領會“兼聽”的意義，廣開言路，聽取多方面的意見，不斷改進加強，才能明辨是非，在“兼聽”中走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