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史學家關注政治，故大多歷史著作不僅講求信史原則，而且具有經(jīng)世致用的精神；而政治家則需要從歷史著作中獲得歷史知識和歷史智慧，以服務于治國安邦。這是中國史學發(fā)展中的一個規(guī)律性現(xiàn)象。

可以認為，政治人物重視歷史和史學，是其政治思想、政治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積極的社會作用往往超出史學本身的范圍。如漢高祖劉邦認真對待陸賈提出的問題“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乃命陸賈“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于是有陸賈所撰《新語》一書面世（《史記•酈生陸賈列傳》），成為漢初“休養(yǎng)生息”國策制定的根據(jù)之一。

唐太宗時，史官和群臣奉詔撰成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受到唐太宗的高度評價。唐太宗嚴肅地指出：“朕睹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奢淫無度，志存隱惡，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雖好文儒，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shù)代之事，殆將泯絕。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shù)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冊府元龜》卷554）這是唐初撰修前朝歷史的一件盛事，也是唐初統(tǒng)治集團重視歷史經(jīng)驗的突出反映。唐太宗晚年，詔命群臣重修《晉書》，強調(diào)指出：“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唐大昭令集》卷81）這是他從幾十年政治生涯中總結出來的一條經(jīng)驗。唐太宗為秦王時，同虞世南討論歷代帝王賢愚得失，晚年發(fā)出此言，并為太子留下政治遺囑《帝范》，說明他對史學的重視的確出于自覺和真誠。唐代史學家、政治家杜佑以36年時間撰寫了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典制體通史巨著《通典》，認為：“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在這里，撰史和施政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達到極致的境界。杜佑是在史學上和政治上都作出貢獻的歷史人物。此外，宋神宗、遼圣宗、金世宗、清乾隆皇帝等，也都是十分重視史學與治國之關系的政治家。他們在這方面的事跡，多有可圈可點之處。

這里，我們要著重提到的一個歷史人物，即清代阮元及其對史學的獨到認識。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號云臺，江蘇儀征人。歿后賜謚文達，后人多稱他文達先生。他歷仕乾、嘉、道三朝，先后任編修、詹事、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河南巡撫、江西巡撫、湖廣總督、兩廣總督、云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等職，是為嘉、道年間的名臣和名儒。

阮元為政，重視文教，他創(chuàng)辦的詁經(jīng)精舍和學海堂書院在學術史上有廣泛的影響。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阮元從湖廣總督調(diào)任兩廣總督，在廣州創(chuàng)立學海堂書院，并于道光四年（1824年）在風景秀麗的粵秀山新建了學海堂舍址。阮元說，以“學海堂”為名，其意有二，一是取東漢何休“學無海不通，進退忠直，聿有學海之譽”之義，一是“惟此山堂，吞吐潮汐，近取于海”之義。學海堂士子“或習經(jīng)傳，或疏義于宋齊；或解文字，考故訓于倉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傳；或討史志，求深寧之家法；或且規(guī)矩于漢晉，熟精蕭選，師法唐宋，各得詩筆”（以上均見《學海堂集•序》），研習的內(nèi)容十分廣泛。時人稱譽學海堂是“儒肆之津梁，學庭之淵藪”（譚瑩：《新建粵秀山學海堂碑》，《學海堂集》初集卷一六），尤其被兩粵士人看作是“以造就我粵人才之地”。（吳均：《新建粵秀山學海堂碑》，《學海堂集》初集卷一六）學海堂培養(yǎng)出來的一批優(yōu)秀人才，多是阮元門下之士，桃李之盛，為世人所矚目。一百七八十年過去了，風景秀麗的粵秀山上，學海堂書院舊址會是什么樣子呢？這不禁引起筆者的許多遐想。

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還重修了《廣東通志》，這是他留給后人的一部史學遺產(chǎn)。他親自編輯的《學海堂》初集，以及其門人續(xù)編的二集、三集、四集，成為反映廣東士人奮發(fā)讀書、切磋學術的一個縮影。我想，在當今新修的廣東通史上面，對此自當有一定的記載，使人們回眸阮元所做的這些有意義的事情。

從阮元的學識和政治經(jīng)歷來看，他以“學海”命名書院，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表明了他的一種追求和思想境界。誠如與阮元同時的龔自珍所評價的那樣：“官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后輩，尚長齒發(fā)，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潛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蓽之遺編，揚扢而登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殿中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不足為公榮，名譽不足為公顯。九川行地，溯學海而波澄；三臺燭天，指文星而度正。”又說：以“學海”榜書院，“想見俊髦之翕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者也。”（《阮尚書年譜第一序》，見《龔自珍全集》第三輯）這可以看作是阮元思想境界的進一步提升。

稍晚于阮元的清人陳康祺（1840～？）所撰《郎潛紀聞四筆》（中華書局1990年版），記阮元講到讀“二通”與“世用”這件軼事，雖未說明阮元在何時何地所講，但仍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位學界領袖和封疆大吏的思想境界。陳康祺這樣寫道：“阮文達公嘗言：少年科甲，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但既登館閣，又不能重入家塾，為枕經(jīng)胙史之功計，惟留意‘二通’，庶知千百年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為世用。‘二通’者，《資治通鑒》、《文獻通考》也。”阮元的這幾句話表明，他對自己少年得志，身居高位，是有自知之明的。首先，他是目睹了、至少是了解了一些“少年科甲，往往目無今人、胸無古人，最是誤事”的人和事，故發(fā)此感慨。當然，阮元說的這種人和事，古往今來，都是有的，可貴的是阮元對此能夠自警自勵，以免自己重蹈覆轍，這正是他的認識和境界的高明處。

其次，阮元的高明處進而反映在他對于克服或防止“目無今人，胸無古人”的浮躁和淺薄，他把閱讀《資治通鑒》和《文獻通考》作為“良方”，目的是認識“千百年來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備他日出為世用”。在阮元看來，閱讀“二通”，一來是對“少年科甲”的“補課”，二來是懂得一些歷史經(jīng)驗，而這些經(jīng)驗是可以“出為世用”的。

阮元何以重視“二通”與“世用”的關系？這當與《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的內(nèi)容和特點有關。《資治通鑒》是“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入史，意在“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而《文獻通考》的旨趣則是認為“典章經(jīng)制，實相因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合錯綜，原始要終而推之，則未宜言也”；故《文獻通考》之作，意在于此，“庶有志在經(jīng)邦稽古者，或可考焉”（馬端臨《文獻通考•序》）。前者重在具體的經(jīng)驗教訓，后者重在制度的因襲變通，這或許正是阮元看重“二通”與“世用”的關聯(lián)所在。

阮元在清代學術史上，既是經(jīng)學大家，又在小學、詩文、鐘鼎款識以至于科學技術史等方面，皆為名家。而從他對“二通”的認識來看，他不僅重視史學，而且深知史學所記“理亂之原，政事之跡”可以“出為世用”。惟其如此，陳康祺不無感慨地寫道：“文達蚤歲巍科，體用優(yōu)備，其立言乃平易淺近至此。然果如公言，亦可令名始終，免備官未聞之誚已。”（以上所引，均見陳康祺《郎潛紀聞四筆》卷二“阮元言二通”條）看來，陳康祺記述此事，雖出于對阮元的尊崇，但其見識卻未得阮元所言真諦：阮元重在閱讀“二通”，“可備他日出為世用”，著眼于社會；而陳康祺卻意在“令名始終，免備官未聞之誚”，這就成了著眼于個人了。不過，陳康祺記下阮元論“二通”與“世用”關系一事，使后人對阮元這位清朝名儒名臣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我們還是要感謝《郎潛紀聞》作者的。

先師白壽彝先生評論阮元、畢沅二人曾說：阮、畢二人身為重臣，但為官期間重視文化事業(yè)，在史學上都有貢獻，而阮元則高于畢沅。2009年是阮元逝世160周年，想起先師所論，為此小文，以志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