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美，作為一個戲曲舞臺上的人物形象，在中國人心目中似乎就是負心漢的代名詞。然而細察之，在歷史上確有此人。

京劇《秦香蓮》中，陳世美自報家門時，稱自己是“湖廣均州人士”。皮明府主編的《湖北歷史人物辭典》中列有“陳世美”的條目：

陳世美，清代官員，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今湖北均縣）人。出身于仕宦之家，清初游學北京。順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進士。初任河北某地知縣，后因康熙帝賞識，升為貴州省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參政。在貴州為官時，同鄉(xiāng)同學來投，謀取官職，他多次接待，并勸以刻苦攻讀以求仕進。后因來投者多，難于應付，乃囑管家一律謝絕。有兩個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士子，昔日與他進京赴考時，曾以錢財相助，因遭管家回絕，頓生報復之念，遂將社會上一些升官發(fā)財、忘恩負義而拋妻棄子之事，捏在一起加他身上，編成戲劇《秦香蓮》，在陜西、河南等地演出。相傳清末一河南劇團到均州演出此戲時，他的第八代孫曾組織家族中人，砸了該劇團衣箱，并毆打演員。

由此可見歷史上雖有陳世美其人，并無京劇《秦香蓮》所演的“殺妻滅子、忘恩負義”之事。

京劇《秦香蓮》又名《鍘美案》，取自清代嘉慶年間的花部亂彈作品《明公斷》?！睹鞴珨唷返淖髡咭巡豢煽肌Ｆ鋭∏榇笾氯缦拢汉V均州女子秦香蓮的夫君陳世美離家赴京趕考，3年未歸。恰逢荒旱之年公婆雙亡，秦香蓮只得帶著一兒一女到京城尋找陳世美。哪知陳世美已考中狀元，并當上駙馬。他不僅不認秦香蓮，還派家將韓琪去殺妻滅子，以保自己現(xiàn)有的榮華富貴。韓琪心善，萬般無奈之下以自己的犧牲換取秦香蓮母子的活命。秦香蓮找到包拯訴冤，包拯頂住國太皇姑的重重壓力，鍘了陳世美，伸張了正義。

清代戲劇家焦循的《花部農(nóng)譚》中載有《賽琵琶》一劇，演的也是這個題材。“花部中有劇名《賽琵琶》，余最喜之。為陳世美棄妻事。”只是后半部分的情節(jié)有所不同，寫秦香蓮進京尋夫，陳世美派人殺妻棄子，秦香蓮逃到三官堂神廟中自殺，得三官神傳授武藝。又值當朝與西夏交戰(zhàn)，秦香蓮在邊疆立下戰(zhàn)功，回朝后被圣上封為都督，并得以親自審訊陳世美，當面歷數(shù)其罪。陳世美愧悔認罪，秦香蓮念其真心悔過，最終與之團圓。

《花部農(nóng)譚》中描繪了作者目睹當時舞臺上演《賽琵琶》的情形：“陳囚服縲紲至，匍匐堂下，見是其故妻，慚怍無所容。妻乃數(shù)其罪，責讓之，洋洋千余言。”焦循不僅抒發(fā)了觀眾在臺下的觀感，還分析了此劇演出的難度，尤其是在表現(xiàn)陳世美這一人物的悔過心理時，是極見演員的功力的：

此劇自《三官堂》以上，不啻坐凄風苦雨中，咀茶嚙檗，郁抑而氣不得申，忽聆此快，真久病頓蘇，奇癢得搔，心融意暢，莫可名言，《琵琶記》無此也。然觀此劇者，須于其極可惡處，看他原有悔心。名優(yōu)演此，不難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當面詬王相、昏夜謀殺子女，未嘗不自恨失足。計無可出，一時之錯，遂為終身之咎，真是古寺晨鐘，發(fā)人深省。高氏《琵琶》，未能及也。

當然，令焦循最為稱道的還是它的高臺教化作用。說到中國戲曲高臺教化的傳統(tǒng)，就不能不提在情節(jié)上與此劇頗有關聯(lián)的南戲《琵琶記》。

《琵琶記》是元代劇作家、詩人高則誠根據(jù)民間流傳甚廣的宋代戲文《趙貞女蔡二郎》改編創(chuàng)作的。徐渭在《南詞敘錄•宋元舊篇》中說到《趙貞女蔡二郎》的情節(jié)時，僅用“伯喈棄親背婦，為暴雷震死”11個字概括，并稱它為“里俗妄作”。 如果想再詳細地了解一下這個故事的內(nèi)容，可以從京劇或秦腔《小上墳》的一段柳子腔唱詞中獲得：

正走之間淚滿腮，想起了古人蔡伯喈。他上京中去趕考，一去三載不回來。一雙爹娘都餓死，五娘抱土筑墳臺。墳臺筑起三尺土，從空降下一面琵琶來。身背著琵琶描容相，一心上京找夫回。找到京中不相認，哭壞了趙氏女裙釵。賢德的五娘遭馬踐，到后來五雷轟頂是那蔡伯喈。

劇中的蔡伯喈形象與歷史上的那位著名的文學家蔡伯喈的形象簡直大相徑庭。據(jù)《后漢書•蔡邕傳》記載，“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jié)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cè)，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如此養(yǎng)親盡孝，卻在民間被傳唱成“棄親背婦”之人，難怪徐渭有些不滿。不光徐渭，就連宋朝的大詩人陸游也對此深為不滿，有詩為證：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后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歸》）。

當然，高則誠也是不滿于《趙貞女蔡二郎》對男主人公背親負義的描寫。這位目睹過官場黑暗的作家深知一介書生在宦海中的身不由己。盡管他還沿用了“蔡伯喈”之名，但在情節(jié)上做了很大的改動：

陳留郡書生蔡伯喈與趙五娘新婚兩月，遵從父命進京趕考。得中狀元，被賜官留在京師。蔡伯喈念及年邁的父母和新婚的妻子，欲辭官回家，遭到朝廷的拒絕。位高權(quán)重的牛丞相看中了蔡伯喈，通過皇帝的詔書強命她迎娶自己的女兒牛小姐。蔡伯喈身不由己，只得重婚牛府?？嗫嗟却械内w五娘歷盡艱辛侍奉公婆，饑荒之年，她典盡衣衫首飾，把米留給公婆，自己默默吞下糠皮。二老死后，她無錢埋葬，剪下青絲以作發(fā)送之費，幸得鄰居張大公資助，以麻裙包土筑起墳臺，安葬二老。為了尋找丈夫，她一路身背琵琶，彈唱乞討，來到京城。幸遇牛小姐賢德善良，讓他們夫妻二人得以重聚。于是一夫二婦回家祭掃雙親，受到皇帝的滿門旌表。

這樣看來，《琵琶記》中的蔡伯喈并非一個徹底的“負心漢”的形象。劇中有多處細節(jié)描寫表現(xiàn)他對父母、妻子的牽掛。“幼而學，壯而行，雖望青云之萬里；入則孝，出則弟，怎離白發(fā)之雙親？到不如盡椒水之歡，甘齏鹽之分。”當他高中之后，他的心緒不僅沒有本應的歡愉，反而是無盡的牽掛與惆悵：

當時輕散輕別。嘆玉簫聲杳，庾樓明月。一段愁煩，翻成兩下悲咽。枕邊萬點思親淚，伴漏聲到曉方徹。鎖愁眉，慵臨青鏡，頓添華發(fā)。

鰲頭可羨，須知富貴非吾愿。雁足難憑，沒個音書寄子情。田園將蕪，不知松菊猶存否？光景無多，怎奈椿萱老去何？

他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是：“自家為父母所強，來此赴選。誰知逗留在此，竟不能歸！今又復拜皇恩，除為議郎。雖則任居清要，爭奈父母年老，安敢久留？天那！知我的父母安否如何？知我的妻室侍奉如何？欲待上表辭官，又未知圣意如何？苦！好似和針吞卻線，刺人腸肚系人心。”

在高則誠的筆下，蔡伯喈是一個懦弱動搖的讀書人的形象。劇本對于這一人物寄予了較多成分的同情，真實地反映了他內(nèi)心的痛苦。有關辭試、辭官、辭婚的描寫，說明了他的某種掙扎與反抗；但做官、重婚的事實，也揭示了他對功名利祿、榮華富貴的不肯割舍。所以充滿矛盾、委曲求全是這一人物的主要性格特點。

當然，父母雙亡、夫妻離散的悲劇又使他清醒地認識到科舉制度的罪惡：

嘆雙親把兒指望，教兒讀古圣文章。似我會讀書的，倒把親撇漾；少什么不識字的倒得終奉養(yǎng)。書啊，我只為其中自有黃金屋，反教我撇卻椿庭萱草堂。還思想，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爹娘。

比似我做個負義虧心臺館客，到不如守義終身田舍郎?！栋最^吟》記得不曾忘，綠鬢婦何故在他方？書啊，我只為其中有女顏如玉，反教我撇卻糟糠妻下堂。還思想，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妻房。

《琵琶記》的思想內(nèi)涵比較復雜，除了對科舉制度的指責以外，還表達了作者有關戲劇的社會教育職能的理解：“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蔡伯喈和趙五娘的故事，自宋代以來就以說唱、戲文、院本、雜劇等各種形式，在民間廣泛流傳。而男子負心戲出現(xiàn)在南宋的舞臺上，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其產(chǎn)生的基礎就是當時普遍推行的科舉制度。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階層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改善其內(nèi)部結(jié)構(gòu)，采取科舉制選拔人才，為生活在社會下層的農(nóng)民、市民和中產(chǎn)階級的子弟提供了一個晉身的機會?？婆e考試的成功使得當時一些出身寒微的讀書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從此改變?nèi)松\。而一些當朝權(quán)貴為鞏固自己的勢力，便從這些新貴里挑選東床，婚姻成為政治聯(lián)合的一種手段，因此許多讀書人一旦發(fā)跡便拋家舍妻、入贅豪門，這已成為當時十分普遍的社會問題，于是婦女受到遺棄的悲劇大量產(chǎn)生，男子負心成為南戲譴責和揭露的對象。而高則誠雖以此為題材，但所要表現(xiàn)的思想并不僅僅停留于譴責和揭露，而是旨在宣揚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趙五娘的賢良、孝順，牛小姐的溫柔、敦厚，蔡伯喈的隱忍服從、怨而不怒，都構(gòu)成了高則誠儒家倫理道德世界的重要內(nèi)容。難怪后世的統(tǒng)治者因其思想有利于封建社會的統(tǒng)治，無不對其稱道有加。明太祖朱元璋云：“五經(jīng)、四書，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錯，貴富家不可無。”

到了清代的花部亂彈作品《賽琵琶》和《明公斷》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已由“蔡伯喈”變成了“陳世美”，兩個陳世美的形象卻有所不同。《賽琵琶》中的陳世美多少還保留著蔡伯喈身上的一些影子，拋妻棄子的行為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為之，而陳世美的真心悔過，秦香蓮的赫赫戰(zhàn)功和公堂之上的厲聲痛斥都使觀眾的情緒由壓抑轉(zhuǎn)為高漲，這使秦香蓮與陳世美最終的破鏡重圓成為可能。而《明公斷》中的陳世美，雖幾次受到妻子、兒女的感召，仍貪戀富貴榮華，拒不相認，并欲致妻兒于死地，最終落得身首異處的下場。

不難看出，《明公斷》的結(jié)局似乎又回到了《趙貞女蔡二郎》的思想窠臼，民間的譴責力量由上天的報應改為清官的鍘刀，這種暢快淋漓的懲罰在舞臺上上演了幾百年。

陳世美拋妻棄子遭到懲罰的故事不僅在京劇中流傳甚廣，在很多地方戲中也多有搬演，如評劇《秦香蓮》、淮劇《女審》、贛劇《三官堂》、豫劇《鍘美案》等等。陳世美、秦香蓮、包公幾乎都遠遠超過了戲劇形象的意義，而是具有了某種文化符號的意味，它給中國人帶來的心理效應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