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提到陳獨秀，我總是會馬上聯(lián)想起蘇格拉底和他著名的“牛虻論”。公元前399年，哲人蘇格拉底被以民主制著稱的雅典指控為不信神和帶壞青年。在雅典公民法庭面前申辯時，他將自己比喻為是神賜予雅典的一只“牛虻”，在他看來，雅典社會就像一匹“良種馬因肥大而懶惰遲鈍”，需要牛虻不時刺激，才能不斷前進。在這里，蘇格拉底指出了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的重要作用，他們是一個社會歷史、現(xiàn)實的觀察者和批判家，是始終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動力。蘇格拉底也以其一生的執(zhí)著追求和驚鴻之死，成就了一代偉大理想主義者的典范。美國學者波斯納認為，無論怎樣的社會，都需要有一定數量的“牛虻”，這些“牛虻”沖擊著社會麻木的思想，對僵硬的常規(guī)發(fā)起挑戰(zhàn)，對抗所謂的正統(tǒng)和教條。這些“牛虻”就是有理想、有擔當的社會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中國，文人陳獨秀正是這樣一只特立獨行的“牛虻”。

陳獨秀一生的思想經歷和革命實踐極為曲折復雜，在多變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下，歷盡坎坷而發(fā)生過多次深刻的變遷。但終其一生一以貫之的，是他對國家社會的關心和熱愛，對民主自由的向往和爭取。推進國家和社會的進步是其畢生的追求，一切落后、愚昧、教條的東西都是他的敵人。他說：“我個人的意思：覺得‘社會生活向上’是我們的目的，政治、道德、經濟的進步，不過是達到這目的的各種工具。”生命不息，則前進不止。從早年參加科舉考試到組建參加反清組織，從參與辛亥革命到發(fā)起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推動思想啟蒙到創(chuàng)建中國共產黨，從最初的不談政治到后來身處政治漩渦，直至晚年避居偏遠小城，陳獨秀始終秉承自己的理想直道而行，他絕不受各種舊有理論框架的羈絆，也不服膺于任何沒有經過自己獨立思考和認識理解的理論，不屈從于任何政治或學術權威的價值獨斷。為追求真理和理想，他不怕打、不怕殺、不怕坐牢，不為世俗所理解，最終在貧病交加中孤獨死去。他的同鄉(xiāng)兼摯友胡適曾評價他是“終身的反對派”，陳獨秀也認為“實是如此”，但他說并非是故意如此的，乃是社會事實迫使其不得不如此。

陳獨秀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追求獨立思考和思想自由。他提出“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蓋自認為獨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權利，一切信仰，唯有聽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斷無盲從隸屬他人之理。”“我決計不顧偏左偏右，絕對力求偏頗，絕對厭棄中庸之道，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我愿意說極正確的話，也愿意說極錯誤的話，絕對不愿說不對又不錯的話。”“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我絕對不怕孤立。”

民主科學是陳獨秀終身秉持的基本價值。他以難得的博大胸襟和世界眼光，審視著中國社會的一切，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開啟了文化革新和思想啟蒙之路，推動了中國近代民主科學思想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他使民主科學走出書齋，進入普羅大眾的視野，并使得這些觀念更加深入人心，威望無以復加。正是他提出了“德先生”、“賽先生”的形象說法，使它們成為那個時代最流行的詞語之一，深深影響了幾代中國人，至今還在人們的耳際回響。更為重要的是，他以民主科學為突破口，對一切專制倫理進行了系統(tǒng)、徹底的批判，沖破了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一統(tǒng)天下的阻礙和藩籬，為各種先進思想和文化在近代中國的自由傳播和發(fā)展提供了基礎條件，在思想領域開啟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推動國人的思想由前現(xiàn)代向現(xiàn)代轉變。其晚年經過一系列的挫折與反思，體悟到更高層次的思想綜合，形成了具有世界主義眼光的民主社會主義觀念。

陳獨秀是堅定的愛國者，但從不盲目愛國。1914年陳獨秀即發(fā)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站在理性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角度，對狹隘的愛國觀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激動地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在面對“惡國家”與“無國家”的兩難選擇時，陳獨秀得出“殘民之禍，惡國家甚于無國家”的結論。他反對非理性的盲目愛國，尋求理智的憲政下的愛國主義，提倡以人權的保護為基礎、以個人的解放和自由作為終極目的的愛國主義。1919年五四事件之后不久，他又發(fā)表《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大聲疾呼“我們愛的是人民拿出愛國心抵抗被人壓迫的國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愛國心壓迫別人的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陳獨秀就是這樣一位特立獨行、復雜多面的人物，評論家們往往將其譽為盜火者普羅米修斯，這大抵也不錯。陳獨秀確是普羅米修斯式的革命者，為近代中國盜來了民主科學的天火。但革命本身也并不是陳獨秀追求的最終目的，在他看來在革命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革命往往是不得以而為之的。那種不能推動社會進步的所謂革命，即使其理論再華麗、口號再動聽，也只能是作亂而已。他說：“我們?yōu)槭裁匆锩?？因為現(xiàn)在社會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過是手段不是目的，除舊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誤以手段為目的，那便大錯而特錯……這種無目的之革命，不能算革命，只能算作亂。”以普羅米修斯式的革命者喻陳獨秀，還難以完全概括他人格的全貌和核心特質。因此，在筆者看來，作為一代有擔當的獨立知識分子，陳獨秀反對任何的道統(tǒng)論者，始終與各種勢力采取不合作的態(tài)度，他更像是蘇格拉底式的社會先知，是獨行天地、永不停歇的社會“牛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