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史鐵生去世，我先是心中一陣錐痛，繼而是一片蒼涼與憂傷，感到精神者的離去，傷的是每一個想讓生命活出意義的人，因而有普世之悲。

因為我們是本家，相見的時候，有本然的親情味道。他曾說，沒想到你凸凹原來也是史姓，或許我們是一個始祖，或許你就是我早年丟失的一個兄弟。我說，是的，因為我跟你有感應，你在文壇上一發(fā)聲，我在京西就打噴嚏。我是說，我太癡迷他的文字，每一讀到，會心與共鳴處是多的，對他有幾分敬重與崇拜。他說，你等我，我要到京西去尋根問祖。

誰知竟等來他的不待之音，于是，我為什么不痛？讀到解璽璋的一首悼詩——

無端歲末卻驚風，

忽報長天送鐵生。

命若琴弦成絕響，

病隙碎筆道分明。

清平歲月清平過，

寂寞風光寂寞僧。

到老欲說靈魂事，

金臺遙對細無聲。

讀后，我淚流滿面，給解先生發(fā)了一條短信：您寫鐵生的詩，很讓我感動，讓我的手緊握您的手，共同反抗物質至上主義對精神者的擠壓。

說到“反抗”，不禁讓我想到了當代中國文學曾發(fā)生的一場關于“重振人文精神”、“捍衛(wèi)純潔的精神”的“論戰(zhàn)”。鐵生是其中的一個主角，我想，悲痛之后，來一番梳理，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了——

進入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市場經濟的迅速發(fā)展，中國出現(xiàn)了不可諱言的深刻的價值危機，市場和消費激發(fā)了人們的物欲，精神價值被空前消解，“經濟功利主義”左右了人們的現(xiàn)實生活。感于這種精神迫壓，湖南的韓少功、山東的張煒發(fā)出了“反抗”的聲音，提出“重振人文精神”的主張，提醒人們，在警惕“政治功利主義”的同時，更要警惕“經濟功利主義”。北京的張承志和史鐵生做出了積極呼應，且以更激烈的姿態(tài)，就理想、道德、靈魂、信仰、價值、良知、崇高、純潔等人文精神的構成元素進行了迫切的拷問。張承志甚至把這種“反抗”上升到宗教層面，發(fā)出“以筆為旗”，捍衛(wèi)“純潔的精神”的吶喊，且以《心靈史》的系統(tǒng)建構支撐自己的主張。史鐵生則以沉潛的態(tài)度，寫出了《我與地壇》等意蘊更為深遠的篇什，引人矚目。

《心靈史》之后，張承志進入了散文創(chuàng)作的高峰，先后有《荒蕪英雄路》、《大地與情感》、《音樂履行》等散文集出版。有人稱之為“后心靈史”時期。張承志在散文中表現(xiàn)的是一個孤旅中的斗士形象，總是急于尋找，急于判斷，為的是給自身的存在尋得一個合理的確證。張承志自己也稱自己為“孤旅”，他感覺自己似乎有魯迅先生一樣的孤獨，呼喚與尋找著高貴的精神，但是他又常常處于靈肉的撕裂矛盾中。張承志獨自承受孤獨的痛苦，因為他是個文人，卻看到自己同類身上的痼疾，讓他憤懣不平，無情鞭撻；他明知自己是回族血統(tǒng)，又信仰伊斯蘭教，堅信那里有他需要或者說是中國需要的高貴精神，但是他又不得不離開那個“黃泥小屋”，離別“西海固”，回到自己厭惡的大都市里繼續(xù)被污染。他的靈魂承受著煎熬，但不忍淪陷，便一路吶喊。到了21世紀，他才在激憤之中有了一份禪定，個人的高貴之外，有了歷史大義、民族精神和人類之愛的闊大維度，《敬重與惜別——致日本》代表了他新的思想走向。

與張承志不同，史鐵生從為“重振人文精神”而戰(zhàn)轉場到探究“在困厄中的升華”，不間斷地就人生的根本問題，諸如生與死、殘缺與愛情、苦難與信仰、寫作與藝術、肉體與精神（靈魂）進行思考，并解答“我”如何在場，如何活出生命的意義，且得出“我”的結論?；蛘哒f，他以“無答之問或無果之行”去發(fā)現(xiàn)生命的根本處境，發(fā)現(xiàn)生命的種種狀態(tài)，從而探究一個人類亙古不變的話題：我們心靈的前途和我們生命的終極價值終歸是什么？其中《病隙碎筆》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表現(xiàn)出生的智慧和存在的安詳，文字所致，都是“靈魂的聲音”。

在此類寫作中，還有最值得書寫的一筆，那就是在中國文壇整體地流行“小女子散文”的“甜”與“膩”的情形下，一位叫韓春旭的北京女散文家卻寄情于思想的“沉”與“重”。韓春旭創(chuàng)造了一種叫“心靈對話錄”的新型文體。之所以說它新，就在于它區(qū)別于以往的思想文化散文，它不是用來說教和闡發(fā)，而是與經典大師進行平等的心靈晤對，把已化為枯骨的大師裹以血肉注入呼吸“請到”自己身邊來，把時間深處的經典思想與自己的生命感受交流碰撞，完成“永恒價值”層面的感情訴說。這是一種奇特的文體：寫作者既是大師思想的敘述者，又是自我“在場”的對話者；既要設問，又要做答；既探究人類的終極價值，又緊扣當下的現(xiàn)實話題——使形而上的思考，具有了滾燙的情感溫度，強化了“真理”對現(xiàn)實關懷的針對性。韓春旭與之對話的大師，從蘇格拉底、柏拉圖、馬克思、梵高、卡夫卡到老子、莊子，古今中外，一一照應，每篇均洋洋一兩萬言，自成系統(tǒng)。韓春旭與史鐵生雖然在寫作材料的使用上有所不同，但都是立足于生命本體的思考，他們形不遇，卻神遇。

所以，史鐵生前行的背后，并非形單影只的孤冷，追隨與同行者還是有的?？上У氖牵n春旭后來越寫越少，竟至轉寫了別樣的文字?？梢姡瑢﹁F生的追隨，是難的，他向死而生，從虛無處求實有，整個的我，都已經精神化了。

那場論戰(zhàn)，留下了大量的思想文獻，但塵埃落定之后，再翻檢那時的文字，感到有太多的煙火氣，許多不過是呈現(xiàn)了一種反抗的“姿態(tài)”，文學上的貢獻是可疑的。而史鐵生則不同，他的文字有永恒的質地，因為他從對外部的反抗，轉場到對內心的拷問，使他的寫作和生命同構在一起，筆下結晶，是生命的魅力、信仰的要義、精神的奧秘、人性的瑰麗，均關乎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命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史鐵生或許是上世紀那場論說的最終的一個成果，把他作為“純潔的精神”的最純粹、最徹底的捍衛(wèi)者來看待，是不為過的。

史鐵生說過，文學就是了解自己，就是解決寫作者自己的問題。他的問題，就是如何從生的困厄中突圍，找到生存之上的生命自由。20多年來，他對生命進行了循環(huán)反復的探究、思考、咀嚼和叩問，一如圣徒踽踽獨行于漫漫天路，終于跨過窄門，見到了天光。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苦難有力地驗證了一個人生的基本倫理，即：人之困，非困于身，而是困于心。

《圣經》說：“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何兆武依此衍發(fā)說，可見“福”的內涵是一種道義的，而非物質的東西。因此，幸福是圣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的拷問與揚棄。

據(jù)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生命殘損的史鐵生，在經歷了比常人更大的生活磨難之后，反而呈現(xiàn)出連健康人都很難具有的純凈、從容與淡定？因為他在對生命意義的不斷追慕中，“日高日遠”，進入了心地通透、自足自適的人生境界。即：自身和諧，我即宇宙。與張承志的“悲苦”、“激憤”相比，史鐵生進入了伸展自由的心靈福地，他溫厚慈悲，身上有佛光。

而對生命意義的“追慕”，是人類共同的本欲與取向，所以史鐵生的“我”，便有了“大我”的本質。用薩特的話說，“我即人人，我就是所有人，也是任何人。”這時的史鐵生已是眾人之屬——人們可以沒有成本地享受他所達到的生命深度、精神高度，在荒謬中清正，在虛寒中溫暖，獲得生的信念和心靈的安妥。人們說他是“文化英雄”，其道理就在這里。

或可以說，史鐵生是個福德兩全的人。他在不斷尋找意義中得到了自我的生命幸福，也把心靈的福音，傳遞給了別人，成就了一份身后的功德。他本身就是“純凈的精神”，讓茍且者慚愧，讓欺世者不得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