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終,梁曉聲就是一位民間生活的思考者,這無疑源自于他對民間生活憂郁的愛。無論批判抑或贊美,因為愛得執(zhí)著,梁曉聲同他的民間從不曾出現(xiàn)背叛的裂隙。在他筆下的民間世界里,所有人物之間的交往皆能讓你感受到家人和鄰里式的溫情。也許有誤會,也許有不滿,但始終與恨無緣。作為普通百姓日常寫照的長篇新作《人世間》便是個極為有力的明證。

在小說開篇不久我們即可看到,周蓉的私奔之于父母不啻是個致命的打擊,特別是就周母而言,誠如她對兒子周秉昆所說:“豈止不對,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兒還有我這個母親?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盤壓在了我心上!你爸只身在外,那么放心地把教育你們三個兒女的責任交給了我。他還當面表揚我,夸我教育有方,對這個家勞苦功高……等你爸探家回來,讓媽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這一點,媽連死的心都有了!”可是,此種心靈的劇痛卻并未轉化為常見的憎惡,即使是抱怨也僅是一種心疼的哀傷。

于是,此后每個大年初一的晚上,周母都要周秉昆為她朗讀周蓉的來信。每次節(jié)日儀式般的重溫都訴說著母親對于女兒的思念,每次流淌的淚水宣泄的都是愛的理解:“是啊,怎么辦呢?已經(jīng)愛上了那就沒辦法了。”一句平靜的話語蘊藉的則是深沉的愛之真諦,唯有愛才能理解愛,而其背后指涉的乃是周母愛過以及被愛過的人生體驗。這樣的隱喻當然不是梁曉聲的無心之舉,事實上,他正是在以這種微言大義的方式默默表達著對于那一時代階級斗爭邏輯的憤怒和反抗。梁曉聲試圖推開的是一扇沉重的歷史之門,希望我們銘記那段理念扼殺情感、頭腦壓制身體的崢嶸歲月,即當基本的理性認知不在的時候,任何形式締結的深厚情感都必將淪于徒勞。

至于父親周志剛則將愛直接付諸了行動,長途跋涉來到貴州邊遠山區(qū)尋找女兒。女兒的平安讓他淚如雨下:“謝天謝地,謝天謝地,老天爺啊,我周志剛代表全家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多虧你庇護著我的女兒啦!”一位剛強父親在“忤逆”女兒面前毫不掩飾的柔情,釋放出最大限度的寬容。甚至可以說,這寬容幾乎沒有了限度。不,限度還是有的,尊重便是這一限度。他同女兒之間,愛并不逾越彼此尊重的邊界,而這尊重的實質即是自由。雖說周家屬于典型的傳統(tǒng)中國家庭,但梁曉聲從自由倫理的視角發(fā)現(xiàn)了隱匿于這個家庭的現(xiàn)代性秘密,這便是家長意志的消失。如此情狀表征著中國家庭歷史的時代變遷,也預示著即將可能出現(xiàn)的個人命運動蕩。然而無論如何動蕩,存在于這個家庭內部的情感聯(lián)系始終不曾中斷,他們仿佛置身于周遭大義滅親的風暴之外。自由的靈魂總能超越道德權威的鉗制,用自己的節(jié)奏抵御外在速度的碾壓。

作為知識分子或者作家的梁曉聲,其立場從來不在眾生之上;既不似屈原“哀民生之多艱”的可憐,亦不似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憤。因為同情,因為體恤,梁曉聲之于眾生的姿態(tài)必然無法居高臨下。他就在眾生中間,痛苦著他們的痛苦,歡喜著他們的歡喜。在他這里,天下父母之心向來不以可憐昭示自身的榮耀。他的愛永遠不會轉化成哀,哀所指向的是絕望,是怨恨,是疏離,而眾生給予他的卻是希冀,是憐愛,是親近。離開了眾生,他將無法呼吸,也將無法寫作。存在和寫作的意義是眾生賦予他的使命,他所有的靈感和力量無不緣于眾生的饋贈?;诖耍鎸Ρ娚鷷r的梁曉聲只能是謙遜的。

很明顯,滋養(yǎng)梁曉聲寫作的并不全部來自母語的傳統(tǒng),我們分明能夠感受到俄羅斯文學民粹主義的歷史熱度。從這一層面來說,梁曉聲所堅持的其實是自我信仰的一個倫理方向。在現(xiàn)代中國作家那里,我們早已目睹過太多的怨恨和絕望,也見識過太多的批判及消解,此種否定的初衷無疑是為了肯定的目標。可事實證明,我們只是陷入了一個否定的深淵罷了,而出路壓根沒有可能顯現(xiàn)于深淵之中。梁曉聲一定是清晰洞見到了這一深淵的盡頭,因此他毅然選擇了回頭是岸。他不再接受既定慣性的誘惑,盡管中止注定意味著更大的痛苦。不過,痛苦正是愛的分娩,他必須要用痛苦阻止眾生在深淵里的持續(xù)沉淪。

重回岸上的梁曉聲只能收獲痛苦,這是思想的痛苦,更是愛的痛苦。然而,如果僅止于梁曉聲一個人在思想、在愛,那便表明他所關懷的眾生依舊沉淪在深淵里。所謂啟蒙是愛,不單是情感層面的愛,而且是思想層面的愛。或者說,啟蒙就是讓被啟蒙者既學會思想,亦學會愛。鑒于同眾生的平等地位,梁曉聲輕易不言啟蒙,他唯愿做一個行動者,和眾生一道思想,和眾生一道去愛?!度耸篱g》是梁曉聲迄今最為宏闊又最為全面的一次民生圖景描繪,百余萬字的筆墨似乎表達了某種創(chuàng)作雄心,又儼然呈示出其對民間的一貫深情。也許,把它看作梁曉聲文學理想及實踐的一個總結應當更為恰切。

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一直將梁曉聲定義為底層的代言人或小人物的書寫者,明顯是種嚴重的誤讀?!度耸篱g》意欲傳達的恰是針對此種定義的顛覆。底層并不能涵括他的“人世間”,小人物也不等同于他所牽掛的眾生。實際上,梁曉聲就是一個人世間的生活者,隨時隨地感受和思考著自己的所見所聞;不必刻意,亦無須偏袒。故此,他并不替誰代言,他僅是作為自我發(fā)聲——一種從生活表象下破土而出的語言。這語言可以是粗俗的,也可以是優(yōu)雅的;可以是冷酷的,也可以是真摯的。總之,它一定是樸素自然的,修飾對于它只能是一種偽裝?!度耸篱g》的語言只能是這樣一種語言,一種毫不講究的口語化表述。

不要忘記,梁曉聲在此展現(xiàn)的是一個行動遠遠小于思考的年代,但極度受限的言行自由卻讓思想的自由更可貴。思想無關乎形式,它僅僅在意思想的前方是什么,而無所謂挺進的步履是否從容瀟灑。思想永遠是個人化的行為,沒有旁觀者目光的包圍。尤其是在一個失卻自由的空間里,思想更是某種私人的秘密。但終究,思想是赤裸的。梁曉聲這時的語言就是他的思想,是他的自白,是他的質疑,這一切均不需要包裝和協(xié)商。不僅語言對于梁曉聲來說是不重要的,故事同樣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有思考和言說,或許還有關于未來的答案。周秉昆讀的那本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寄寓著不可替代的象征性意義。一個超越時空令人困惑的巨大問號,成就著《人世間》里的每一個體。借此,梁曉聲想要給我們以暗示的是,一切思想皆活躍于思想遭罹壓制的時刻,它是照亮黑夜的唯一光源。

盡管心懷人世間,最終落筆卻僅在一個家庭,因為在梁曉聲看來,人世間不過就是一個個家庭的組合,而某一個家庭則又會衍生出無數(shù)個家庭。所以,一個家庭足以表征他心目當中的人世間。不難發(fā)現(xiàn),用人世間的視角聚焦于一個家庭,梁曉聲相當明智地規(guī)避了宏大敘事的空泛和浮華,以至半個世紀的中國社會史通過一部家庭史便可獲得真實描繪。但我在這里想要加以提醒的是,《人世間》中周家的歷史并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時代社會歷史的一個縮影。其實,透過周家三代人的沉浮遭際,我們所目睹的并非表象或主干意義上的社會歷史,相反,它們恰恰是這些歷史高光背后的陰影部分。它們是安靜的,也是堅韌的,盡管左右不了歷史主流的方向,卻有力支撐著歷史實在的真相。歷史的高光有多么虛假,它們的陰影便有多么真實。梁曉聲致力于深度描繪的就是歷史的陰影部分,他旨在促使我們的目光發(fā)生轉移,甚至有心顛覆我們的視覺,以使我們久已為高光部分所眩暈和迷惑的眼睛得以有效袪盲。

他將歷史的陰影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我們可以凝視那陰影,亦可以閉上雙眸,只要我們足夠靜心,便可聽見陰影深處那呼嘯的驚雷。隨即,我們就會感覺到狂風大作,驟雨傾盆。這是思想的暴風雨,伴隨著陣陣“怎么辦”的回聲。短暫的盲視換得的是聽覺的復蘇,而聽覺的復蘇引發(fā)的則是視覺的解放。借助這一轉換,梁曉聲捕捉到了重新書寫中國家庭的方式,更奠定了講述中國歷史的另一形式。為了不致光盲,他閉上了自己的眼睛;為了避免蠱惑,他堅守了個人的思考。為此,他替那個精神貧瘠空洞的時代注入思想的血液,令生命不再因干癟而墮入邪惡。這思想就是愛,愛就是理解、同情以及責任。不管親情、友情或是愛情,乃至愛國之情,周家三代人都讓我們在其身上看到了愛與知在他們那里的自覺統(tǒng)一。僅從愛情來說,周家父母之間的愛情演繹的是責任,周秉義與郝冬梅的愛情則是緣于默契,周蓉對于馮化成的愛情卻是犧牲,至于周秉昆之于鄭娟的愛情完全是建立在同情的根基上的。這各自不同的愛情都有著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善意的理性摒棄了盲目的浪漫。即便是周蓉愛得那般熾烈、那般忘我,內里仍舊不失個人理智的信仰和堅持。

不得不承認,周家的傳統(tǒng)之所以能夠在一個讓歷史之舟不斷迷失航向的河流上把持住自己的舵盤,其原因就在于他們的愛從來沒有放棄過思考。正是思考生成了他們愛的律法,也正是這一律法強力維系了其家庭倫理規(guī)范的承繼。每個成員依思考得來的共識而行,共識規(guī)范著他們的愛及行動。家庭范疇里的他們是自由的,卻絕不是任性的,盡管周蓉看似絕情地拋下了家人,但她可不等同于覺慧(巴金《家》)意義上的家庭叛徒。自由的世界里沒有背叛的空間,與覺慧的出走大不相同,周蓉的出走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成長。原生家庭之于她不是禁錮,乃是保護,二者間的信任從未缺失。我傾向于將此解釋為梁曉聲不動聲色設置的又一個互文性機關,以示他時刻不忘反撥自身曾經(jīng)接受的啟蒙教諭,他的寫作本身就是一次次自我監(jiān)督和一次次自我糾正。

《人世間》所呈現(xiàn)的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可它卻擔負著具有歷史意義的特殊性。即使如此,我們同樣不得不承認的是,這個家庭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而不可能不遭受來自生長境遇的影響。從頭至尾我們看到,貫穿于其中的凜然正氣著實是以重義輕利的固有民族價值取向作為動力的。此種非市場化原則主導了整部《人世間》的歷史敘事,也因此限制了作者關于愛與正義的進一步沉思。我以為,這正是有待梁曉聲于未來寫作中所要突越的一個思維陷阱。

(作者單位:北京語言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