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北京國家圖書館展出翁同龢藏宋版孤本《注東坡先生詩》，收詩最多，其中《追和陶淵明詩》107首和附錄《蘇軾年譜》，為其他版本所無，更引起世人極大興趣。這一珍品不僅傳承有序，且極富傳奇色彩。喜愛蘇東坡詩詞文賦的人們往往只欣賞傳唱他的名篇，特別是他在西湖、黃州、惠州等地的傳世之作，而很少注意他寫的有關(guān)屈原的詩文，但這在蘇東坡的詩文集中占有不小的比重。蘇東坡提及和評價最多的前朝詩人即是屈原。
蘇東坡最早與屈原有關(guān)的詩應(yīng)是《屈原塔》，可以說代表他對屈原的認識：“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饑渴。遺風成競渡，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jié)。”在詩中，他特別指出百姓對屈原的敬仰和熱愛，但“世俗安得知”一句，似別有深意和隱指。
在蘇東坡之前和同時代，詩人們對屈原的評價大多突出一個“忠”字，即忠于社稷和國君，如班固、白居易、孟郊、貫休、司馬光等，他們的詩文中屢屢提到“忠”，可見對于屈原的“忠”是人們較為一致的定論。蘇東坡雖然肯定屈原的“忠”，但更強調(diào)屈原的節(jié)操，他在《竹枝歌》中特別吟詠：“招君不歸海水深，海魚豈解哀忠直，吁嗟忠直死無人，可憐懷王西入秦。”蘇東坡在詩中兩次強調(diào)“忠直”，與前人和同時代人的評價多了一個“直”字，其認識高度完全不同，含意極深。這也完全符合蘇東坡的個人品質(zhì)，蘇東坡是以“直諫”貫穿始終，以致貶謫終身。所以他對屈原其人其詩會產(chǎn)生強烈共鳴，發(fā)出與大多數(shù)人迥然有別的深刻評價。
當然，司馬遷在《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已尖銳指出屈原的精神價值是“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并抨擊宋玉等人“莫敢直諫”，無屈原“正直”的凜然節(jié)操和高標品質(zhì)。蘇東坡與司馬遷的價值觀一脈相承，但他對屈原的認識更精確地概括為“忠直”?？v觀中國古代數(shù)千年歷史，在仕途中做到“忠心”“忠誠”直至“忠良”“忠義”并不難，但真正做到“忠直”的人卻并不多。至今屈原祠額枋上所書“孤忠”兩個大字，確極符合“忠直”的含義。一個“孤”字，真是令人仰止嘆息。
屈原在封建時代的詩人中名聲最顯赫，對后世歷代詩人影響甚大。屈原在唐代被賜封“清烈公”，三峽的屈原祠原來就稱作清烈公祠。古代詩人在各地有祀祠很常見，但封公恐怕是絕無僅有，須知孔圣后裔也只是賜封“衍圣公”。清代李伯元的《南亭筆記》說余聯(lián)沅“曾奏請將屈原從祀孔廟”。請入祀孔廟的結(jié)局，只是禮部發(fā)了一道給湖南巡撫的咨文，“查明咨復(fù)”，最終不了了之。
不過，依我之見，朝廷是不會同意屈原入祀孔廟的。因為屈原并非理學家們公認的儒者，況且他的忠君愛國方式一直受到正統(tǒng)意識的非議，這以班固、揚雄、顏之推等人為代表。班固苛責屈原是“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沉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直接批評屈原為人行事與他人無關(guān)，道義缺失，自損其身。
揚雄則批評屈原沉江是“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皆命也，何必湛身哉”，明顯是譏諷。他還批評說:“夫圣哲之遭兮，固時命之所有。……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fù)于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大意說屈原遭群小圍攻，失于楚王信用，應(yīng)學孔子周游列國韜晦，而不應(yīng)沉江。從他辭賦體的篇名亦可見揚雄對屈原的看法。揚雄還說屈原沉江是“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即不明智。
顏之推說屈原“顯暴君過”，是“輕薄”行為，其語言更為激烈憤慨，直接否定屈原的節(jié)操。即便稱贊他的司馬遷，也與揚雄觀點相同，“游諸國，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在蘇東坡之前與之后，對屈原持批評有微辭的大有人在，此不再列舉。
蘇東坡是怎么評價前人對屈原的批評呢？以蘇軾的為人和忠厚性格，他不會激烈地點名反駁。他會隱晦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屈原廟賦》是他所有涉及屈原的詩文中最為重要的一篇，以賦的形式，完整而全面地對屈原的人格和節(jié)操予以高度評價。我認為他正是以這篇駁論體文賦反駁前人對屈原的不公正評價。他在賦中開宗明義：“吾豈不能高舉而遠游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fā)而改行。茍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于久生？”這是批評揚雄、司馬遷認為屈原應(yīng)學孔子出游諸國的論調(diào)，認為屈原是不舍將亡之“宗國”，不行“退默”“深居”，而百般糾抉，終以忠心報君而不舍，憤而沉江。蘇東坡認為屈原的沉江并非自絕，而是“感發(fā)而改行”，是以悲壯之死警醒君王，避免亡國。沉江是決不愿茍生于世，痛感國之將亡以身而殉。
蘇東坡特別感慨后人對屈原的非議：“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斫方以為圓。”這四句是有所指的，我認為極有可能是在批評杜甫對屈原的態(tài)度。杜甫號稱“詩圣”，入圣賢之列。對屈原有所批評的前代文人中，地位都沒有杜甫高。后代的文人中，如賈誼、司馬遷、李白等盛贊屈原，極力謳歌。而宋玉、杜甫等對屈原是持批評態(tài)度的。杜甫入湘寫過不少詩，只有一首《上水遣懷》提及屈原，而且有譴責之意:“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郁沒二悲魂，蕭條猶在否？”用“咎由自取”一詞的含義，其刻薄嚴峻，超過了前人。尤其后兩句，讀來簡直隱隱有幸災(zāi)樂禍之感！
杜甫寫過《詠懷古跡》五首，是他從夔州至江陵地段路過有五位歷史名人古跡有感而發(fā)，依次為庾信、宋玉、王昭君、劉備、諸葛亮。秭歸有屈原故宅，杜甫不可能不知，但拒絕為之吟詠，這就是杜甫正統(tǒng)觀念“每飯不忘君”及“臣罪當誅，天王圣明”的真實體現(xiàn)了。前一句是杜甫的詩，是對宋玉“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的化用，后兩句話是韓愈根據(jù)宋玉的《九辯》概括的。
杜甫詩集僅有可憐的幾次提到屈原，而且都是和宋玉并列，且不說宋玉的文學成就與屈原相差甚遠，其節(jié)操更有云泥之判。杜甫的詩句“竊攀屈宋宜方駕”“皆登屈宋才”“羈離交屈宋”“遲遲戀屈宋”，按郭沫若的考證，“屈原的才具和文章，杜甫是不能否認的。但比較起來，杜甫對于宋玉是無條件的同情和向往，而對于屈原則有所保留”。杜詩中的屈宋并列就是“屈原畢竟高于宋玉，屈宋并舉也就是抑屈揚宋”。宋玉是不贊成屈原對君王的態(tài)度的，宋玉主張“專思君兮不可化”“竊不自聊而愿忠”，故郭沫若認為杜詩中幾處屈賈并列，就是“含有譴責或抗衡之意的辭句”。
以蘇東坡讀書破萬卷的博覽，他不可能不知道杜甫對屈原的態(tài)度。他的詩文中提到杜甫，并不否認杜甫的藝術(shù)成就，有“雄秀獨出”“一變古法”“格力天縱”“后之作者，殆難復(fù)措手”等評價，但也有“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的挖苦。屠龍之技是貶意的成語，杜甫布衣出身，只當過胄曹參軍的小吏。他也反駁過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推崇曹霸貶抑韓幹，專寫《書韓幹牧馬圖》，稱贊韓勝于曹。他不認同其恩師張方平對杜詩的贊譽，不同意杜詩“感興出離騷”。他承認“杜甫詩固無敵”，但也有“真村陋也”的劣句。他還曾有對杜甫“詩圣”地位的質(zhì)疑：“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言外之意直指對杜甫的人為拔高。同樣的意思在《與王定國》信中也有表述。“尊君”“造次不忘君”才使杜甫受到推崇。
蘇東坡在《屈原廟賦》中也批評了揚雄：“變丹青于玉瑩兮，彼乃謂子為非智。惟高節(jié)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雖未點出揚雄的名字，但直接引用揚雄“如玉如瑩，爰變丹青”的原話，朱熹也看出是蘇東坡“以詆揚雄而申原志”。
杜甫的聲名在宋代才開始顯赫。唐代開元、天寶年間，殷璠編選的唐詩選本《河岳英靈集》共選24位詩人，杜甫一首詩也未入選，其中王昌齡16首，王維、常建皆入選15首，李白入選13首。晚唐時則開始出現(xiàn)“詩史”的說法，同時更有人將其比為“文昌星”。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詩文抬高了杜甫“詩圣”的地位。宋代大儒朱熹將杜甫與諸葛亮、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并譽“五君子”，視為古今“君子”之典范，其實韓、杜二人都有些勉強。但秦觀猶嫌不足，竟然將韓、杜二人列為“圣人”。所以南宋張戒更稱杜甫“乃圣賢法言，非特詩人而已”。江西詩派更尊杜甫為始祖。
所以，我認為蘇東坡賦中提到的“賢者”，應(yīng)即是杜甫。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詠道：“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zhuǎn)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蘇東坡曾寫詩調(diào)侃，“杜陵布衣老且愚，信口自比契與稷”，契、稷是古之輔佐虞舜的賢臣，杜甫怎么能達到賢人的地位？他批評杜甫對屈原“畏譏改度”“隨俗變化”，附和前人班固、揚雄等的“斫方以為圓”的貶論。特別是杜甫“讒毀竟自取”的觀點，一定給蘇東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賦的結(jié)尾大聲疾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qū)區(qū)，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元人說蘇東坡對屈原這段評價是“末意更高，真能發(fā)前人所未發(fā)！”
蘇東坡認定屈原才是真正的“君子”“賢”者，感慨“何悲”，批駁了貶損之論，申明了原心大義，堅信“忠直”不泯，“子所安兮”。其實蘇東坡自己就是“忠直”的表率，范祖禹說：“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nèi)，忠義許國，遇事敢言。”宋孝宗親撰《蘇軾文集序》，贊譽：“故贈太師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jié)，時廷臣無出其右。”“世俗安得知”，這是蘇東坡對貶低屈原人格的不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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