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晉國國君晉平公問祁黃羊：“南陽缺了縣令，誰可以接任呢？”祁黃羊說：“解狐可以。”晉平公一愣：“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嗎？”祁黃羊笑道：“您問的是誰適宜當縣令，不是問誰是我的仇人呀。”平公深以為然，于是任命解狐為南陽令。解狐上任后，為當?shù)剞k了不少好事，受到南陽百姓愛戴。

過了一段時間，晉平公又問祁黃羊：“國家缺一位領(lǐng)軍尉官，你看誰可以擔(dān)任這個職位？”祁黃羊毫不含糊地說：“祁午可以。”晉平公十分驚訝：“祁午不是你的兒子嗎？”祁黃羊說：“您問我誰適宜做尉官，并沒有問誰是我的兒子呀。”晉平公于是任用祁午，祁午果然勝任其職，頗受國人贊許。

據(jù)史料記載，被仇人祁黃羊舉薦過的解狐，也曾舉薦過自己的仇人邢伯柳。邢伯柳得知解狐舉薦自己，以為對方不計前嫌，于是前往解狐府邸拜謝。誰料，解狐并未笑臉相迎，而是拉起弓箭對準他，嚴厲警告說：“我舉薦你，這是為公，是因為你有這個能力；可你我有仇，這是私怨，不能因此了結(jié)，我依然恨你。”解狐就這么耿直，公私分明。

同時代的孔子贊譽祁黃羊說：“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仇，內(nèi)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祁黃羊、解狐都曾舉薦過仇人，因為他們懂得公大于私，個人恩仇只是私怨，不能把私怨帶入公門，否則就會失之偏頗，有損公道。

自祁黃羊之后，歷代不乏舉賢不避親仇之士，北宋文學(xué)家、政治家歐陽修即為其中代表。作為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慧眼識珠，發(fā)現(xiàn)并提攜了一大批默默無聞的青年才俊，使他們名揚天下。蘇軾、蘇轍、曾鞏等文壇巨匠，張載、程顥、呂大鈞等曠世大儒，都曾受益于他的賞識與推薦。

歐陽修歷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副宰相）。他在即將告老還鄉(xiāng)之際，向宋神宗推薦了三個未來宰相人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消息傳出，舉朝震驚，因為這三個人與歐陽修都有過節(jié)。

司馬光與歐陽修的矛盾緣于“濮議”之爭。“濮議”是關(guān)于宋英宗如何稱呼其生父濮王趙允讓的議題，歐陽修等人主張尊濮王為皇考，而司馬光則主張尊濮王為皇伯、仁宗為皇考，指斥歐陽修是“邪議”，要求罷免其官職。

呂公著與歐陽修的矛盾緣于慶歷新政。范仲淹當年推行新政，歐陽修是其堅定支持者。范仲淹失勢之后，很多人落井下石，歐陽修卻上書仁宗，慷慨陳詞，竭力為范仲淹申辯。此時呂公著也站了出來，對歐陽修的說辭逐條批駁。結(jié)果，范仲淹被貶出京城，歐陽修被貶為縣令。

王安石與歐陽修關(guān)系比較復(fù)雜。歐陽修對王安石的才華頗為賞識，曾向王安石贈詩：“翰林風(fēng)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詩中以李白、韓愈勉勵王安石，表現(xiàn)了對他的器重與期許?？赏醢彩瘏s答詩道：“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不僅不贊同歐陽修的評價，還暗含諷意。

誠然，歐陽修推薦上述三人為宰相人選，并不關(guān)涉?zhèn)€人恩怨，只是看重三人有治國安邦才能，可以勝任宰相之位。

祁黃羊、解狐、歐陽修出于公心舉薦賢能，無疑值得褒揚。然而，歷代也有不少身居高位者出于私心舉薦親信，形成利益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樣基于個人或小團體利益而讓親友圈的人占據(jù)要津，往往有損于公共或國家利益；這不僅是權(quán)力腐敗，也有悖于政治倫理，為君子所不齒。

《呂氏春秋·貴公》言：“昔先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于公。”《禮記•禮運》亦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不難看出，儒家認為大同社會的實現(xiàn)，關(guān)鍵在于天下為公，選賢任能，講信修睦。

從古至今，“公”都是對為政者的基本要求。唐太宗李世民認為“為政莫若至公”，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認為“政治上最高的善即為公正”。從這個意義上看，以公治理事、選賢任能，既是價值取向，也是為政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