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先生的眼神很奇怪，你要說冷峻、犀利也對，但還不確切。

他家的房門在他平日坐著的沙發(fā)側后方，外面有人進來，他會歪過頭來看一眼。那目光里有點意外和好奇，卻一點溫度也沒有，像一股寒氣穿透了你的身體。他確實在看你，你卻覺得那目光中的茫然似乎是在看你周圍的一大片空白，你自己好像變成了一個透明的物體，讓人不寒而栗。

他并沒有想讓人害怕，卻天然地讓人害怕。“文革”時期，王瑤先生的子女都在外地，老伴去拉練，那時又不能請保姆做飯，他只得去北京大學南門外的長征食堂吃飯。自己端飯端菜，然后再找地方坐下吃。那時食堂人多、座位少，拼桌是自然的?？赏醅幭壬坏┳拢蜎]有人再往這張桌子前坐了，八成是覺得這個人讓人害怕。

錢理群是王瑤先生在“文革”結束后招的第一屆研究生，他在800名考生中考了第一名，面試時也排在第一位。進了考場，王瑤先生只是看了他一眼，他就嚇壞了。錢理群回憶說，其實王瑤先生只是好奇，想看看這個考了第一名的人是個什么樣子，并沒有要震懾自己的意思。

可見王瑤先生目光的犀利、冷峻、視若無睹不是“做”出來的，他本來就是這個樣子。一個內心世界是怎樣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目光呢？

至少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沒見過誰有這樣的目光。

王瑤先生會無視人際交往中慣用的客套，不表演，不做作，不遷就。他不會為了讓你舒服而去勉強自己，沒話找話說。他就做自己，不在乎旁人的感受和評價。

但他見了前輩學者，盡管并無師承關系，仍會鞠躬致意。

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種人是不大招人喜歡的。這種我行我素、不與世俯仰的態(tài)度是要付出代價的。

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里說，他和一位王姓教授，除了勞動之外，還要給大家拉水喝。這位王姓教授在接開水時，會給自己泡一杯茶，然后抽一斗煙，似乎很喜歡這份額外的工作。

這位王姓教授就是王瑤先生。王瑤先生有糖尿病，古代被稱為消渴癥，得經常喝水。勞改時喝水大概沒問題，喝茶就不大可能了。拉水時可以泡一杯茶喝，所以他愛干這活兒。

王瑤先生幾乎隨時把煙斗叼在嘴上。下放勞動時，學生說他洗左邊臉時把煙斗挪到右邊，洗右邊臉時把煙斗挪到左邊。這當然是夸張，但也離事實不遠。

王瑤先生整天看報，訂了六七份報紙，還看得極細，自說是連報上的廣告都看。他看報時也把煙斗叼在嘴上，煙斗前重后輕，用牙咬住挺費勁的。他的牙很好，只是右嘴角的肌肉長期處于緊張狀態(tài)有點麻痹了，口水流出來經常沒有感覺，放下報紙時才意識到流口水了，便用手帕去擦擦。

他只抽上海產的光明牌煙絲，北京沒有賣的，有人去上海出差，他常請人家?guī)б幌浠貋怼?o:p>

他有一個扁圓的小鐵盒專門用來放煙絲，抽的時候就捏一撮出來放到煙斗里。抽煙斗和抽煙卷不一樣，煙斗停一會兒不抽火就滅了，得不斷地劃火柴重新點著。王瑤先生一輩子不知道劃了多少根火柴，但那技術實在不大高明。大多數人劃火柴都是用拇指加食指和中指捏住火柴桿向外劃，他卻要再加一個無名指，而且是由外向里劃，那動作真不瀟灑。

王瑤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的同學，后來是清華、北大的同事朱德熙先生在悼念文章里說：王瑤先生做學問有兩大優(yōu)勢，一個是過目不忘，一個是絕頂聰明。

改革開放之初，有一股全民學習的熱潮，他的一個孩子要參加自學考試。當時自學考試剛剛啟動，教材還沒印出來?！洞髮W語文》一課只有篇目，文章得自己一篇一篇地找。王瑤先生對年輕人學習的事都是支持的，孩子的同學到他那借書看他也借。給自己的孩子找文章他更積極，親自站在凳子上，在那占了大半面墻的《四部叢刊》里一篇一篇地找。他那套《四部叢刊》是線裝本的，下切口朝外，只有編號，不見書名。孩子念一個篇名，他就從里面抽出一本?？梢?，他不只知道這一函中是誰的集子，而且某篇文章在第幾卷都記得的。

有一個外地的中年學者來拜訪他，問他：新文學可不可以叫作新民主主義文學？他說：可以呀。第一個這么說的是郭沫若，是他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的講話，然后就把郭沫若的那段話背出來了。

第一次全國文代會是1949年開的，那個學者問他的時候已是20世紀80年代。30多年前的文獻，他居然記得一清二楚。

他的“絕頂聰明”自然會體現(xiàn)在他的具體研究成果中，而研究什么、怎么研究這種學術戰(zhàn)略問題更能顯示他思想的深刻。他本來是搞古典文學的，而且已經完成了名著《中古文學史論》。但在北平解放之初，他就主動去看現(xiàn)代文學的材料。當時清華大學并沒有現(xiàn)代文學史的課程，他卻已經預見到新中國成立后一定會開這門課的。更重要的是，那時沒有一本完整的現(xiàn)代文學史，這是一個巨大的學術空白，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課題的重要性，于是只用幾年時間就寫出了《中國新文學史稿》。

現(xiàn)在學界對此書多有批評，認為其水平不及《中古文學史論》，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這本書奠定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王瑤先生所看重的恰好是這一點。后來的現(xiàn)代文學史著作當然會超越他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卻不可能再創(chuàng)造從零到一的突破。這才是《中國新文學史稿》的價值所在。

此類選擇，在王瑤先生的學術經歷中不只一例，如他晚年提出卻不及完成的學術史研究，也是具有開辟性質的。

王瑤先生其實是一個學術戰(zhàn)略家。

王瑤先生很會教學生，其門下人才輩出。但學生們的回憶中涉及的細節(jié)較少，更多的是說王瑤先生嚴厲，訓斥學生不留情面等。他對于自己的學生將來在學術道路上能走多遠是有清醒判斷的。知識結構問題、思維方式問題、人生境界問題、天賦才能問題他都看得很分明。

王瑤先生已經去逝35年了，他的學生們大多已七八十歲，他預言的學生們最終成就大體不差。

王瑤先生一輩子沒當過領導，人家讓他當教研室主任，他卻從不管事。但他當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主編卻是極其盡職盡責的。

吳福輝也是王瑤先生的研究生，畢業(yè)后在現(xiàn)代文學館工作，對學會和辦刊的具體事務參與得較多。據他回憶，王瑤先生的工作特點是抓大放小，主要管學術、學風及隊伍建設問題。當然，工作在哪里卡住了，他也會出面解決。他的這種工作特點，其實與他在學術研究中抓住關鍵問題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

抗戰(zhàn)時期，王瑤先生在山西老家困居五年，此前和此后，他一直是在校園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五年生活對他的影響。王瑤先生非常善于總結，這五年間和社會底層中的三教九流打交道，使他對社會和人性有了更明確的看法和更透徹的理解。他和大多數學者的區(qū)別恰恰在于他在知識分子身上也看到了世俗社會中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趨炎附勢、仗勢欺人等人性的卑劣與丑惡。

錢理群回憶說：“他說我們學者中有一類，與其說是學者，不如說是‘社會活動家’，‘是社會活動家型的學者’。這種人或者根本沒有學問，但極擅公關，或者也有點學問，開始階段還下了點功夫，取得了一點成績，然后就通過社會公關極力推銷自己的產品，以取得最大的報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處……”

王瑤先生不只看問題很透徹，還是一個應對困難、解決問題的高手，而且其方式常常是別人意想不到的。

錢理群說王瑤先生做人已經達到了藝術化的高度。這一點，他的學生們是無法企及的。

今年恰逢王瑤先生誕辰110周年，他的全集被再版，還舉辦了他的展覽，等等。以后呢？誰也不知道。也許會被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變得無聲無息。

在我看來，王瑤先生的學術成就只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作為一個個性如此鮮明、如此與眾不同的人呈現(xiàn)出生命異樣的面貌與犀利的見解，也許更具有“典型”的意義。他告訴我們：人可以活成這個樣子，或者說，人可以這樣活著。

當人們自然而然地遵循著那些無形的秩序、習俗、規(guī)矩時，他卻以自己的洞見刺穿了這些東西背后的實質，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應對。

他當然也有妥協(xié)、退讓、無能為力的時候，但他一旦出手，為學術、為自己、為學生爭取更大的發(fā)展空間時，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他對自己的影響力以及那些規(guī)矩的彈性掌握得不差毫厘。

王瑤先生在應對人的生存環(huán)境時的洞若觀火和妙招迭出，更能見出他的“絕頂聰明”。相較于他學術論著的嚴謹堅實，他在為人處世中所表現(xiàn)出的思維穿透力和不拘一格，更能彰顯智慧那撼人心魄的美。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yè)大學人文與發(fā)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