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讀書對于一個人的意義，一般來說有兩個方面，一是看他讀什么書，二是看他怎樣讀書。而如果是一位作家，讀書的結果則體現在他的作品中。對于史鐵生來說，這個問題顯得尤其值得探討。

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史鐵生讀過哪些書？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幾乎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首先，史鐵生的藏書目前還沒有像魯迅、巴金的藏書那樣捐獻給公共圖書館或博物館，我們無從了解。其次，他極少專門談自己讀過什么書、曾經受到哪些作家的影響（特別是受到卡夫卡、馬爾克斯、川端康成等外國作家的影響），這些都是許多作家喜歡談論的，他卻不曾談過。于是，史鐵生讀過哪些書就成了一個謎，我們只能從他的一些散文、隨筆所透露的只言片語中猜測哪些書曾對他產生過影響。不過，前幾年出版的《史鐵生全集》還是提供了不少線索，特別是全集中收錄了他的“讀書卡片”以及書頁邊留下的筆記、批語等，使我們可以對他的閱讀范圍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就從他的《我與地壇》談起。這篇文章最初寫于1989年5月5日，兩年后在《上海文學》發(fā)表。其中談思、談想、談觀察、談感悟比較多，具體談到讀書的地方很少，僅有第二節(jié)淡淡寫道“我在園中讀書”，再就是第七節(jié)提到“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祭壇邊的路燈下看書”，至于讀的是什么書，他沒有說。

10多年以后，他在《想念地壇》一文中也曾提到：“記得我在那園中成年累月地走，在那兒呆坐，張望，暗自地祈求或怨嘆，在那兒睡了又醒，醒了看幾頁書……”其中還提到，那時他已經讀了羅蘭Ÿ巴特的《寫作的零度》：“這題目先就吸引了我，這五個字，已經契合了我的心意。在我想，寫作的零度即生命的起點，寫作由之出發(fā)的地方即生命之固有的疑難，寫作之終于的尋求，即靈魂最初的眺望。”他還認為，所謂回歸“零度”，就是“重新過問生命的意義”，生命本無意義，但“一個生命的誕生，便是一次對意義的要求”。

這當然都是后話，是史鐵生的閱讀在20世紀90年代悄然發(fā)生變化后的恍然大悟，他早期的閱讀與那個時代的許多人其實沒有太大的區(qū)別。在《隨筆十三》這篇作品中他承認：“我最早喜歡起小說來，是因為《牛虻》。那時我大約十三四歲，某一天午睡醒來頗有些空虛無聊的感受，在家中藏書寥寥的書架上隨意抽取一本來讀，不想就從午后讀到天黑，再讀到半夜。那就是《牛虻》。這書我讀了總有十幾遍，仿佛與書中的幾位主人公都成了故知，對他們的形象有了竊自的描繪。”再看他的《幾回回夢里回延安》：“從小我就熟讀了賀敬之的一句詩：‘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首詩就是賀敬之的《回延安》。史鐵生在《我二十一歲那年》中也提到：“所幸身邊有書，想來想去只好一頭埋進書里去。”那時他第一次住進醫(yī)院，還祈盼著早日出院。但實際情況卻越來越糟，前景極為不妙，為此護士長特意安排他住進了高干病房，不久，又將樓梯間開辟成真正的單間給他住，理由便是“這孩子愛讀書”。他深情地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加號的窗口朝向大街，我的床緊挨著窗，在那兒我度過了二十一歲中最愜意的時光。每天上午我就坐在窗前清清靜靜地讀書，很多名著我都是在那時讀到的，也開始像模像樣地學著外語。”

在《文革記愧》中，他提到讀了楊絳的《干校六記》，引起他的一些聯想，他還說“馬列的書讀得本來不算少”，《毛澤東選集》當然也讀過。從孫立哲等人的回憶錄中，我們也能發(fā)現史鐵生早期閱讀的蛛絲馬跡。

變化大約發(fā)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1989年，史鐵生娶陳希米為妻，這件事對于史鐵生后期閱讀所產生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端饺舜笫屡判邪瘛钒l(fā)表于1996年，他在文中提到了加斯東·巴什拉的《夢想的詩學》。加斯東·巴什拉是法國哲學家，他的這本書恰在當年由三聯書店作為“法蘭西思想文化叢書”的一種出版。史鐵生還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這部小說的中文譯本是1994年出版的，小說以第一人稱敘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地下室人的長篇獨白，探討自由意志、人的非理性、歷史的非理性等哲學命題，第二部分寫主人公與妓女麗莎相識的經過。1996年史鐵生出版了他的半自傳體小說《務虛筆記》，因此我們能否推測，陀氏的小說對于史鐵生有一種“文本的啟示性”呢？

再來看作于1989年的《安樂死斷想》，這是史鐵生作品中難得一見的讀書筆記。原書作者楚東平對當時世界上有關安樂死的情況做了盡可能詳盡的介紹，然而就是這樣一本書，不僅引起了史鐵生的注意，而且促使他深入思考了安樂死這個問題，恰恰說明了生死問題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在另一篇作品《神位·官位·心位》中，他提到了劉小楓的《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他說這本書“令我茅塞頓開”。所謂頓開，即由此得到啟發(fā)，對人與上帝、與神、與佛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對靈魂、信仰、天堂也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他談到自己所理解的那書中的意思：“神的存在不是由終極答案或終極結果來證明的，而是由終極發(fā)問和終極關懷來證明的，面對不盡苦難的不盡發(fā)問，便是神的顯現，因為恰是這不盡的發(fā)問與關懷，可以使人的心魂趨向神圣，使人對生命取了嶄新的態(tài)度，使人崇尚慈愛的理想。”雖然他一直沒放棄對上帝、神佛、靈魂、信仰、天堂等看上去虛無縹緲的東西的思考，但他并不主張以虛無的態(tài)度對待人生，所謂“解脫”和“得大自在”，在他看來則意味著逃跑。

所以，他在《給楊曉敏的信》中寫道：“在這樣的絕境上，我還是相信西緒福斯（西西弗）的歡樂之路是最好的救贖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夠大功告成而入極樂世界，他于絕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瑤臺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間。”這種見解來自法國哲學家加繆的《西西弗的神話》。他在《給李健鳴的信》中再次提到西緒福斯：“我越來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懲罰，是原罪。對懲罰之地的最恰當的態(tài)度，是把它看成錘煉之地。既是錘煉之地，便有了一種猜想——靈魂曾經不在這里，靈魂也不止于這里，我們是途經這里！”

這種對于生命的思考，就一個作家而言，最終還是要落實在寫作上。在《無病之病》一文中，他對詩人帕斯“詩是對生活的糾正”加以發(fā)揮道：“我相信這是對詩性最恰切的總結。我們活著，本不需要詩。我們活著，忽然覺悟到活出了問題，所以才有了‘詩性地棲居’那樣一句名言。”如此說來，寫作既是對人生苦難的發(fā)問與關懷，也是對生命意義的闡發(fā)和建構。他在以“宿命的寫作”為題所做的講演中也涉及這個問題，提到了俄羅斯思想家弗蘭克《生命的意義》一書，并表達了他的理解：生命的意義不是被給予的，而是被提出的，這是其一；生命的意義本不在向外的尋取，而在內在的建立，這是其二。所以他說，他的寫作與文學并不相干，只是人的現實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

我們要問的第二個問題是：史鐵生的思想是如何通過讀書實現涅槃的？

如果說史鐵生的早期閱讀更偏重文學、藝術的話，那么后期閱讀則多與思想、精神、宗教有關。這也影響到他的寫作，如果我們以1996年出版的《務虛筆記》為界，早期寫作以《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插隊的故事》《命若琴弦》為代表，偏重感性和經驗，而后期寫作則以《務虛筆記》《病隙碎筆》《我的丁一之旅》為代表，更突出了精神、思辨的特點。

這當然只是個非常粗略的劃分。就史鐵生而言，這期間，他的閱讀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寫作，特別是他對寫作所秉持的態(tài)度。早在《我與地壇》中，他便提供了自己最初對于寫作的一些認識。他說，在那些沉淀了各種思緒的日子里，“其實總共只有三個問題交替著來騷擾我，來陪伴我。第一個是要不要去死？第二個是為什么活？第三個，我干嗎要寫作？”

生和死是他一直都在思考的問題，也可以說，他的整個人生都在試圖對這個問題作出回應，這里且不深究。我們只談第三個問題：“我干嗎要寫作？”對史鐵生來說，這個問題甚至比怎么寫更重要。最初他的想法比較簡單，他曾向一個作家朋友詢問寫作的最初動機是什么，那位作家回答：“為我母親，為了讓她驕傲。”史鐵生承認，“如他一樣的愿望我也有”。他還有過這樣的想法：“為了讓那個躲在園子深處坐輪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別人眼里也稍微有點光彩，在眾人眼里也能有個位置。”這種認識后來進了一步：“活著不是為了寫作，而寫作是為了活著。”寫作使得生命變得更有意義，也更完美。生命都是有殘缺的，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身體有殘缺就去死。寫作其實是對于這種殘缺的不甘心，也是對于這種殘缺的糾正；寫作固然是為了追求完美，但完美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無盡的過程。

史鐵生對于寫作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我自己呢，為什么寫作？先是為謀生，其次為價值實現（倒不一定求表揚，但求不被忽略和刪除，當然受表揚的味道很誘人的），然后才有了更多的為什么?，F在我想，一是為了不要僵死在現實里，因此二要維護和壯大人的夢想，尤其是夢想的能力。至于寫作是什么，我先以為那是一種職業(yè)，又以為它是一種光榮，再以為是一種信仰，現在則更相信寫作是一種命運。”

在苦痛之中，他找到了寫作所以為寫作的根本，“他只存在于你眺望他的一刻，在你體會了殘缺去投奔完美、帶著疑問但并不一定能夠找到答案的那條路上”。其意義就在于，完美并不存在于人間，但不能沒有追求和希望，對人來說，追求和希望最重要，結果并不重要。也就是說，我們只能接近真理，卻不能窮盡真理，也不能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我們永遠都“在路上”，而“上帝”永遠在前面引領著我們。

這也就如魯迅所說：“絕望之于虛妄，正與希望相同。”文學產生于絕望，或者說絕望感，古人便有“詩，窮而后工”的說法，這個“窮”當然不是貧窮，而是窮途末路之“窮”。絕處逢生，“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個“又一村”就是他所說的“你眺望他的那一刻”。史鐵生的寫作，特別是后期寫作，應該就是從這兒出發(fā)的：一個人感到了孤獨、恐懼，感到了善惡之果所造成的人間困境，因而有了一份獨具的心緒可望表達——不管他動沒動筆，這應該就是、而且已經就是寫作的開端了。

這就是史鐵生所理解的“寫作之夜”吧。他說：“當白晝的一切明智與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種眼睛看這世界。”這是怎樣的一種眼睛呢？他明白地告訴我們：“是對生命意義不肯放松的累人的眼睛。如果還有什么別的眼睛，盡可能都排在它前面，總之這是最后的眼睛，是對白晝表示懷疑而對黑夜秉有期待的眼睛，這樣的寫作或這樣的眼睛，不看重成品，看重的是受造之中的那縷游魂，看重那游魂之種種可能的去向，看重那徘徊所攜帶的消息。因為在這樣的消息里，比如說，才能看見‘我是誰’，才能看清一個人，一個猶豫、困惑的人，執(zhí)拗的尋覓者而非瀟灑的制作者；比如說我才有可能看看史鐵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對他的未來保持住興趣和信心。”

幸虧寫作可以是這樣的，否則他輪椅下的路早就走完了。據說有很多人問過他：史鐵生從20余歲就困在屋子里，他哪兒來那么多可寫的？他是這樣回答他們的：“白晝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卻漫長，尤其那心流遭遇的黑夜更是遼闊無邊。”如果說，“歷史可由后人在未來的白晝中去考證”，那么，“寫作卻是鮮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問路”。

（作者單位：北京日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