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爆發(fā)后，平津三校北大、清華和南開南下長沙合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隨著南京失陷，戰(zhàn)火溯江蔓延，臨大再遷昆明，并于1938年4月2日更名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到1946年7月31日，三校各自完全復員，西南聯(lián)大共存在九年多時間。三校都具有光榮的歷史，各有自己的傳統(tǒng)與校風，在這九年中，在抗戰(zhàn)極其復雜的環(huán)境和十分艱苦的條件下，能夠如紀念碑文中所說的“合作無間”“弦歌不輟”，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個凝聚的主軸，就是三校自五四運動開始培養(yǎng)起來的五四精神與傳統(tǒng)。在這九年時間中，無論時局怎么變化，條件多么艱難，環(huán)境多么兇險，每到“五四”那天，聯(lián)大都會以各種方式加以紀念并開展相關活動。

1938年5月4日下午三點，聯(lián)大文法兩院在蒙自中學禮堂召開“五四”紀念會。蒙自北距昆明309公里，1885年中法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法國迫使清政府將蒙自辟為商埠，成為云南省第一個通商口岸。清末民初，法國人修筑滇越鐵路時，蒙自人思想閉塞，認為鐵路會破壞風水，堅決不讓經(jīng)過，于是滇越鐵路改道碧色寨，由此蒙自開始沒落。西南聯(lián)大遷昆后，由于一時找不到那么多閑房辦學，于是將文法兩院再遷蒙自。許多學生對前往偏遠小縣滋生了失落情緒。5月2日下午，教授們選出蒙自校務分會和教授會主席，湯用彤、陳岱孫、鄭天挺三人當選教授會主席，決定5月5日開學。由此，“五四”紀念會變成了一個情緒安定會、人心激勵會、開學動員會。其間，朱自清、張佛泉、羅常培和錢穆等人發(fā)表演講。朱自清主要講的是五四運動的經(jīng)過，根據(jù)日記記載，他講得很簡單，為此有些遺憾，但在講的過程中仍然“博得笑聲頗多”。朱自清為什么要以五四運動為主題，無疑正是要用其中包含著的愛國精神來激勵大家，演講激起的笑聲正是同學們的信心與激情被點燃的體現(xiàn)。也可以說，西南聯(lián)大正是在五四精神感召下拉開了大幕。聞一多堅信抗戰(zhàn)一定能取得勝利，中華文化一定能薪火相傳。正是從那一天起，聞一多開始蓄須明志。

1939年5月4日，天氣晴朗。當天晚上，聯(lián)大學生為紀念“五四”舉行了提燈會。蒙自分校開學不久，中央航空學校也看中了這塊地方，要用來建分校修機場，聯(lián)大只好讓出。7月底，文法兩院的學生又以戀戀不舍的心情離開了秀麗且洋溢著異國情調(diào)的蒙自，回到昆明。聯(lián)大遷昆后，工學院在城東南的幾個會館上課，理學院在城西北的幾所原昆明的中等學校校舍上課，蒙自遷回的兩個學院學生和理學院擠到了一起。那天晚上，處于對角線的四個學院的學生提著燈籠，沿著大街小巷向城中心集中。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壯觀景象啊，黑夜中的點點燈火刺破暗夜。自1938年9月28日，日軍開始對昆明進行轟炸，用鄭天挺日記中的話說“此間人心尤惴惴”，無疑那黑暗中的盞盞明燈也是點點希望之星。市民們興奮極了，他們不僅歡迎，而且紛紛加入了提燈行列。

1940年5月4日，那天一直陰晴不定。因為是“五四”紀念日，學校放假一天，但學校仍在上午舉行了一場紀念報告會。鄭天挺日記里記下了那天的情景。一大早起來就聽見外面嘩嘩的雨聲，他擔心紀念會能否舉行。八點半，雨停了，鄭天挺急急忙忙往學校趕。他到達學校時，看到“孟鄰師已先至”，蔣夢麟正帶領工友們清掃路上和草場上的積水。此時，梅貽琦、楊振聲、馮友蘭、陳序經(jīng)、葉公超等人也都陸續(xù)來了。就在大家準備開會時，雨又開始下了，會議自然不能再在外面開，只好同食堂商議放到第二餐廳去開。梅校長主持并報告學校近期情況，蔣校長作了主旨演講。會議開了一個半小時。這是學校層面。學生們當天晚上仍然冒雨舉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鄭天挺記道：“學生游行，火炬甚盛，惜雨大不能駐觀。”

1941年5月4日，為了紀念五四青年節(jié)，學校準備舉行紀念會及運動會。根據(jù)預報當天有雨，于是提前一天舉行。3日早上七點半舉行開幕式，1000多人參加了開幕式，梅貽琦、蔣夢麟均出席，聲勢非常浩大。會后回到家，梅貽琦立即為學生會作了篇《青年節(jié)寫給青年諸君》的致詞。“五四”那天晚上七點半，他又趕到昆明廣播電臺以《今日青年教育的一個問題》為題作了20分鐘的直播講演。1941年春，美國政府批準向中國派遣飛機、志愿飛行員和機械師，由此，以昆明為基地的陳納德飛虎隊誕生，飛虎隊需要大批翻譯人員幫助工作。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的學生們就成了從軍挑大梁的重要角色。梅貽琦校長親自動員，后又常到軍營看望慰問學生們。此番“五四”的文章和講演都是圍繞這個主題展開的，自此，西南聯(lián)大掀起了第一輪從軍抗戰(zhàn)報國的熱潮。梅先生的兒女們帶頭響應動員：二女兒梅祖彤參加了戰(zhàn)地志愿醫(yī)療隊，是西南聯(lián)大唯一參軍的女生；獨子梅祖彥自愿報名做翻譯，抗戰(zhàn)勝利后還獲得美國政府授予的自由勛章。

1942年5月4日，當日晴朗，為紀念五四青年節(jié)，聯(lián)大放假一天。中國軍隊第一次遠征入緬作戰(zhàn)失利，滇西失陷，日軍開始就近對昆明進行頻繁轟炸，當天昆明就曾于下午發(fā)出空襲警報。為了避開空襲，西南聯(lián)大于一大早開會紀念“五四”。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香港淪陷，國民政府在組織撤退時，孔二小姐居然將豢養(yǎng)的愛犬也帶上了飛機，與公教人員爭位，消息傳出，國統(tǒng)區(qū)掀起了廣泛的倒孔浪潮。西南聯(lián)大也舉行了倒孔示威游行，學生們還要即時發(fā)抒言論，本次紀念“五四”，批評國民政府集權與腐敗成為亮眼的主題。

1943年5月4日，天氣晴朗，為紀念五四青年節(jié)，學校上午舉行運動會，下午放假；同時于上午八點召開紀念會，陳雪屏和查良釗在會上作了報告。這個青年節(jié)還與中國民主黨派的一個重要事件密切相關。1942年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總部派宣傳部部長羅隆基去昆明籌建支部。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幫助下，5月5日，第一個支部昆明支部正式成立。羅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為委員。7月，經(jīng)周新民、潘光旦介紹，吳晗加入民盟，1944年夏天，經(jīng)吳晗介紹，聞一多加入民盟。自此，西南聯(lián)大這個民主堡壘，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民盟的引導下，有了鮮明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導向。

1944年5月4日，聯(lián)大照例放假并舉辦運動會，但這一次的“五四”紀念的重頭戲卻是在頭天晚上。聯(lián)大歷史學會舉辦“五四”座談會，請周炳琳、張奚若、聞一多和吳晗等人講演。雖然座談會放在最大的教室里開，但一吃過晚飯教室里就擠滿了人，有的桌椅腳都被踩斷了，后來的只好站到外面聽，那天偏下起了雨，“窗外的同學雖然淋濕了，卻還是照樣站在那里聽，還唯恐這‘位置’被人搶去呢”。周炳琳講“五四”運動史，張奚若講我們要完成“五四”未完成的使命，聞一多講在一個專制的社會如何不做奴隸，吳晗講得最激烈，他說，“‘五四運動’是為的要打破一個牢籠，打破一種束縛，那種束縛是打破了。然而在今天我們又面對著一種新的牢籠與束縛”，“今天的青年不能光往回看，更重要的是應該注意現(xiàn)在，要去沖破今天所受到的束縛”。老師們的演講激起了熱烈的掌聲。許多同學也上臺發(fā)言，要求以實際行動爭取民主。5月4日晚，學生們本來請朱自清、李廣田、沈從文等老師再行演講，但由于特務的破壞而取消，改到8日才舉行。

1945年5月4日的相關活動要從4月底說起，學生們從4月30日即開始組織活動。30日，科學晚會；1日，音樂晚會；2日，詩歌朗誦會；3日，“五四”以來青年運動總檢討會；4日白天，“五四”紀念會，球賽、陽光美展、大游行，晚上全校大聚餐、火炬競走，營火會；5日，文藝晚會。4日當天的紀念會，準備邀請陳納德、馬丁和潘光旦演講。陳納德沒能來，只有馬丁和潘光旦兩人演講。潘光旦講民主與科學為同一精神、兩種作用，一對人民，一對事物。梅貽琦主持會議。4日下午以聯(lián)大為主體，連同云南大學等大中學校舉行了大游行。2日，昆明軍警當局就接到密令要求制止相關活動，3日晚上10點又緊急召開各校長會，要求阻止4日學生游行。幾位校長作了否認。三青團也緊密配合，為了破壞游行計劃，他們聯(lián)系昆明幾家電影院，以紀念“五四”為名，免費請學生看電影以示慶祝。為了成功進行此次游行，聯(lián)大學生會同昆明軍警當局和三青團斗智斗勇。針對三青團的做法，聯(lián)大學生立即于3日采取措施反制，認為此舉是以“娛樂方式”紀念“五四”，極為不妥，于是號召同學們不要領取電影票，由學生會代領送給傷兵，“五四”請傷兵看電影，既是紀念，更是對前線有功將士的慰問與激勵。三青團將此告到學校，沒想到學校領導包括梅貽琦、鄭天挺等人一致決定“命其照單發(fā)給學生會”。聯(lián)大領導的此一舉措充分保證了第二天游行的順利舉行。雖然4日早上學校的紀念會上，梅貽琦一再強調(diào)不要游行，但當中午游行通告發(fā)出后，學校領導不僅沒有阻攔，而且告誡各位老師，“學生果出游行，萬不可阻攔，只宜保護”。據(jù)鄭天挺日記記載，當天，老師們?yōu)榱朔乐管娋瘋W生，確曾隨隊給予保護，并記下了這樣的情景，“十二時往師范學院午飯，遇勉仲（查良釗）自云大出，又見中學生一隊自西來，余見逵羽（樊際昌）之第三子于隊中，知為昆華中學”，“午飯后還寓舍小睡。三時許為口號聲及義勇軍進行曲歌聲驚醒，出巷口視之，則學生游行大隊已出，自云大向青云街東行”，“五時許又聞口號聲，知大隊已安全回歸，復偕錫予（湯用彤）至巷口觀之，見昭掄（曾昭掄）、一多、孝通及一高身多須者隨隊尾，又有佩紅條者數(shù)十人，則糾察隊也。大隊復至云大，然后散。有助教言開會時由一多、春晗、大逵演說，游行路線為青云街、華山西路、武成路、福熙街、光華街、正義路、金碧路，南屏街、正義路、華山南路，在省黨部門前小有糾紛，復轉(zhuǎn)華山西路、青云街而還，沿途以粉筆書標語，散中英文傳單”，“游行之秩序，事前事后之周慮，均遠勝當年，可謂大進步”，“今日游行人數(shù)或云二千許，或云萬余人，或云四千余人，疑其中者較近實”。朱自清的日記也記述，“學生們舉行了一場秩序井然的游行示威”。第二天鄭天挺在潘光旦家遇到羅隆基，說到頭天的游行，羅告訴鄭，“皆春晗一人所布置計劃”。由此也看出吳晗的領導組織能力。

1946年5月4日，聯(lián)大沒有再舉行專門的紀念活動，但把這一屆也是聯(lián)大最后一屆畢業(yè)典禮放在了這天。上午九點，畢業(yè)典禮在圖書館舉行，梅貽琦主持，典禮的一項重要議程就是宣讀紀念碑文并為紀念碑揭幕。而復員的北大那天一大早即召開“五四”紀念會，返校主持工作的鄭天挺用宣講五四運動歷史為紀念會拉開了序幕。為了講好這一課，鄭天挺頭天晚上一直在準備講稿，到夜里12點半才就寢。

西南聯(lián)大在昆明以“五四”開幕、以“五四”落幕，如果說聯(lián)大的主線是愛國主義，那么五四精神就是這面旗幟上的鮮明標識。

2020年1月20日下午，習近平同志來到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舊址考察調(diào)研，他深有感觸地說，“國難危機的時候，我們的教育精華輾轉(zhuǎn)周折聚集在這里，形成精英薈萃的局面，最后在這里開花結(jié)果，又把種子播撒出去”，“教育要同國家之命運、民族之前途緊密聯(lián)系起來。為國家、為民族，是學習的動力，也是學習的動機”。——西南聯(lián)大九年的“五四”紀念表明，五四精神就是這種子的內(nèi)核，也永遠是這“動力”“動機”的助推劑。

（作者單位：中共安徽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