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2月26日，父親出生在大理喜洲一個白族商人的大家庭中。父親從小瘦弱、文靜，酷愛讀書，不像別的孩子那樣活躍好動。小小年紀，他已讀遍了所有找到的舊小說。年少時他在下關做學徒，一本幾百頁厚的書，他一晚就能讀完，并且過目不忘。進入初中以后，父親迷上了現(xiàn)代文學和老師向他推薦的外國文學作品。進入如此豐盛的文學殿堂，父親如魚得水，讀得廢寢忘食，如癡如醉。正是少年時的聰明好學和博覽群書，為他日后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學術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他后來能斬獲豐碩的創(chuàng)作和研究成果。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父親在伯父的資助下，從老家大理來到昆明讀高中。來到省城，視野更加開闊，接觸到更多的進步文學作品，這些對他進步革命文學觀的奠定和文藝風格的形成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期間，父親將革命理想和激情付諸文學創(chuàng)作，寫了很多進步的散文和詩歌。這些作品大多發(fā)表于當時《中央日報》的副刊《平民》及馳名刊物《野草》上。父親的作品清新、自然，深受當時青年讀者的喜愛，并且得到朱自清、楚圖南、聞一多等文化名流的稱贊和鼓勵。

1941年，父親進入中法大學文學院文史系讀書。聞一多先生是西南聯(lián)大的教授，同時又在中法大學任教，講授中國文學史，父親便有幸成為他的學生。父親對聞先生非常敬仰，積極追隨他投入抗日民主運動。聞先生也對父親關愛有加，曾親自為父親治印一枚，并題贈“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的橫幅。父親的畢業(yè)論文是在聞一多先生的指導下完成的，選題是關于屈原和楚辭的研究，當時得到著名楚辭研究專家游國恩先生、國學大師羅庸先生的稱贊。聞一多先生將它推薦給交通書局出版，但因戰(zhàn)亂終未付梓。如今書稿均已散失，實為憾事。這一時期父親創(chuàng)作了許多宣傳抗日、反內戰(zhàn)、要民主、反投降、反獨裁的新詩，這些詩歌多由西南聯(lián)大新詩社刊登發(fā)表，在青年學生中很有影響。2005年，也就是父親去世前不久，在慶?？箲?zhàn)勝利60周年大會上，父親榮獲抗日戰(zhàn)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這是人民給予他的殊榮。

抗戰(zhàn)勝利前后，已畢業(yè)的父親繼續(xù)以筆墨為武器，用雜文和詩歌堅持斗爭。1945年8月，父親完成了他詩文創(chuàng)作中最著名的一首長詩《死在戰(zhàn)場以外的中國兵》，詩歌的結尾以無比的憤怒和堅定的信心喊出了人民的心聲：

投資之后要結賬/勝利，勝利就是年關/結算，我們要結算！/我們是股東/我們是主人/算賬，我們要算賬！/不僅為那些死在戰(zhàn)場的弟兄/和沒死的人民/也要為你們——/死在戰(zhàn)場以外的中國兵。

“一二•一”運動爆發(fā)前夕，在西南聯(lián)大廣場反內戰(zhàn)大會上，聞一多教授懷著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無比憤慨朗誦了父親的這首長詩，吹響了戰(zhàn)斗的號角。這首詩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很有影響，1946年5月4日由西南聯(lián)大新詩社出版發(fā)行，封面由李廣田題寫，并有楊冶明刻的圖。何達寫的《我們不是“詩人”》為代序，父親寫了后記。

1945年，父親由潘大逵教授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領導的中國民主青年同盟，成為云南省最早的民青成員。同年，父親又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并被選為民盟云南省支部候補執(zhí)行委員。

1946年1月，父親和唐登岷、高國泰等一起創(chuàng)辦了民盟的機關刊物《中國周報》。聞一多先生為周報題寫了刊頭，父親和唐登岷任主編。同時父親還參加了聞一多先生主持、羅隆基任主編的民盟的另一個刊物——《民主周刊》的編輯工作，并撰寫稿件。“楊明是聞一多很賞識的學生，深知這報要做些什么。《中國周報》出版后，戰(zhàn)斗性很強，發(fā)表了不少抨擊國民黨破壞和平的檄文，因此很快遭到迫害。”（聞黎明著《聞一多傳》）

1946年7月15日，是父親及一切愛國人士都永難忘記的日子，這一天，聞一多先生在西倉坡被早有預謀的國民黨特務兇殘暗殺了。當時父親冒著極大的危險，以《聞一多同志不朽的遺言》為題，毅然將聞先生最后一次講演編入《民主周刊》最后一期（第3卷第19期）。為紀念恩師，我出生后，父親給我取名“楊多”，以永遠銘記對聞先生的敬仰、懷念之情。1946年夏天，昆明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的陰影中，《民主周刊》《中國周報》均被國民黨查封。不久后，父親也上了國民黨的黑名單，后來在組織的安排下，父親轉移到瀘西師范作教員。在瀘西父親堅持革命，團結了一大批追求進步、熱愛自由的學生，并和大家一起發(fā)動了瀘西舊城起義，“打響了云南反對國民黨蔣介石反動統(tǒng)治的第一槍”。

父親幾經輾轉回到昆明后，還一直是國民黨通緝的對象。那時所有的報刊都不敢發(fā)表他的文章，所有的學校都不敢聘用他作教員。父親一直東躲西藏，生活十分窘迫，靠朋友們幫助才從危難中走出來。就是在這樣艱苦、殘酷的環(huán)境中，父親一直義無返顧地和民盟臨時工作委員會的同志一起領導民盟云南組織的地下活動，直到革命勝利。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母親韓國珍。母親是一個自強、自立的新女性。她一直從經濟上和精神上幫助和支持著父親。那時斗爭異常殘酷，父親沒有穩(wěn)定的職業(yè)，窮得捉襟見肘。母親不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父親，還拼盡全力支撐起他們的生活。面對暗殺和死亡的威脅，她也總是堅定地站在父親身邊，幫助他躲過一次又一次的災難。

新中國成立后，除了繼續(xù)擔任云南民盟的領導，父親還擔任省文化局副局長，分管戲曲改革工作。從上世紀50年代起，他就全力從事云南戲曲的整理、改編和創(chuàng)作、研究工作，先后創(chuàng)作了20余部常演不衰、深受群眾喜愛的劇本，其中滇劇《牛臬扯旨》1956年獲文化部優(yōu)秀劇目獎，飲譽全國。滇劇《借親配》1959年由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父親創(chuàng)作的一些花燈小戲源于生活、貼近群眾，其中很多唱段膾炙人口，在民間廣為流傳。至今在一些地方的群眾演唱活動中還時常能夠聽到。除了戲劇創(chuàng)作，父親還寫有大量戲曲理論研究與評論文章，親自在戲曲編導專修科任專業(yè)理論老師，講授《中國戲曲史》。他的戲曲作品，大多收入了《楊明戲曲集》一書。理論文章及部分講稿、發(fā)言稿則收入他的理論文集《戲曲雜談》和《戲曲藝術叢談》中。

父親為云南戲劇事業(yè)的發(fā)展竭盡全力、嘔心瀝血，這一點我深有體會。小時候，我多數(shù)時間都和父親住在一起，卻很少見到他的面。正如父親后來在《戲曲藝術叢談》前言中寫的：“那時候，大家都有點‘工作狂’，有關個人的事情想都不想，連稿費都沒有，或者只給幾元錢，買包花生米，大家吃了就完了。”

我念小學的時候，假期里父親常常讓我當他的小跟班。印象中他很少坐辦公室的。民盟機關、省戲劇工作室、各個劇團、省戲劇學校等都是他常去的地方。大一些了，我還常常充當父親的通訊員，替他送稿件到民盟機關、戲工室，或者到他同事、朋友家里傳話。

直到我念初中，父親才在螺峰街分到了一套住房，因為有了一間會客廳，我們家也常常變成會議室。民盟、文化廳和各個劇團的叔叔阿姨們常來開會，有時一談就到深夜。當時著名的演員關肅霜、黃虹、刀美蘭、萬象貞、袁留安等也常來，他們都把父親當長輩、當朋友，和他談戲、談角色、談體會、談人生乃至生活上的許多事情。父親常常忙得顧不上吃飯、睡覺。記得一位女演員來我們家哭天抹淚地向父親訴苦，說的全是家事。她走后我埋怨：“她家里的事也來找你，你又不是居委會主任。”父親笑了，反問我：“她們過兩天就要出國演出，家事要是處理不好，她就不安心，演出的時候要是分心，演砸了就會影響到國家的聲譽，你說這是家事還是國事？”我啞口無言，對父親多了幾分欽佩。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云南戲劇舞臺百花齊放、精彩紛呈，滇劇、京劇、花燈、川劇、曲藝、白劇、傣劇等輪番上演，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成為云南戲劇發(fā)展史上光彩奪目的輝煌時期。這些都與父親的努力分不開。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父親受到了沖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一頂頂帽子扣到他的頭上。批斗、游街、掛黑牌、下跪、戴高帽……為了讓瘦弱的父親跪下去少痛一些，奶奶偷偷給他縫了兩個護膝戴上，每天含淚目送他去接受批斗。父親一生愛書，省吃儉用都要買書?？伤e攢下來的幾柜子書以及文稿、書信，幾乎都被抄檢一空，這是他最痛心的事情。

70年代初，父親被送到“五七干校”學習改造。后又到草壩農村插隊勞動。父親是農村出來的孩子，以前又經常下鄉(xiāng)，在農村總是能和鄉(xiāng)親們打成一片，親如一家。但父親畢竟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從干校到農村都一直和大家一起勞動、出工，也是那個時候落下了腎下垂、腰痛的毛病。

“文革”后，父親又回到文化局任副局長，還擔任民盟云南省委主委。“文革”的磨難并沒有讓他消沉，相反，他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他先后發(fā)表了《百花齊放則興，一花獨放則亡》及《關于戲劇改革在新時期的新任務》兩篇文章，這兩篇文章對當時撥亂反正，進一步解放思想、繁榮戲劇藝術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同時，父親仍繼續(xù)從事戲曲創(chuàng)作。到北京演出大獲成功、獲全國優(yōu)秀劇目獎的白劇《望夫云》，就是他在“文革”后創(chuàng)作的，該劇被譽為“新時期伊始云南戲曲創(chuàng)作的扛鼎之作，標志著云南戲曲創(chuàng)作的復蘇與繁榮”。。

1982年，63歲的父親離開了省文化廳的領導崗位，到政協(xié)、人大工作。但父親仍十分關心他熱愛并傾注了心血的文化藝術事業(yè)，一直對云南戲曲的發(fā)展給予扶持和幫助。例如，1983年，當時的紅河洲滇劇團團長包綱創(chuàng)作了反映邊疆各族人民抗擊英國侵略者的大型歷史劇《關山碧血》，父親非常贊賞，立即推薦給省滇劇院排演。不僅推薦，父親一直過問并常到排練現(xiàn)場指導這部戲的排演，有時甚至陪演員一直熬到深夜。后來《關山碧血》到北京參加調演，囊括了文化部頒發(fā)的11項大獎。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誠懇厚道，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為人極好。因此，凡與他共事、相處的同志都交口稱贊。他曾為民盟云南省委機關題詞“小曲直常存恕道，大是非不茍和同”，這也是他一生為人的寫照。在大是大非面前，堅決斗爭，從不含糊，對同志卻十分寬容、忍讓。我印象最深而且至今仍有些耿耿于懷的是，“文革”中一些原來與他交好甚至關系密切的人，一夜間全變了臉，可“文革”后父親竟不計前嫌。我表示抗議，他卻不以為然。

父親剛正清廉，真正的兩袖清風。除了自己的工資待遇外，任何財物都不沾半分。他愛好書法，寫得一手好字，平日里來向他索字的單位和個人也多。無論何人，父親都欣然應允，可一提錢他就跟人家急。我父母物質上雖無追求，精神上卻都十分富有。父親自不必說了。母親青年時代起就追求獨立、自由，飽讀詩書，文化修養(yǎng)很高。不僅寫得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和毛筆小楷，工筆畫也畫得很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在昆明讀書、工作的堂妹妹們及兩個表弟、表妹周末常到我家聚會。大家坐在一起談古論今，父母親風趣幽默的談吐及常常讓人意想不到的言辭，常引得我們捧腹大笑，帶給我們無限的驚喜和歡樂，聽他們講話是一種享受。可這樣的日子已恍若隔世。

歲月無情，父親年事漸高，身體也越來越虛弱了。生命中最后兩年，父親大多數(shù)時間都在醫(yī)院。雖然年老體弱，父親頭腦仍然清晰，還一直堅持工作。住院時只要身體略有好轉，都要去出席會議，去不了單位就在病房翻閱文件，找人來談工作，甚至在病房里開會。直到去世前一年，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準才行文讓他離休，此時他已85歲高齡了。

2005年12月23日，父親走了，走得那么灑脫，那么干脆，連遺言都沒有留下一句。父親一生從不愿談及自己。曾有很多人勸他寫點回憶錄之類的文字，他也說沒什么好寫的。父親離開了我們，他的生命雖不可延續(xù)，但他的品德、精神卻在我們心里永遠留駐，為我們仿效、沿襲下去，世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