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大方面：震驚并著手處理后事
7月12日，時任西南聯(lián)大常委并主持西南聯(lián)大校務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病后初愈，“中午清華校務會議，光旦遲來，始悉李公樸昨晚在學院坡被暗殺消息”。因為李公樸不是聯(lián)大教授，梅貽琦對此并無特別關注。但到了7月15日，“夕五點余潘太太忽跑入告一多被槍殺，其子重傷消息”，梅貽琦聞此噩耗“驚愕不知所謂”，又繼而分析說“蓋日來情形極不佳，此類事可能繼李后再出現(xiàn)，而一多近來之行動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實現(xiàn)；而察其當時情形，以多人圍擊，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陰謀，殊使人痛惜而更為來日懼爾”。梅貽琦“急尋世昌使往聞家照料，請勉仲往警備司令部，要其注意其他同人之安全”。晚上，“發(fā)急電報告教部，并與法院、警部及警察局公函。一點余始睡”。7月16日，“午前十點偕郁文往云大醫(yī)院看聞夫人及立鶴傷勢……下午四點約黃、查、賀、雷、沈組聞教授喪葬撫恤委員會”。7月17日，“下午五點聯(lián)大常委會，開會前全體往云大醫(yī)院視一多入殮，僅著藍衫，盤坐于鐵龕內(nèi)備明午火化者，其面目尚靜定，蓋已為殮者整理過矣”，等等。需要補充的是，梅貽琦對聞一多早有不滿，朱自清日記中甚至有梅校長要將聞一多解聘的記載。盡管如此，聞一多被暗殺身亡，梅貽琦還是非常盡心地擔當起校長應負的職責。
當時聯(lián)大已決定解散，部分教授前往重慶、成都候機北返。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也已到成都，7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報載，一多于十五日下午五時許遇刺，身中七彈。”作為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朱自清“聞此，異常震驚。自李公樸街頭被刺后，余即時時為一多的安全擔心。但未料到對他下手如此之突然，真是什么世道！”當晚，他即給聞夫人寫信安慰，并表示“學校方面我已有信去，請厚加撫恤。朋友方面，也總該盡力幫忙，對于您的生活和諸侄的教育費，我們都愿盡力幫忙。一多兄的稿子書籍，已經(jīng)裝箱。將來由我負責，設法整理”。朱先生說到做到，其后整理出版《聞一多全集》，以朱先生貢獻最多。
時任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的吳宓，當時也正滯留成都，他在7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關公謂國共決裂之時，逮捕、殘殺、幽禁、狙擊之事，將必多見。若宓于雙方政治皆不參加，實惟一明哲保身之辦法云云。宓思國事世事若此，袖手默居，實非君子與正士所宜出，于是深覺郁苦。”此“關公”即是因?qū)ッ?ldquo;一二·一”慘案負有責任而被免除昆明警備司令職務的關麟征。7月17日吳宓寫道：“十五日晚，聞一多在昆明遇刺死，子立鶴重傷。地在府甬道，宓昔膳食之地也。”雖然與聞一多為清華同學、同事，但吳宓在治學思想上傾向維護傳統(tǒng)文化，故對聞一多的文化觀多持異見，兩人的私交很差。所以，7月21日，吳宓“見報載黎宗獻等，今日上午在祠堂街，開聯(lián)大校友追悼聞一多會，募賻，并請朱自清、吳宓報告聞之生平云云，乃走避之”。8月4日，清華校友會為聞一多等募捐，“宓均未捐”，但他卻“昨賞門房謝大爺及本樓兼理之賀仆，各二千元”。
民盟方面：協(xié)調(diào)各方力求真相
民盟內(nèi)部似乎沒有專門的信息渠道，再加上聞一多遇刺后民盟在昆明的負責人避居美國領事館，信息更為不暢，所以羅隆基、黃炎培等民盟要人都是從報紙上知曉“李聞慘案”的。民盟宣傳部部長羅隆基時在上海，他于7月22日補記了近期的日記：“十七日招待工商界，那時聞一多兄在昆被刺的消息亦已經(jīng)到了上海了。大家更憤慨。會中由我報告一多事跡，我竟落淚不能成聲。從父親去世后，未曾因任何人死亡而令我掉眼淚，這次我真不能不落淚了。我聽到一多被難消息，即赴吳晗處，吳正在痛哭流涕。后來我邀他出來，共到范園開會，共到工商界招待會，夜間一同赴范園與恩來等晤面。十九日清晨又匆匆從上海趕回南京，因馬歇爾與司徒雷登那天上午須赴牯嶺，必在他們離京前與之一晤。十九日十二時飛抵京，即在機場與馬、司二人短談，下午往訪邵力子、吳鐵城，都是談昆明暗殺案事。二十日上午去看張厲生，談昆明暗殺案兼談北平民盟負責人被綁案。下午四時王雪艇來藍家莊談。六時吳貽芳等三人來談怎樣打開時局，怎樣推進和平。二十一日下午四時又招待南京新聞記者，六時招待外國新聞記者。都是談公樸、一多事。”作為盟內(nèi)同志和多年的朋友，羅隆基的日記真實地寫下了他突聞噩耗的震驚、痛苦和為此聯(lián)絡協(xié)調(diào)各方的努力。
民盟首任主席、職教社領袖黃炎培當時也在上海，他在7月13日的日記中寫道：“報載：李公樸在昆明于十一晚為暴徒狙擊殞命。”16日：“作文：《民主為公樸而生》應新華日報記者汪琦要求而作。”17日：“晨報：聞一多在昆明十五日又被殺……對李、聞被狙極憤慨。連日神經(jīng)過震蕩激張，頗感精神失卻常態(tài)。”
民盟中委范樸齋時在成都，他也是7月13日得知的消息：“早起讀報，李公樸在昆明被暗殺，噫！尚成世道邪，為之憤懣。”7月17日，“報載聞一多父子又被害”。7月18日，“聞一多又被狙擊，使人憤恨。昨晚失眠預寫遺囑以示決心，斷不為恐怖而縮腳。又寫悼聞一多文交華晚”。7月19日“早作函致任之、衡山、志超、史良對處理公樸、一多事有所建議”。7月20日，“早代表老草擬為李、聞事，致蔣代電稿，言頗切激。……涉及時事譴責政府極露骨，怨念不能自遏抑也”。在這份張瀾致蔣介石的電文中，確有“主席于事前似不應完全不知，知之而不早為糾正防范，而奉命緝兇者又僅于事后巧事推卸敷衍。必不得已則執(zhí)一二不相干之人以塞責，則天下人對主席保障人權之諾言詎能相信”等語，確實“言頗切激”。
國民黨方面：迫于壓力抓緊破案
李公樸7月11日遇刺，似未引起國民黨要人的重視。蔣介石7月14日重上廬山，日記中未有對李公樸遇刺事件的記載。7月15日聞一多遇難當晚，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即給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發(fā)去急電，但朱家驊直到18日才急電蔣介石，稱“昆明聯(lián)大教授聞一多被害，教育界人士殊感焦灼，司徒雷登亦有此種暗示，職極密切注意，并已派鐘道贊督學、馮友蘭教授赴昆調(diào)查，謹先電陳”。但此前云南省省長盧漢已于16日致電蔣介石，報告了聞一多遇刺一事。蔣介石7月17日日記寫道，“昆明連出暗殺案二起，先李公樸次及聞一多，皆為共黨外圍之民主同盟中黨酋”，但他對死者并不同情，他關心的是“應特別注意，徹究其兇手，以免共匪作污陷之宣傳”。對于因安全考慮避入美國駐昆明領館的民盟教授，蔣介石出人意料地表達了憤怒與不屑：“最可恥者，以此案出后在昆之民主同盟酋首八人皆逃至美國領事館求其保護，此等知識分子而且皆為大學有名之教授，其求生辱國寡廉鮮恥，平時其自夸所謂不怕死者，而其怕死至此，書生學者，毫無骨格，乃如此也，可痛。”知名教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暗殺，政府沒有盡到保護公民的責任，當政者理應感到內(nèi)疚才是，而蔣介石卻痛罵生命受到威脅的人。此時蔣介石似乎并不知道兇手是誰，所以他才說要“徹究其兇手”。但各方特別是美國關注此案的消息讓蔣介石對“李聞慘案”不得不極為關注。他同日給昆明警備司令霍揆彰發(fā)去手令：“李公樸聞一多案關系重大，希于三日內(nèi)負責緝獲正兇，勿稍貽誤。”7月18日，蔣介石約宴司徒雷登與馬歇爾，“而張君勱等于其在京起飛時特屬馬、司為昆明暗殺案向余警告，以為彼等生命已無保障，政府談判自難繼續(xù)云。此等投機小肖寡廉鮮恥不足道，惟可證明無識者必無膽，是對人之心理又一發(fā)明也”。此后，美國對“李聞慘案”非常關注，7月20日：“十時半約司徒來見，與談三事。一，對昆明暗殺案擬重申無武力之人民與黨派，政府應負責保護其生命與自由。”“上星期反省錄”中記：“……昆明李聞被刺案殊所不料，干部之無智無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至此，蔣介石已經(jīng)知道行兇者為地方當局了。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他寫入了“昆明暗殺案之處理”。
7月9日剛被任命為警察署長的唐縱，于7月16日記道：“晚十時，在吳秘書長公館會商昆明近日接一連二的兇案處置問題，李公樸被刺，聞一多又被刺，究為何方所為？”作為情報頭子，唐縱對“李聞慘案”也是一無所知。7月17日：“在國府商昆明李公樸、聞一多被刺案，吳鐵城約陳辭修商量時，陳首先而堅決的表示，此事絕非霍揆彰所為，絕與軍方無關……晚上牯嶺電話，主席囑我前往昆明主持破案。”其后唐縱調(diào)動情報人員，很快就知道了主謀為昆明警備司令部。
時任外交部長的王世杰，7月18日才關注“李聞慘案”：“昆明近日發(fā)生兩暗殺案，民主同盟及中共方面均指為政府特務人員所為。予力主徹查。張厲生（內(nèi)政部長）頗遲疑。”和王世杰同樣力主從嚴懲辦的還有行政院副院長翁文灝。但其后王世杰忙于外交事務，日記中甚少關注國內(nèi)事。
社會方面：人情世態(tài)不一而足
“李聞慘案”在社會上特別是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產(chǎn)生了很大反響。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時在杭州，其7月15日的日記寫道：“聯(lián)大教授聞一多在昆被刺死。”在事發(fā)當天，報紙尚未登載的情況下，竺可楨何以知道消息，不得而知。按說竺可楨與聞一多應該并不熟識，但他對聞一多卻非常關注，在1946年4月10日的日記中有，“并知聞一多、吳漢（晗）、向達、光旦均為民主大同盟中人”。說明竺可楨早就知道聞一多是民盟要人，思想左傾。其后，僅七八月份，竺可楨日記中至少有五次記載聞案詳情。
胡適于1946年7月5日由美乘船抵達上海，沒過幾天，就發(fā)生了“李聞慘案”。胡適在南京、上海勾留20余日，然讀《胡適日記》，這段時間卻空缺甚多，且對“李聞慘案”不著一字。胡適和聞一多同為清華留學生，早年共同組織新月書店，交誼深厚。按理說，聞一多遇刺，為全國知識界所矚目，胡適身在南京、上海，日與各界名流交接，對此事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沒看法。但作為多年老友，胡適卻沒有在日記里留下只言片語。直到7月18日，胡適才與薩本棟、李濟、梁思成、傅斯年聯(lián)名發(fā)出唁電，“驚聞一多兄遇刺,無任痛悼,謹致吊唁。斯年已向政府當局請求嚴緝兇手,查明案情,盡法懲治”，語氣也很平淡，且從電文的口氣來看，唁電應是傅斯年所發(fā)，胡適只是掛名而已。
在民國學人日記中極有分量的《顧頡剛日記》也同樣對“李聞慘案”不著一字，說顧頡剛不知道消息是不可能的，卻似乎有意忽略了此事。不寫，其實也是一種態(tài)度。至于其中因由，或許應從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的分化中予以探究了。
談及各方面對“李聞慘案”的反應，自然不能缺少中國共產(chǎn)黨和美國兩方面。但由于缺乏相應的日記，只能根據(jù)其他材料略加說明。中共對“李聞慘案”反應迅速，據(jù)《毛澤東年譜》《周恩來年譜》，周恩來12日“深夜得知李公樸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的消息”，13日就和董必武、鄧穎超、李維漢等向李公樸夫人發(fā)出唁電，同日毛澤東和朱德也向李公樸夫人發(fā)出唁電。聞一多遇害后，17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向聞一多夫人發(fā)出唁電，周恩來并于當日舉辦記者會，向國民政府提出抗議，并向美國方面通報情況，其后《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等都進行了關注和評論，從7月26日始解放區(qū)各地也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悼念活動，一方面從輿論上給予民盟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借機嚴厲抨擊蔣介石集團法西斯化。
美國方面對聞一多遇刺案的重視，其實是蔣介石最終破案懲兇的主要壓力。聞一多被害的當晚，應民盟的要求，美國駐昆明領事館領事馬克基利就親自駕車把費孝通、張奚若、楚圖南、潘光旦、尚鉞、馮素陶、潘大逵等人接進領事館加以保護。在廬山會談中，馬歇爾、司徒雷登也多次與蔣介石商談昆明事件，要求蔣介石查案懲兇，保證知識分子的安全。其后，美國的社會輿論對國民政府也批評甚多，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專門致信蔣介石，認為昆明事件將影響兩國關系，同時美國暫停了對華軍售等，都給蔣介石極大壓力，使其調(diào)動數(shù)名大員，整個8月都在極力關注聞一多案件的進展和處理，使聞案成為民國時期眾多暗殺案中唯一被最高層始終關注并破案懲兇的個案，而李公樸案則成為懸案，不了了之。
74年后，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李聞慘案”意義深遠，它雖然不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卻引發(fā)了國內(nèi)知識分子對現(xiàn)政權的反感和疏離，蔣介石和國民黨在知識階層大失人心，從而加速了國民政府的孤立與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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