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爾曼·黑塞的中國因緣

馬劍

直到30歲時我都根本沒有料到，用中文撰寫的書籍會是如此精彩，在人性和人的思想方面，中國人獨樹一幟，我不僅越來越喜愛它們、珍視它們，而且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它們竟能夠成為我精神的慰藉和第二故鄉(xiāng)。

這段話出自20世紀德裔瑞士籍作家赫爾曼·黑塞1945年寫的雜文《最喜愛的讀物》。

赫爾曼·黑塞是誰？假如有人在20世紀上半葉的德語文壇、乃至德語文化界提出這個問題，一定會被視為鄙陋和無知。1877年7月2日，黑塞出生于德國符騰堡的小鎮(zhèn)卡爾夫的一個新教傳教士家庭，13歲時，具有強烈自我意識的他已經(jīng)為自己確定了一生奮斗的方向——“要么成為一名詩人，要么就一事無成”。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他不惜違背父母的意愿逃離著名的毛爾布隆神學校并自殺未遂，之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才在18歲時到一家舊書店當學徒，同時也開始了自學和文學創(chuàng)作。經(jīng)過最初的幾次創(chuàng)作嘗試之后，1904年，長篇小說《彼得·卡門青》使黑塞一舉成名。在此后的半個世紀中，黑塞一方面憑借一部又一部小說佳作，一次又一次地給德語文壇帶來巨大的沖擊和震動；另一方面，他又積極而廣泛地參與到德國的社會文化、特別是圖書出版業(yè)的發(fā)展以及其他社會政治活動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講，在納粹攫取德國政權(quán)之前的文化生活中，黑塞的身影幾乎無處不在。1924年，黑塞成為瑞士公民，從而躲過了納粹德國的迫害。1946年，“因其富有靈感的作品大膽、深刻、典范地表達了經(jīng)典人道主義的理想和優(yōu)美的風格”，黑塞被瑞典文學院授予諾貝爾文學獎，對于當時已年近古稀的他來說可謂實至名歸，盡管此后直到1962年8月9日辭世，黑塞沒有再發(fā)表更多新作，但回顧其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任何人都會驚嘆于其極度旺盛的創(chuàng)作精力和豐碩的寫作成果——以《悉達多》《荒原狼》《玻璃球游戲》等為代表的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和多篇優(yōu)秀的中短篇小說，1000多首優(yōu)美動人、寓意深遠的詩歌，發(fā)表在60多種期刊雜志上的3000多篇關(guān)于文學和文化的評論文章，近40000封寫給各界人士的信件，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文學和思想價值，以及各種散文、雜文、政論等。此外，黑塞在繪畫和音樂方面也造詣頗深。而自他成名至今的100多年中，無論在德語地區(qū)還是在全世界范圍內(nèi)，其作品的影響力與日俱增，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黑塞的作品在全世界的總銷售量已經(jīng)超過兩億冊，被譯成了100多種文字，他在很多國家都擁有大量忠實的擁躉，從而成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德語作家之一。

那么，這樣一位大作家，又是如何與中國結(jié)下不解之緣的呢？

“緣分”一詞本來源于佛教，佛家云，世間萬物皆因因緣和合而生。有趣的是，黑塞與中國的緣分也是從印度佛教開始的。

一切要從他的外祖父和父母那里說起，無論是他的外祖父、著名的印度語言和文化學家赫爾曼·貢德特，還是他的父親約翰內(nèi)斯·黑塞，都曾長期在印度傳教，他的母親也長期生活在印度并在那里和約翰內(nèi)斯喜結(jié)連理，這樣的家庭背景為黑塞的成長創(chuàng)造了一種特殊的異國氛圍，用黑塞自己的話說，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并且導致他在成年后閱讀了大量印度文化典籍，尤其對佛教經(jīng)典著作倍感親切。而這個家庭帶給他更加深刻的影響則是“幾乎完全非民族主義的精神”，外祖父和父母對印度文化的喜愛教會了黑塞在接受外來文化和思想時盡可能地摒棄偏見，尤其是拋開很多歐洲人身上那種白人至上的優(yōu)越感，以尊重和謙遜的態(tài)度向外界學習。

因此，大約從1907年起，黑塞開始閱讀改寫或翻譯自中國的文學作品和哲學著作也就不足為奇了。此時他雖然在文壇已小有名氣，但來自社會和家庭生活的各種矛盾都令他倍感疲憊，于是，1911年9月，黑塞登上了駛向東南亞的輪船，開始了他的印度之旅。出乎他意料的是，這次原本帶有尋根色彩的旅行的最大收獲，卻是對于中國文化的“發(fā)現(xiàn)”——在東南亞的多個城市里，黑塞仔細觀察和體驗了居住在那里的中國僑民的生活，由此得出了一個重要結(jié)論——中華民族是他“見到過的第一個真正的文化民族”。站在德國人的角度上看，黑塞對中國人作出如此之高的評價其實極具深意，要知道，18世紀德國詩人兼哲人赫爾德提出“文化民族”這個概念，并不是為了炫耀近代以來德意志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成就有多么了不起，而是為了強調(diào)一個歷史事實——在當時政治四分五裂的歷史背景下，共同的文化成為維系德意志民族的唯一紐帶。從黑塞關(guān)于東南亞之行的記述中可以得知，他觀察到的主要是普通中國人的生活，而且恰在其時，中國國內(nèi)正經(jīng)歷著改朝換代的變革，因此，黑塞稱中國人是“真正的文化民族”，恰恰反映出一位深受德意志文化影響的知識分子以其獨特的視角窺探到了一個民族借其文化所生發(fā)的強大生命力。

相比之下，在這一路上所見到的印度人卻讓黑塞很失望。一方面，這種直接的觀感驗證了他此前閱讀印度佛教典籍的感受——在他看來，佛教是“聽天由命和禁欲苦修”，是“向無欲無求的逃避”，這些思想無法幫助黑塞完全擺脫自身的精神危機；另一方面，黑塞卻在中國這個“文化民族”中隱約感到了他或許正需要的東西——中國人對現(xiàn)實生活的專注、對物質(zhì)和精神的雙重追求以及和諧融洽的氛圍，這一切都促使黑塞去反思這種強大生命力的由來，促使他“從印度轉(zhuǎn)向中國”，促使他在返回德國之后懷著更大的興趣、投入更多的精力閱讀來自中國的各種文獻。

如果把這看作黑塞接受中國文化的“因”的話，那么，以衛(wèi)禮賢為代表的一批德國漢學家和學者恰在此時開始大量地從中文直接翻譯并發(fā)表中國古代的哲學和文學經(jīng)典，則可視為這個過程的“緣”。就哲學方面而言，衛(wèi)禮賢從1910年開始陸續(xù)將中國先秦時期諸子百家的代表作譯成德語，這些譯作迄今為止都被看作最好的德語譯本之一，對于這些譯著，黑塞可謂愛不釋手，他撰寫了大量評論文章，對它們推崇備至，也與衛(wèi)禮賢本人結(jié)下了友誼；而在文學方面，魯?shù)聽査关悹柛瘛於鞯热朔g的中國元明清時期的小說、戲劇，則使黑塞在東南亞期間對中國人的“全部好感都得到了增強和確認”。無疑，黑塞從青少年時期就養(yǎng)成的閱讀和獨立思考的習慣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恰恰在這一點上，可以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他對于德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因為最晚從19世紀初開始，德意志民族就被人廣泛地稱為“詩人與思想家的民族”，和“文化民族”類似的是，這個說法也并沒有刻意地強調(diào)德國人在文學和思想史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突出了閱讀、寫作、思考在建構(gòu)民族意識方面的特殊作用。換一個角度來看，詩人和思想家又往往合為一體，而黑塞正是這種結(jié)合的一個典型代表。

可見，黑塞在接受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不僅始終沒有背離自身的文化傳統(tǒng)，而且德意志文化的精髓還發(fā)揮了關(guān)鍵的作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更是如此。關(guān)于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旨，黑塞明確地強調(diào)，自己“從來沒有躲避過現(xiàn)實問題”，但他的問題中“占首要位置和最迫切的從來都不是國家、社會或者教會，而是個人、個性、唯一的獨特的個體”，因此，其作品的“一種共同的意義”就在于“對人格、對個體的一種捍衛(wèi)”。顯然，黑塞的創(chuàng)作受到了個人際遇的深刻影響，其多部著名的小說都著力描繪了個人追求自我、塑造獨立人格的過程，尤其是在他接受了心理分析學的理論之后，又增加了大量對個人內(nèi)心世界的刻畫和對個體人性的剖析。乍看起來，這一創(chuàng)作主旨與中國思想文化的關(guān)系并不大，甚至有相互抵觸之嫌。那么，黑塞與中國的緣分又是如何進一步加深的呢？

依然是因緣和合。

“因”自然是黑塞希望通過其作品表達的內(nèi)容，其中，至少從三個方面可以找到他與中國人思想的契合點。

黑塞筆下的主人公從來都沒有脫離過現(xiàn)實生活，盡管個體在與命運的抗爭中顯得弱小且困難重重、危機四伏，但黑塞依然強烈地表達著對塵世的熱愛和積極向上的生活態(tài)度。此其一。

黑塞用西方哲學傳統(tǒng)中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異常深刻地解析人性，于是以人的物質(zhì)性和精神性為代表的矛盾便始終伴隨著個體的發(fā)展，浮士德“兩個靈魂”的沖突不可調(diào)和，個人又該賦予人生以何種不同尋常的意義？此其二。

雖然捍衛(wèi)個體，但黑塞絕不是利己主義者，即使他強調(diào)個人應當堅持“做你自己”，但在這個過程中還要不斷提升自身的精神層次，這就需要個人既有更高層次的精神信仰和信念，還要有為此服務甚至獻身的心理準備。此其三。

在思考和寫作的過程中，黑塞在這三方面都遇到了很大的困擾，這些困擾一方面來自他個人在社會環(huán)境中“局外人”的感受和對于當時西方?jīng)]落的時代精神的失望，另一方面，更大的苦惱則來自他的家庭和精神偶像——外祖父和父母都是新教虔敬派教徒，盡管黑塞并不信教，但他們虔誠地服務于自身信仰的言行卻被黑塞視為“童年時代最寶貴的經(jīng)歷和遺產(chǎn)”；而他通過閱讀所景仰的人物除了令他受益之外，還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煩惱——無論是斷言“宇宙就在我們內(nèi)心之中”的浪漫派代表諾瓦利斯，還是將“德國人的天賦和理性結(jié)合”的大文豪歌德，都讓黑塞看到了所追求的理想的“實現(xiàn)”，卻不知道實現(xiàn)的途徑。通過個人的苦思，黑塞隱約感覺找到了問題的答案，卻得不到有力的證明。

與此同時，他所閱讀的中國書籍給了他想要的東西，此為“緣”。黑塞憑借敏銳的感覺和強大的思考力，在異國他鄉(xiāng)覓到了思想的“知音”。無論是中國文學還是哲學，無論是“內(nèi)圣外王”還是“天人合一”，都向他展示了個人可以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無限的理想，由此保持內(nèi)心的和諧寧靜，進而賦予生命一種永恒的價值?？梢韵胂?，在獲得這樣的精神支持和啟示的時候，黑塞的內(nèi)心會何等喜悅和激動，仿佛醍醐灌頂、撥云見日，也就難怪他會說出本文開頭引用的話來，進而在其作品中去“探究凌駕于一切民族差異之上的東西”。

因緣和合，造就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一位偉大的德國作家與中國文化，一為“因”，一為“緣”，一位真正的詩人和思想家遇到了一個偉大的文化民族，大概就是這個結(jié)果吧。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

“中國式”卡夫卡

曾艷兵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一位出生在布拉格、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被譽為歐洲文壇的怪才，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宗師和探險者。如今，卡夫卡的作品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文學中擁有讀者最多、爭議也最多的作品之一。關(guān)于卡夫卡，非常有意思也十分有意義的是：作為一個西方作家，卡夫卡卻特別鐘情于中國文化，他曾經(jīng)說自己就是一個中國人。

1916年5月中旬，卡夫卡從瑪麗恩溫泉寄給女友菲莉斯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當然現(xiàn)在因為寧靜和空曠，因為所有的生物和非生物都在躍躍欲試地攝取營養(yǎng)，這兒顯得更美了，幾乎不曾受陰郁的多風的天氣的影響。我想，如果我是一個中國人，而且馬上坐車回家的話（其實我是中國人，也馬上能坐車回家），那么今后我必須強求重新回到這兒。”對于這番話，學界有諸多不同的猜測和解釋，不過在我看來，這段話至少表明卡夫卡對中國文化充滿了熱情和親切感，對古老的中國非常理解和向往，而這一切又體現(xiàn)在他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中。許多年以后，卡夫卡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又反過來深刻地影響了許多中國當代作家，乃至影響到中國當代文學發(fā)展的路向和品格，我稱之為卡夫卡的中國情緣。

卡夫卡特別鐘情于中國文化。他閱讀了大量翻譯成德語的中國典籍、詩歌、傳說故事，認真研究過西方學者撰寫的有關(guān)中國及東方的著述，翻閱過許多西方旅行家、神職人員、記者、軍人、商人等撰寫的旅行記或回憶錄。他在書信、日記及談話中多次談及中國文化，對中國古代哲學非常崇拜和贊賞，他曾將中國清代詩人袁枚的一首詩抄錄下來，送給女友菲莉斯，并反復引用這首詩：

寒夜讀書忘卻眠，錦衾香盡爐無煙。

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

卡夫卡一度將自己想象成那位遠在中國的“情郎”，希望他的女友在他深夜寫作時奪燈而去?？ǚ蚩ㄌ貏e稱贊由漢斯·海爾曼編譯的《公元前12世紀以來的中國抒情詩》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譯本”，由布貝爾編譯的《中國鬼怪和愛情故事》更是“精妙絕倫”，而后者實際上選譯自中國古典小說《聊齋志異》。他“不僅欽佩古老的中國繪畫和木刻藝術(shù)”，還讀過“德國漢學家理查德·威廉·青島翻譯的中國古代哲學和宗教書籍，這些書里的成語、比喻和風趣的故事也讓他著迷”。這里的理查德·威廉·青島就是著名的德國漢學家衛(wèi)禮賢。卡夫卡曾將衛(wèi)禮賢翻譯的《中國民間故事集》作為禮物送給他的妹妹奧特拉?？ǚ蚩ìF(xiàn)存最早的小說《一次戰(zhàn)斗紀實》就與中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后來他又創(chuàng)作了中國題材的小說《往事一頁》《中國長城建造時》《一道圣旨》《中國人來訪》等，他的其余作品也與中國思想文化有著某種或隱或顯的相似和一致性。

大致可以說，卡夫卡的一生經(jīng)歷了想象中國、閱讀中國、描繪中國和創(chuàng)作中國這一過程，這在西方作家中雖然不能說是絕無僅有，至少可以說是非常獨特、難能可貴的。同時，卡夫卡又是中國讀者非常熟悉、敬重的作家，他被許多中國作家視為“知音”。受到卡夫卡影響的中國當代作家包括宗璞、莫言、余華、格非、馬原、徐星、劉索拉、皮皮、蔣子丹、殘雪等。卡夫卡影響了整整一代中國作家和成千上萬的中國讀者，因此有人說：“卡夫卡影響了我們每個人，不僅是作家而已。”

卡夫卡對中國作家的影響和啟示最初源自他筆下的藝術(shù)世界，那是一個荒誕而又真實的世界，譬如《變形記》；之后中國作家便被卡夫卡獨特的創(chuàng)作觀念和寫作手法所吸引，譬如格里高爾一覺醒來發(fā)現(xiàn)自己躺在床上，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再往后，人們才注意到卡夫卡獨特的人生經(jīng)歷和人格品質(zhì)，發(fā)現(xiàn)他的人品和作品是融為一體的；最后，中國學者發(fā)現(xiàn)卡夫卡其實一直非常向往和憧憬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多有關(guān)注和涉獵，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這使中國作家對卡夫卡產(chǎn)生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

從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中國最早提及卡夫卡的文章是趙景深撰寫的《最近的德國文壇》，發(fā)表在《小說月報》第21卷第1號（1930年1月10日）上，其中有關(guān)卡夫卡的評介約600字。1934年6月1日，德國作家雅各布·沃塞曼撰寫、趙家璧翻譯的《近代德國小說之趨勢》一文發(fā)表在《現(xiàn)代》雜志第5卷第2期上，文中有一小節(jié)為“猶太作家考夫加”。1944年孫晉三在重慶《時與潮文藝》第4卷第3期上發(fā)表了題為《從卡夫卡說起》一文，這大概是國內(nèi)第一篇專門介紹卡夫卡的短文。1948年，天津的《益世報·文學周刊》刊登了由葉汝璉通過法語翻譯的卡夫卡日記片段《親密日記》，摘錄了卡夫卡寫于1910年至1911年的六則日記，這大概是國內(nèi)對卡夫卡所寫的文字的最早翻譯。國內(nèi)真正譯介和研究卡夫卡應當是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其標志就是《世界文學》1979年第1期上署名丁方、施文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這里的丁方就是葉廷芳，施文就是李文俊。此后40余年來，我國發(fā)表了數(shù)千篇研究卡夫卡的論文，出版了數(shù)十部有關(guān)卡夫卡的譯傳、評傳、編傳和研究著作。

多年來，卡夫卡著作的翻譯隊伍也日漸壯大，保守估計約有百余人，他們有的是德語文學翻譯專家，有的是卡夫卡研究學者，還有一部分業(yè)余翻譯者。其中，葉廷芳先生主編的《卡夫卡全集》影響最大，2015年插圖本全集的問世更掀起了全國范圍內(nèi)閱讀卡夫卡的熱潮。以《變形記》為代表的短篇小說集翻譯較早，譯本也最多，約有30種。

卡夫卡除了對當代中國文學產(chǎn)生巨大影響之外，對中國當代文化的影響也幾乎遍及各個領域，諸如電影、音樂、繪畫、旅游、餐飲、房產(chǎn)、家具、裝飾、汽車等?？ǚ蚩ǖ淖髌繁贿x入中學語文課本，甚至進入了上海的高考作文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guān)卡夫卡的書店、咖啡館、客棧、酒店層出不窮，花樣翻新，成為中國飲食文化、景觀文化的一道亮麗風景?？ǚ蚩ㄒ呀?jīng)成為當代中國的一個流行文化符號，無論你走到哪里，不經(jīng)意間就會與卡夫卡不期而遇。作為一個主要生活在歐洲城市布拉格、用德語寫作的猶太作家，卡夫卡對中國當代文化的影響和塑造，不僅遠遠超出了卡夫卡的意料和想象，對于那些喜歡甚至迷戀卡夫卡的讀者而言，也顯得有些匪夷所思，但終究是一件令人興奮和欣慰之事。

卡夫卡與中國的關(guān)系，既使人感到興奮、著迷，又使人感到神秘、困惑，而真正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地思考和探討時，將會發(fā)現(xiàn)在這個交叉的世界里處處奇峰異境、風光無限、千姿百態(tài)、變幻無窮。正是基于此，2016年，“卡夫卡與中國”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在德國埃爾朗根—紐倫堡大學舉行，來自德國、美國、中國的30余位學者參加了會議。這一主題會議的召開不僅在德國和中國是第一次，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這次學術(shù)研討會標志著國際卡夫卡研究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五年，因為奧匈帝國的崩潰，他被劃為捷克斯洛伐克國民。他沒有什么愛國情緒，更不是奧匈帝國的衛(wèi)道士，但當斯拉夫文化取代了帝國時代的多元文化時，他感到非常失落。“作為猶太人，他在基督徒中不是自己人；作為不入幫會的猶太人，他在猶太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說德語的人，他在捷克人當中不是自己人；作為波希米亞人，他也不完全屬于奧地利人；作為勞工工傷保險公司的職員，他不完全屬于資產(chǎn)階級；作為資產(chǎn)者的兒子，他又不完全屬于勞動者；但他也不是公務員，因為他覺得自己是個作家；而就作家來說，他也不是，因為他把精力常?；ㄔ诩彝シ矫?；但是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人還要陌生。”卡夫卡什么都不是，但他又什么都是；他無所歸屬，這反倒使他容易成為世界性作家。這種世界性作家的眼光和胸懷使卡夫卡在面對東方、面對中國時，態(tài)度和立場均不同于一般的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和宗教主義作家。

總之，卡夫卡對中國當代文學與文化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持久的、深入的，我以為至少應該包括以下三個不同的層面：一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大讀者直接受到卡夫卡及其創(chuàng)作的影響；二是間接的影響，也就是通過諸多中國作家、翻譯家、理論家對于卡夫卡的闡釋和傳播，人們開始廣泛地接觸并接受卡夫卡，有時只是受到卡夫卡及其創(chuàng)作的某些關(guān)鍵概念或特征的影響；三是在卡夫卡成為一個流行文化符號后的影響，這種影響與流行文化關(guān)系密切，與作為文學家的卡夫卡反倒沒有什么關(guān)系了。而中國當代文化在接受了卡夫卡的影響之后，經(jīng)過轉(zhuǎn)換和變形，也漸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卡夫卡式的文學與文化。

1913年，列寧在《歐仁·鮑狄?！芬晃闹袑懙溃?ldquo;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語言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diào)，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借用列寧的這段話，我們或許可以說，在當今世界，任何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語言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因為閱讀卡夫卡而找到自己的朋友。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