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家社科基金正式設立“冷門絕學”項目，標志著“冷門絕學”作為專門的學科領域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盡管“冷門絕學”并非一個嚴格的學術詞語，卻比較準確地概括了這些學科門類的特點。2020—2022年國家社科基金申報公告對“冷門絕學”進行了概括性的定義，“一般認為，冷門學科主要是指一些學術關注度低、成果產(chǎn)出難、研究群體小的傳統(tǒng)人文學科領域和研究方向；絕學是冷門學科中文化價值獨特、學術門檻很高、研究難度極大、研究群體很小甚至后繼無人的瀕危學科”，并列舉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古文字學、瀕危語言（方言）研究、少數(shù)民族語言文字與歷史研究（藏學、蒙古學、西夏學等）、特色地域文化研究、傳統(tǒng)文獻和出土文獻整理與研究等，作為“冷門絕學”的具體范圍。綜觀自2018年以來的歷次公告，除以上學術門類外，“冷門絕學”還包括天文學、音韻學、外語小語種、絲綢之路歷史遺存、石窟寺保護、重要歷史文化遺址保護研究等相關學科門類。

對“冷門學科”進行定義與列舉的同時，歷年公告還對這些學科的意義有相當多的闡發(fā)。如2018年公告說，“重點圍繞對國家戰(zhàn)略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而研究投入不足的基礎學科，對文化傳承具有重要價值而亟需搶救的瀕危學科，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具有重要作用而有待加強的特色學科等”，明確說明“冷門絕學”為基礎學科、瀕危學科、特色學科。自2020年起，公告又強調(diào)“本研究專項旨在重點支持對國家發(fā)展、文明傳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義或填補空白，但目前投入不足、人才匱乏、研究斷檔、亟需搶救的冷門絕學”，指明“冷門絕學”是關乎國家發(fā)展、文明傳承與文化安全的學科。這些論述都一定程度上說明“冷門絕學”雖然不是學術熱點領域，卻對國家、民族、歷史、人類具有重要意義?？梢哉f，“冷門絕學”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類知識的邊界，而從事“冷門絕學”的學者可以說是為文化戍邊的人。

“冷門絕學”關乎人類對歷史的認識。鑒往才能知來，人類對當前世事的理解與判斷、對未來發(fā)展的期許與憧憬，或多或少都建立在對過往的認知與反思的基礎上。“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總是生活在自己的過往之中。然而逝者如斯，歷史一去不復返，人類要了解歷史，只能通過“歷史的陳跡”。而“歷史的陳跡”無外乎兩種：文獻與文物。文獻通過文字記載歷史，文物通過實物呈現(xiàn)歷史。因此，考古與文獻的發(fā)現(xiàn)往往成為人類重新認識歷史的契機。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改變了我們對商、周歷史的認識；簡帛文書的發(fā)現(xiàn)加深了我們對戰(zhàn)國、秦、漢史的了解；敦煌藏經(jīng)洞的古卷，展現(xiàn)了色彩斑斕的中古世界；西夏文的識讀，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去靠近那個早已消逝于歷史長河中的迷人王朝……“冷門絕學”揭開了那些古老塵封的歷史，也讓我們更加清醒地認識現(xiàn)在和未來。

“冷門絕學”關乎人類對他者的理解。知彼才能知己，人類對自己的認知常常是在與他者的比較中建立起來的。人類在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態(tài)，不同文明形態(tài)的并存，顯示了世界的多樣性，也說明了文明交流互鑒的必要性與重要性。記錄這些文明，當然離不開不同形態(tài)的語言文字。要理解他者，不僅要了解他者的現(xiàn)狀、歷史，更需要對他者的文化和典籍具有深入的認識與體悟。刻在泥版、石頭上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訴說著埃及、美索不達米亞等中東地區(qū)的古老文明；寫在莎草、羊皮卷上的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記錄著希臘、羅馬等西方王國的輝煌歷史；而各種小語種，則是我們了解世界多樣文化的重要工具。通過這些“冷門絕學”，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世界的歷史、現(xiàn)在和未來，同時，在與其他文明形態(tài)的對比中確立我們的文化價值、文化特點與文化自信。

“冷門絕學”關乎民族文化認同。“一體”含攝“多元”，“多元”呈現(xiàn)“一體”。我國是多元一體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正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連續(xù)的文明體。對于共同價值與文化的認同是這一共同體的重要特征。陳寅恪先生曾說，對于華夷的判斷，不在血統(tǒng)而在文化。比如，黨項民族建立的西夏政權，雖然與漢民族建立的宋朝多有戰(zhàn)爭，然而西夏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卻深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近代以來，通過數(shù)代學者的努力，對西夏文的解讀已取得諸多進展。而通過對黑水城以及各地西夏文文獻的研究，學者們發(fā)現(xiàn)非常多的西夏文文獻譯自漢文儒家經(jīng)典，比如《論語》《孟子》《孝經(jīng)》都有西夏文譯本留存于世。同時，西夏統(tǒng)治者信奉佛教，甚至將整部漢文大藏經(jīng)翻譯成西夏文，并大量翻譯了大藏經(jīng)中不收的漢地僧人的著作。由此可見，對于古代民族語言這樣的“冷門絕學”進行研究，必將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提供更多證據(jù)。

“冷門絕學”關乎國家安全。安全是發(fā)展的前提，是繁榮的基礎。國家安全涉及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社會、科技方方面面。而文化安全與領土安全尤其與“冷門絕學”關系密切。比如研究中國、世界古代地圖的古地圖學，屬于冷門學科，卻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古地圖直觀地標明國家的邊界疆域，為現(xiàn)代國家確定領土歸屬和解決邊界爭端提供了歷史依據(jù)。古地圖所載山川地勢，也為現(xiàn)代軍事防衛(wèi)提供了參考。再比如清代中后期興起的西北史地之學，學者們通過考察歷史文獻、調(diào)查當?shù)胤街颈?，撰寫了大量關于西北邊疆歷史、地理的著作。這些著作不僅為西北地區(qū)的政策制定、地區(qū)發(fā)展提供了諸多可供資鑒的材料，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西北歷史疆域變遷、邊界劃分等方面的記載，為當代確定領土歸屬和邊界劃分提供了堅實的歷史證據(jù)。

雖然“冷門絕學”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與現(xiàn)實意義，然而，隨著學科的現(xiàn)代化與功利化，這些入門要求高、投入多產(chǎn)出少的學科，受關注度越來越低，長期處于學術的邊緣地帶。 “冷門絕學”的從業(yè)者緊缺，也常為一般人所不理解。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成了生活清苦但責任重大的“為文化戍邊的人”。

“為文化戍邊”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通過在“冷門絕學”領域與國外學者競爭合作，捍衛(wèi)中國學術的尊嚴、中國學界的尊嚴；另一方面，從比喻意義上來看，如果說學術是一個王國，那么“冷門絕學”就是這個王國的邊界，“冷門絕學”的研究者就是這個學術王國的戍邊人。

為文化戍邊，中國學人捍衛(wèi)了中國學術的尊嚴。例如，20世紀初，日本建筑史學者伊東忠太斷言中國境內(nèi)已經(jīng)沒有真正的唐代建筑，要看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的京都和奈良，甚至宣稱“研究廣大之中國，不論藝術，不論歷史，以日本人當之皆較適當”。正是受到日本學者的刺激，梁思成、林徽因在戰(zhàn)亂動蕩中不顧個人安危四處尋找，終于在山西找到了唐代建筑，證明了中國古代建筑的輝煌成就與獨特價值。另一個例子是，關于敦煌文獻的研究，有他國學者稱“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卻不在中國”，敦煌成了中國人的傷心史。正是這一傷心史，激發(fā)中國學者在困境中奮起，成了幾代敦煌學人孜孜矻矻、迎頭趕超的責任與動力。

為文化戍邊，更大意義上是為人類守護文明。如果我們放棄學術上的民族主義，人類文明的共同邊界正體現(xiàn)在這些“冷門絕學”之中。我們常常只看見那些開拓新領域的人，卻往往忘記了那些守護舊邊界的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diào)：“要重視發(fā)展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這些學科看上去同現(xiàn)實距離較遠，但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來、用得上。還有一些學科事關文化傳承的問題，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視這些學科，確保有人做、有傳承。”這無疑為“冷門絕學”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也鼓舞了那些為文化戍邊的人。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