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樸、聞一多兩位先生是在1946年7月11日、15日在昆明先后被國民黨特務(wù)暗殺身亡的。那時我正在昆明，親身經(jīng)歷，當日情狀至今仍歷歷在目。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后，國共經(jīng)過艱苦談判達成《雙十協(xié)定》，并決定第二年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以及民盟、青年黨和社會賢達五方面人士舉行政治協(xié)商會議，達成五項協(xié)議。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愛國人士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xié)成功大會，會議遭到國民黨特務(wù)破壞，大會總指揮李公樸、郭沫若等人被打傷。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較場口血案”。

李公樸先生待傷勢略有好轉(zhuǎn)，便留在重慶與陶行知一道創(chuàng)辦社會大學。

11月25日晚，約5000人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廣場舉行時事演講會。會議正在進行，當?shù)伛v軍包圍了會場，四面槍聲驟起，師生鎮(zhèn)靜地開完了會，散會時，出入口都被軍隊堵住，人們各自找小路逃出。第二天，西南聯(lián)大、云南大學、中法大學、云南英語?？茖W校四校聯(lián)合全市中學舉行罷課，并發(fā)表《告全國同胞書》，成立“罷課聯(lián)合委員會”，領(lǐng)導罷課運動。12月1日，國民黨軍隊闖進聯(lián)大，亂丟手榴彈，四名師生殉難，重傷數(shù)十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一二•一”慘案。

“一二•一”慘案罷委會在中共領(lǐng)導下同當局進行有理、有力、有節(jié)的斗爭。12月27日宣布復課，繼續(xù)深入持久地將斗爭進行到底。3月17日，為四烈士舉行隆重的出殯儀式，三萬人為死者送葬，圖書館前放著烈士靈柩，到處是挽聯(lián)、花圈。聞一多先生擔任治喪委員會常務(wù)委員，并和云大校長熊慶來、聯(lián)大訓導長查良釗等組成殯儀主席團，游行時主席團走在最前列。隊伍從上午11時出發(fā)，載著四烈士靈柩的靈車走了十幾條街，每個街口都設(shè)有路祭，有人誦讀祭文，一路有中外記者隨行拍照。直到下午五時許，隊伍回到聯(lián)大，公祭開始。查良釗主祭，聞一多、錢端升、吳晗等陪祭。先是合唱挽歌，接著誦讀祭文，鞠躬默哀，靈柩被依次放入墓穴，一筐筐石灰填進墓坑。挽歌、爆竹聲、哀樂漸次響起，很多人垂首拭淚，隱隱能聽到低低的啜泣聲。

禮成后，查良釗致詞，接著聞一多先生走到墓旁，站了很久才悲憤地致詞：“今天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這里安息了，但是我們的路還遙遠得很，一個民主新中國離我們還遠得很，今天我們在死者的面前許下諾言，我們的方向是民主，我們要懲辦兇手，血債是要血來還的。”接著吳晗講話，他看到烈士墓上鐫有“民主種子”四個字，建議改為“民主圣地”，說將來新中國來臨時，我們不會忘記在中國西南的角落里有一塊“民主圣地”。

1946年5月，社會大學因受國民黨的刁難被迫停辦，李公樸隨即返回昆明。這時的昆明已充滿白色恐怖氣氛，市中心的近日樓墻上出現(xiàn)了反動組織“自由民主大同盟”咒罵民主運動的標語和大字報，說“李公樸奉中共之命攜巨款來昆密謀暴動”，將民盟負責人的名字篡改為“聞一多夫”、“羅隆斯基”、“吳晗諾夫”，誣蔑他們組織暗殺公司，公司董事長是“聞一多夫”。

李公樸先生回到昆明后的一個星期，聯(lián)大文藝社在他開辦的書店樓上舉行了一次座談會，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李公樸、聞一多、楚圖南、李廣田和孟超都在會上講了話，座談會記錄登在《文藝新報》上。

由于昆明的恐怖氣氛越來越濃重，朋友們勸說李、聞兩先生盡早離開昆明。聞先生回答，“形勢愈緊張，我們愈應該把責任擔當起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李先生則說，“像我們搞民主運動的人，前腳跨出門，后腳就不準備跨回來”。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6月間，滇軍184師師長潘朔端在遼寧海城起義，發(fā)表《反內(nèi)戰(zhàn)通電》，起義滇軍改為“民主同盟軍”。與此同時，駐昆明龍繩祖（民盟秘密盟員龍云之子）滇軍24師不聽調(diào)動，自行解散。由于這兩件事，國民黨內(nèi)流傳民盟勾結(jié)地方武裝企圖暴動的傳聞。為此，民盟云南省支部決定舉行三次招待會，分別與黨政、機關(guān)、社會各界以及新聞界人士見面，公開闡明觀點與立場，以正視聽。招待會由省支部負責人楚圖南、潘光旦、聞一多、李公樸、潘大逵、費孝通、馮素陶七人主持。

6月26日召開第一次招待會，出席者有中委楊杰，省委委員金龍章，女參政員張秀珍，警備司令代表等50余人。首先由潘光旦宣講開會的意義：一是民盟負責人與大家見面，有些人不久后將離昆，順便與大家告別。二是外界對民盟流言四起，需向各界說明一切。接著由楚圖南說明民盟一貫主張與對時局的看法，著重指出民盟主張“友誼競賽”，不能采取謾罵、毀謗或武力消滅異己的方式。最后聞一多先生說，我是從事學術(shù)教育的，愿意伸出我們的手，但也決不接受別人的威脅利誘，我們并愿意以這滿是粉筆灰、毫無血腥氣的手去扭轉(zhuǎn)中國的歷史，以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xiàn)。聞先生講完，楊杰等人就如何挽回垂危的國運發(fā)表了看法。

27日召開第二次會議，出席的有文化、教育、金融、實業(yè)和宗教界人士共80余人。我和趙沨負責會議簽到，來賓到齊后，我們背后突然竄出一人將簽名簿搶走。我倆一面大聲呼喊，驚動路人，一面緊追不舍，來人見勢不妙，丟掉簽名簿逃竄而去。

這次招待會還是由潘光旦、楚圖南、李公樸、聞一多宣講會議召開的目的以及民盟的主張、歷史、性質(zhì)及作用。接著是云大教授宋馭歐講話，他說民盟是可信賴的，一是他們都是文人學者組成，文化水平相當高；二是他們對一切政治問題的判斷相當正確。然后是工業(yè)協(xié)會主席徐佩璞、女青年會總干事倪瑾、男青年會總干事王吾興講話，核心意思是說因為現(xiàn)在中國政治不民主，所以我們更要關(guān)心政治。一位商界人士站起來說，我受片面的宣傳影響，總以為民盟的領(lǐng)袖們是很可怕的怪物，今天見了面，看來都是文質(zhì)彬彬、手無寸鐵的書生，并不可怕，非常和平。方才聽聞先生說，需要伸出他們沾著粉筆灰的手跟社會各界人士緊緊地握起來，我是個商人，我愿意第一個伸出我這污穢的手同你們握，也希望我們士農(nóng)工商各界伸出自己的手同他們緊緊握著。接著一位參議員孫天霖沉痛地說：我們云南人民敢講話，參議員們常常因為言論而受到警告。我贊成聞先生所說的，以教育手段、以和平態(tài)度來從事政治。我也希望大家伸出手來和民盟合作，以建立民主康樂的中國。一位參加郵務(wù)工會的青年也表示愿意伸出自己這雙工人的手跟民盟緊緊握起來。最后潘大逵代表民盟省支部作結(jié)：中國民主同盟是代表第三方面的政治組織，愿與大家緊緊地握手，向民主的道路前進！

這次招待會非常和諧成功，聞先生代表民盟伸出的這只手已經(jīng)和更多有良知的中國人緊緊地握在一起。

28日，第三次招待會的酒店受到當局的警告，已不能再用。李公樸先生得知后，立即要我和他一同去金碧路的冠和園找經(jīng)理商借場地。李先生頗擅斡旋，很能辦事，他承諾招待會會購買一些冠和園自制的小點心，很快得到了經(jīng)理的支持。談妥后，招待會就移到冠和園舉行，雖然延誤了一些時間，但未對會議產(chǎn)生多大影響。這體現(xiàn)了李先生善于隨機應變的能力。到會的新聞界編輯記者和各期刊負責人約30多人。大家一邊吃著小點心，一邊以記者采訪的方式開始了招待會。記者們提的問題有：民盟對時局有什么看法？民盟作為第三方面有什么辦法能止息內(nèi)戰(zhàn)？第三方的力量能否促使和平條件實現(xiàn)？民盟內(nèi)部如青年黨、民社黨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大”，民盟對他們會采取什么態(tài)度？民盟有什么報刊？民盟對美國援華法案有什么看法？民盟對馬歇爾的態(tài)度如何？等等。民盟負責人一一作答。

會后聞先生把三次招待會上的發(fā)言整合成一篇文章《民盟的性質(zhì)與作用》，發(fā)表在《民主周刊》，這是一篇重要文獻，闡述了他對民主運動的認識和對建立和平民主新中國的信心。

7月，昆明形勢更加險惡，聯(lián)大、中法的師生一批一批地回到平津。特務(wù)們更加無所顧忌。李先生寓所門前出現(xiàn)了一個披頭散發(fā)的怪女人，手持一本圣經(jīng)，不是念經(jīng)，是在咒罵，說：“不信我的教讓你不得好死……”

8日，兩個彪形大漢突然闖進李先生的北門書屋，自稱是退伍軍人，說聽聞李先生正在招兵買馬，組織武裝，特來投靠。李先生走出來和顏悅色地對他們說，我是個文化人，就開了一個書店，做些文化事業(yè)，我不懂軍事，什么招兵買馬，不要聽信謠言。二人悻悻而去。

社會上傳聞，當局已列出一個黑名單，上面就有李公樸、聞一多、楚圖南等人的名字，朋友們和家人勸他們盡快離開昆明，即使在昆明也要盡量少出外活動，事事當心。

7月11日，李先生在家寫世界各國教育史，正寫到文藝復興時代。晚飯后，李先生想起趙沨之托，想借南屏電影院舉行義演，便和夫人去南屏電影院找經(jīng)理劉太太。劉太太也是進步人士，爽快地答應了，并請李先生夫婦看了一場電影。兩人九點多乘公共汽車離開，下車后步行在回家的小巷學院坡，這時背后尾隨的特務(wù)向李先生開了槍（聲音不大，據(jù)說是美國無聲手槍），李先生應聲倒地。李夫人連忙呼救，正好有幾位云大學生經(jīng)過，設(shè)法在周圍店鋪找到一架帆布床，幾個人將李先生抬到云大醫(yī)院搶救。手術(shù)時醫(yī)生發(fā)現(xiàn)李先生腸胃穿了四孔，流血不止。入夜，李先生時昏時醒，醒時憤激自語“卑鄙！卑鄙！”，口吐鮮血不斷喃喃“為了民主，為了民主！”凌晨五點二十分，李公樸先生停止了呼吸。當時只有李夫人、我以及李先生的兒子李國友在病房守護，李先生女兒住校未歸。

我們強壓悲痛，商量籌辦后事。清晨，天還沒有大亮，聞一多先生就趕來吊唁，他流著淚安慰李夫人說“這個仇是要報的”、“公樸沒有死，永遠沒有死”。李夫人也勸聞先生外面風聲緊，要少出來。聞先生說“外面大風大浪，我們不出來誰來掌舵”，“我們不出來何以對死者”。我聽了這番話，心中倍感振奮！

民盟發(fā)表聲明，向反動政府提出嚴重抗議，并籌組治喪委員會，接待各界人士瞻仰、吊唁三天。第二天，治喪委員會接到毛澤東、朱德發(fā)自延安的唁電，稱贊公樸先生“威武不屈，富貴不淫，今為和平民主而遭反動派毒手，是為全國人民之損失，抑亦為先生不朽之光榮”。周恩來也率中共代表團從上海發(fā)來唁電。那些日子里，各地各團體各界人士以及國外知名人士的吊唁和慰問函電如雪片飛來。夜里，有些人偷偷從門縫遞進匿名信，吊唁死者、慰問家屬，表達悲憤之情，還有人在信函中附上五元、十元現(xiàn)金以表援助。

治喪委員會在云大操場舉行李公樸告別儀式，來告別的民盟盟員和群眾有千余人。我流著眼淚向李先生告別。

7月15日，李公樸治喪委員會在云南大學至公堂舉行李公樸殉難經(jīng)過報告會，親友勸說聞先生不要參加，他堅持要去，最后達成妥協(xié)——出席而不講話。民盟派人去西倉坡護送聞先生到會。會上首先由李夫人報告李先生殉難經(jīng)過，講到中間悲痛欲絕，泣不能言，會場上潛伏的特務(wù)趁機起哄，會場一陣混亂。聞先生實在忍耐不住，拍案而起，大聲喊道：“特務(wù)們，是好漢的站出來！你們憑什么要殺死李先生？殺死人又不敢承認，還污蔑人，說是桃色事件，說是共產(chǎn)黨人派人殺的。無恥?。o恥??！這是某集團的無恥，恰是李先生的光榮！”全場掌聲如雷，接著聞先生發(fā)表了氣壯山河的演講，痛斥法西斯政權(quán)必然滅亡，贊頌人民民主新中國必然誕生。這就是日后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講》的由來，聞先生的演講激勵起全中國人民爭取民主的斗志和信心。

是日下午，聞先生和楚圖南在民主周刊社招待記者。會后其子聞立鶴護送聞先生回家，走到西倉坡的家門口，周圍暗藏的特務(wù)開槍射擊，一槍擊中頭部，聞先生當場倒地殞命，聞立鶴撲在聞先生身上也連中數(shù)槍，家人聞聲奔出急送醫(yī)院搶救。

當晚，中蘇文化協(xié)會干部金若年開美國吉普車去接民盟云南省支部負責人潘光旦、費孝通、潘大逵、楚圖南、張奚若、馮素陶、尚鉞、趙沨（中蘇文化協(xié)會負責人）去美國領(lǐng)事館避難，金若年也一同入住。兩天后，因他們需要一些有關(guān)李聞的資料，我和領(lǐng)事館一位女翻譯陳瑾取得聯(lián)系。我去領(lǐng)事館送資料時，看見館外堆著沙袋，還有國民黨士兵包圍。陳瑾告訴我，楚圖南和張奚若二人不愿住下去，提前出來了。（后來我親耳聽到楚圖南為同志遇難自己卻躲進美國領(lǐng)事館避難表示內(nèi)疚。）兩天后我又去了一次，陳瑾告訴我，政府當局答應他們可以出來，條件是他們必須盡快離開昆明。一個星期后，他們都飛赴北平了。

17日，聞夫人收到毛澤東、朱德從延安發(fā)來的唁電。同日也收到了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人從上海發(fā)來的唁電。中共代表團為“李聞事件”發(fā)表抗議書，延安《解放日報》發(fā)表社論《殺人犯的統(tǒng)治》，重慶《新華日報》發(fā)表《抗議聞一多教授的被刺殺》，中華全國文藝協(xié)商會總會為“李聞慘案”發(fā)表宣言，周恩來為李聞暗殺事件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昆明李聞慘案后援會致函美國總統(tǒng)與國會議員，要求美國政府從慘案中認清國民黨政府破壞民主的罪行，“要求立即撤退在中國的美軍，停止一切助長反動派暴行的措施”。郭沫若、茅盾、巴金、田漢、胡愈之等文化界名流十余人，在上海致電聯(lián)合國人權(quán)委員會，斥責國民黨特務(wù)的暴行，請其立即派遣調(diào)查團來華。

8月6日，民盟中央委派梁漱溟、周新民（中共黨員）到昆明調(diào)查“李聞事件”真相，國民黨中央黨部派一位張姓秘書以協(xié)助調(diào)查的名義陪同。周新民首先到李夫人家表示慰問并了解李先生遇害前后的情況。我陪周新民先后三次到云大醫(yī)院看望聞夫人和聞立鶴。聞夫人因心臟病住院，聞立鶴身中數(shù)槍，腿部受重傷，但幸未擊中要害。他年輕力壯，恢復很快。另外在場的還有聞立鶴的兩個妹妹和女傭，她們講了很多情況，我在一旁記錄。跟蹤我們的特務(wù)一直在醫(yī)院門口監(jiān)視。周新民先生原為云南大學教授，對云大醫(yī)院的情況很熟悉，于是從前門進去，后門出來，特務(wù)一無所獲。

梁、周兩先生冒著生命危險，多次和當局黨政軍方面交涉、會談、爭論，調(diào)查也受到干擾、欺騙，還上演了一場“假審判”的鬧劇。但周先生得到馮素陶和民盟組織的幫助，特別得到一些內(nèi)幕知情人士偷偷提供的資料，這些成為有力的證據(jù)。

22日，他們回到上海整理資料，寫出《李聞案調(diào)查報告》，“李聞慘案”真相終于大白于天下。

（作者系李公樸先生女婿、民盟中央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