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一個國家與民族歷史文化的物質載體。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文物是中華歷史的參與者和見證者。2013年12月30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進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要系統(tǒng)梳理傳統(tǒng)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自此，“讓文物活起來”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社會大眾對于考古發(fā)掘、文物保護乃至文博事業(yè)的關注也達到了新的高度?？脊?、文博行業(yè)工作者不僅對自身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時面對互聯(lián)網時代下活躍的傳媒平臺與迅猛發(fā)展的科技手段，文博行業(yè)緊跟時代步伐，走出封閉環(huán)境，面向公眾。時至今日，讓文物“活”起來的命題進一步深化，如何讓文物更好地“活”在當下，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價值，愈發(fā)成為文博行業(yè)乃至國家、社會各界重視的課題。

中華文化的自我認同

物的生命史首先是物質文化史，其特征在于由象征性的符號變化來反映物質屬性與歷史及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文物作為具備豐富歷史價值的物質材料，最直接體現(xiàn)的便是時間屬性。對文物時間屬性的把握實質上反映了各個時期文明形成、凝聚過程中的種種特點。通過長時段的觀察文物，其間文物的流通、傳播、延續(xù)乃至跨文化語境下的內涵都得以彰顯，借由文物還可以表達自身價值以及國家、民族的凝聚力。對于中國人來講，歷史是精神家園，從中能夠得到精神與情感的慰藉。同時，人們往往可以從歷史中獲取經驗與認可，指導現(xiàn)實中遇到的種種問題。

中華文化對文物歷史價值的認同有著悠久的傳統(tǒng)。至遲在秦漢時期，文物已被視作彰顯國家認同的重要符號。漢武帝“元鼎”年號的由來直接與當時出土的寶鼎有關，在相關祭祀活動中，時人還將出土的寶鼎與上古時期黃帝獲得寶鼎的事件進行類比，將文物納入歷史語境中予以闡釋，賦予其行為以合法性，并最終為“元鼎”年號乃至國家意志的確立提供契機。到了宋代，人們借金石學的研究從文物中尋找社會認同。李公麟是宋哲宗時期的御史掾，他認為，“圣人制器尚象，載道垂戒，寓不傳之妙于器用之間，以遺后人”，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在當時被認為包含了古人對于禮法的規(guī)范與理解，通過觀察文物，可以收獲“圣人之精義”。為了進一步強調禮法的地位，當時還對商周的青銅器進行了仿制。這種行為更是通過符號的復古將歷史與現(xiàn)實進行再造，共同為宋王朝冀助教化，加強王朝的內部認同。直到近代之前，文物的歷史價值多由當時的統(tǒng)治集團予以定性和引導。這種對文物歷史價值進行認定的傳統(tǒng)深刻塑造了中華歷史文化的軌跡。

近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等一系列學科的興起，以往囿于統(tǒng)治者定義的文物的所有權及價值內涵皆發(fā)生劇變，文物從私人收藏轉而成為公眾所共享的社會文化用品。在這一點上，從文物的發(fā)掘到展覽，乃至最終價值的導向，都映射出時代風貌。考古學傳入時中國正處于民族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的時代主題，國人希冀從遠古中華部族中尋找團結民族的力量，借以鼓勵時艱。尤其是面對西方考古學家提出的“中華文明西來說”，以傅斯年、李濟等為代表的學者旗幟鮮明地通過文物考古工作予以反駁，李濟在《城子崖》的報告中提出：“有了城子崖的發(fā)現(xiàn)，我們不僅替殷墟文化的來源找到了老家，對于中國黎明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得到了一個新階段。”在當時學者的心目中，文物本體的歷史價值與中國文化形成、凝聚有著直接的聯(lián)系。相較于封建時期文物被統(tǒng)治階層所賦予的禮法秩序，近代以來的文物則被更多地視作民族情感、歷史記憶的連接點。這一點同樣反映在文物與公眾的關系中。公眾通過參觀博物館而從感官上對文物有了直接的認知。1929年廣州市立博物院成立，先后征集了當?shù)貧v史古跡、風俗用品等諸多文史材料。此外，新出現(xiàn)的征集類別革命文物還頗彰顯出當時社會共同關注的議題。從先秦到革命時期的各類歷史文物，都構成了廣州當?shù)氐臍v史記憶與認同。

中華文化對于文物歷史價值的重視與認可由來已久，并因此形成了好古、博古的傳統(tǒng)。不僅如此，每一個時代對于文物的理解都源于當時社會文化的需要與回溯。讓文物更好地“活”在當下，是挖掘人與文物之間關系的基礎，而依靠這種方法打通人與文物乃至后代之間因時間產生的隔膜，則是我們讓文物“活”在當下的最終歸宿。

推動文物保護、利用的良性循環(huán)

讓文物“活”在當下，可以增強國家認同和民族凝聚力，在當今社會下，面對文化消費日益繁盛，文物古跡相關的旅游、文化產品需求呈現(xiàn)幾何級數(shù)增長的現(xiàn)狀，推動文物古跡可持續(xù)發(fā)展，是新時代對文物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文物本身不會說話，只有人將文物保護好，才有可能將文物背后所蘊含的歷史、科學、藝術、社會等諸多信息挖掘出來。同樣，文物的價值不僅停留于物的層面，也展現(xiàn)著國家、民族、社會、個人等精神層面的諸多信息，理解文物甚至成為現(xiàn)代人處理自身需求與發(fā)展之間關系的橋梁。合理的利用文物能夠使人們更為重視文物本身的價值，從而投身于文物保護事業(yè)中，形成文物保護、利用的良性循環(huán)。

科學的提取與保護文物是發(fā)揮文物價值的基礎與前提。習近平同志強調，“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yǎng)。保護文物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茖W的文物保護，不僅有利于人們更好地認識、欣賞文物，而且為文物延續(xù)其文化、精神方面的價值提供了物質保障。文物的特性決定了其必須以本體的妥善存在為前提,以原真性為第一原則,保護利用都應該尊重文物工作的基本規(guī)律與要求。2018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份專門針對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中央政策文件，該文件為新時代文物保護與利用提供了綱領性的指導意見，同時亦反映出國家在新時代處理文物保護與利用關系時的態(tài)度。

文物的利用與傳承，是文物保護的目的和價值所在。如今，在全民性的文化遺產時代，全民族都開始自覺地將文物古跡、歷史遺存作為發(fā)展的資源來加以保護利用和傳承創(chuàng)新，以實現(xiàn)繼往開來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合理地利用、傳承文物，讓文物“活”在當下，從個人層面講，可以提升我們的認知水平，增長知識，完善知識結構，激發(fā)人的思考，提高審美水準；從社會層面講，結合時代特點認識文物有助于增強文化認同及文化自信，加強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讓文化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乃至促進人與社會的全面發(fā)展。此外，文物是人類共有的寶貴財富，在越來越多國家與地區(qū)認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趨勢下，作為一種可視的物質材料，文物與現(xiàn)代科技手段相結合，可以實現(xiàn)人類共享。在全球化浪潮的奔涌中，我們要利用文物構建中華文化的話語體系，積極主動地擴大影響力與知名度，在不同文化中完成文物本體價值的闡釋工作，準確表達文物背后所蘊含的歷史與文化價值，更好地促進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交流互鑒。

讓文物“活”在當下，路向何方？

以人為本，深度挖掘文物本體價值

近年來，讓文物“活”在當下成為文博行業(yè)內的普遍呼聲，包括公共考古、博物館乃至市場上較為繁榮的文化產業(yè)都在各自努力進行深耕。但是在為文博事業(yè)發(fā)展叫好的同時，針對文物本體價值的闡釋卻未能達到社會公眾所期望的高度。目前，國內的一些文物展覽在進行策劃時仍以游客的好奇心為綱，僅追求吸引大量觀眾進入博物館等社會文化機構進行游覽。然而，這種形式刺激了眼球卻未必能刺激大腦，單以游覽人數(shù)和媒體熱度的提升作為文物活化的標準亦稍顯片面。一味迎合觀眾的做法有可能導致文物本體價值內涵的缺失。因此，進行文物闡釋工作時，既要在形式上迎合年輕觀眾的心理，同時在內容上也要引導觀眾的文化走向。這對新時代文物工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文物工作的16字方針“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為綱，明晰文物研究、利用與當下核心價值之間的關系，并透過文物蘊含的中國智慧、中國精神、中國價值與中國力量，講好中國故事，將歷史智慧告訴人們，只有深度挖掘文物所具有的歷史內涵，才能為人們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為治國理政和促進文明交流互鑒服務，為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服務。

與時俱進，用科技手段豐富文物闡釋途徑

文物工作者通過發(fā)掘或征集的手段將文物從原有信息脈絡體系中剝離出來，并在相關的文化機構重新完成其時空框架的確認。在這個過程中，文物原有的狀況、功能、歷史經歷及相關背景、人員等信息會被科學的信息載體、文化符號所重構，許多信息有可能因展示條件的限制而有所損失。隨著互聯(lián)網時代的來臨，文物得以在新的平臺上以更完整的形式展示自身具有的多種信息。不僅如此，數(shù)字科技的應用還改變了原有認識文物的維度。通過沉浸式體驗認識文物讓觀眾得以突破原有的時空界限，身處當時當?shù)乩斫馕奈锼诘臍v史環(huán)境，進一步加深對文物的理解與認同。通過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的跨界融合發(fā)展，將科技創(chuàng)新與文物相結合，從原有的“觀賞—被觀賞”的人與文物之間的關系，轉化為沉浸其中、相得益彰的和諧效應。運用科技手段還能將文物中的核心符號進行取舍與傳承，通過創(chuàng)新形式讓文物的文化內涵以更生動的形象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記憶。

總之，無論文物的本體價值還是科技手段的創(chuàng)新，新時代讓文物“活”在當下已經成為全民關注、全民參與、全民共享的社會共識。這激勵著文物工作者要更加努力提升認識水平，打通過去與現(xiàn)實之間的隔閡，本著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態(tài)度，傳承好中華文化的歷史文脈。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