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shù)的“收藏熱”有四個重要時期：北宋中后期、明代中后期、清末民國、當代。有宋一代，文化昌盛，源自官方的藝術(shù)收藏與文化傳播顯示了不同于歷代的特色：格外關(guān)注著錄與學術(shù)研究，且不遺余力，自上而下，影響民間，進而上下呼應(yīng)，這是中華大地掀起第一次“收藏熱”的重要基礎(chǔ)，意義深遠，波及當下。

為加強對繪畫圖像等的收藏與傳播，宋代皇家建立內(nèi)府，搜藏名貴書畫以便于整理研究與教化傳播。宋代皇室內(nèi)府的收藏與整理，是在西蜀、南唐收藏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趙匡胤統(tǒng)一全國后，便注重搜集書畫，曾派文人蘇易簡（后任參知政事）搜訪南唐舊藏的名人書畫，得千余卷。南唐御府所藏書畫多蓋“建業(yè)文房之印”“內(nèi)殿圖書”“內(nèi)司文印”“內(nèi)合同印”“集賢院御書印”“集賢院御畫印”等。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六《近事》記載:“太祖平江表，所得圖畫賜學士院，初有五十余軸。”可見這些書畫作品有一部分被賞賜給大臣，其余成為宋代內(nèi)府的收藏。

對于北宋朝廷的繪畫收藏，大鑒藏家郭若虛在其《圖畫見聞志》卷一《敘論》中做了較為詳細的記載。早在端拱二年（989），宋朝皇室就已設(shè)立秘閣，并組織專家對所藏多達數(shù)千軸的藝術(shù)圖像進行整理、裝裱與鑒識。其他典籍則分貯于天章閣、龍圖閣、寶文閣和后苑圖書庫內(nèi)。宋太宗趙光義不僅自己觀賞，還經(jīng)常召集近臣一同賞玩。在歸納管理內(nèi)府庫藏時，曾命人編撰《名畫斷》。

此后的幾代皇帝也多喜好搜集、鑒藏法書名畫，于是北宋內(nèi)府所藏日漸充盈?；适业乃亚蠡顒舆€時常得到臣子的獻奉。例如，司空王溥之子王貽正就曾精選家藏書畫十五卷獻給宋太宗，據(jù)郭若虛記載：“王（溥）文獻家書畫繁富，其子貽正，繼為好之，嘗往來京洛間訪求名跡，充軔中衍。太宗朝嘗表進所藏書畫十五卷。尋降御札云：卿所進墨跡并古畫，復遍覽看，俱是妙筆，除留墨跡五卷、古畫三卷領(lǐng)得外，其余卻還卿家，付王貽正。”

北宋中后期，特別是徽宗時期，皇家所藏名畫甚重，于是趙佶召使文臣編撰《宣和睿覽集》《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宣和博古圖》等一系列著錄。據(jù)南宋鄧椿《畫繼》卷一《圣藝徽宗皇帝》載，當時“秘府之藏，充軔填溢，百倍先朝。又取古今名人所畫，上自曹弗興，下至黃居寀，集為一百帙，列十四門，總一千五百件，名之曰《宣和睿覽集》”。可惜的是，該書今已不存。

宣和年間（1119—1125)，朝廷完成了《宣和畫譜》《宣和書譜》《宣和博古圖》這三部書的編撰。

《宣和畫譜》成于宣和三年（1121），是在《宣和睿覽集》的基礎(chǔ)上擴編而成，并積極吸取前人相關(guān)著述所長，對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李嗣真《畫后品》、朱景玄《唐朝名畫錄》、黃休復《益州名畫錄》、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等均有所引用?！缎彤嬜V》二十卷，分門、敘、傳、目，其中，門為“十門”，即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果?！缎彤嬜V》是一部言之有據(jù)的傳記體繪畫通史，以前有論者認為是酷愛書畫的宋徽宗趙佶親自編撰，因為書里有“宣和殿御制”之稱謂。但從全書行文看，許多地方并非帝王口氣。也有論者認為是蔡京、米芾所撰，實際上，由于此書工程浩大，應(yīng)該是在皇家主持下集多方之力編撰而成，所以其中的文字水準并不一致，這也是頗為自然的。例如，據(jù)宋人蔡絳《鐵圍山叢談》記載：“（徽宗）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訪求天下法書圖畫。自崇寧始，命宋喬年侍御前書畫所。喬年后罷去，繼以米芾輩，迨至末年，上方所藏，率至千計，實熙朝之盛事也。”說明趙佶先后任用過宋喬年、米芾進行整理和著錄御前書畫藏品。米芾精通鑒定古書畫，并在其晚年被召為書畫學博士。其他曾被任命參與鑒定、整理、著錄的還有蔡京、梁師成、蔡卞等人。為了實施對一些名作的保護性傳播，徽宗還派畫家對唐代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等杰作進行了高水準的臨摹與復制。

《宣和畫譜》的編寫是以重要繪畫的收藏作為出發(fā)點的，忠實記錄了當時內(nèi)府所藏畫作的情況。書中共收錄自魏晉以來231位畫家的6396件作品，這些是宋朝開國以來直到徽宗朝積累而來的，此書由元明刻本而保留至今。

公元1127年，靖康之變爆發(fā)，汴京陷落，北宋滅亡，徽欽二帝為囚，其御府所藏成為金人掠奪的對象。據(jù)南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金人大肆奪走北宋宮中的珍寶奇物，徽宗平時的所玩之物，官員不知的，內(nèi)侍王仍等人奉迎金帥，指其所在，因此金人帶走的真珠、水晶、繡簾、珠翠、步障、紅牙、火柜、龍麝、沉香、樂器、犀玉、雕鏤、屏榻、古書、珍畫等，一路絡(luò)繹不絕。書中還描述了金兵離開汴京時內(nèi)府的收藏品被掠奪、毀棄的情景，“營中遺物甚眾，秘閣圖書狼藉泥土中”。經(jīng)此浩劫，北宋宮廷內(nèi)府所藏書畫幾乎蕩然無存，另有一部分書畫流落到金國與民間。

南宋建國，偏安一隅，但由于宋高宗趙構(gòu)與其父趙佶一樣，酷愛書畫藝術(shù)，因此南宋立國穩(wěn)定后不久即在臨安集中了一些從北方流亡來的畫家，組建了新的畫院，并營造中興館閣，開始了書畫的搜求工作，并組織專家進行著錄，撰有《秘閣畫目》。

北宋徽宗、南宋高宗朝和金明昌朝“內(nèi)府”所藏古書畫，全無古跋。其原因據(jù)南宋周密《齊東野語》卷六《紹興御府書畫式》記載，是因為所請的曹勛等鑒定者人品不高、目力苦短，凡經(jīng)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接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

正是由于宋高宗訪求法書名畫不遺余力，所以“紹興內(nèi)府所藏，不減宣政”。然而，在藝術(shù)的嗜好與選擇上，趙構(gòu)頗有自己的判斷。他命人收集整理宣和內(nèi)府因戰(zhàn)亂而散失的古代法帖名畫，自己也身體力行地提倡研習書法。趙構(gòu)精于書法，善作真書、行書、草書，筆法灑脫婉麗，節(jié)奏自然流暢，頗得晉人神韻。趙構(gòu)曾說：“余自魏、晉以來以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眾體備于筆下，意簡猶存取舍，至若禊帖，測之益深，擬之益嚴，以至成誦。”他認為：“士人于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面墻信手之愧。”他善寫《蘭亭序》，曾贈予皇子和朝臣，并讓宋孝宗學書。一時之間，以高宗為中心，文壇幾乎掀起了一個學書高潮。高宗初學黃字，天下文人皆學黃字；后作米字，天下文人又皆學米字；再作孫過庭字，而孫字又盛。趙構(gòu)以自己的好惡而人為左右書體的盛衰，影響了南宋書法的發(fā)展，今天當做辯證的評價。

趙構(gòu)即位初年，起用韓世忠、岳飛等抗戰(zhàn)派將領(lǐng)。他對于岳飛，是又愛又恨、又敬又防。他親筆寫給岳飛的信，數(shù)量驚人?！顿n岳飛批札》是南宋紹興十一年（1141）趙構(gòu)寫給岳飛的親筆信，字體為行楷，出自王羲之一派，氣韻清和、自然流暢，顯示出較為深厚的書法功力。后署有“付岳飛”三個字，上鈐印“御前之寶”，下有高宗御押二印。再如，趙構(gòu)楷書《徽宗文集序》，以楷書為主，略具行書筆意，因此顯得收放自如、雍容雅致。

宋高宗以及他委任的手下，如曹勛、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平協(xié)、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等人，對搜求到的古畫在裝裱、題跋方面按新的定式辦理，并做過一些并不高明的整理，如將以前的題識全部拆去，對于古畫破碎者，依原樣對本臨摹，還依原本做舊，甚至對于古畫上有趙佶題名的，也并行拆下不用。在筆者看來，其實并非負責這一工作的鑒定者“人品”與“目力”有問題，而是有所忌諱（主要應(yīng)該是高宗的禁忌）。拆下后這些題跋就被拋棄了，這在后人看來，當然是既可惜又可恨。

另外，負責謄畫的是當時的女畫師劉位（前述南宋周密《齊東野語》中稱其為劉娘子）和馬興祖。對于馬興祖，元代夏文彥《圖繪寶鑒》卷四記載：“馬興祖，河中人，賁之后，紹興間待詔。工花鳥雜畫，高宗每獲名蹤卷軸，多令辨驗。”這些記載使我們對宋代收藏品的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視角。米芾長子米友仁在南宋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人稱“小米”，晚年備受高宗賞識，也奉命鑒定過內(nèi)府藏品，其眼力雖高，但“往往有一時附會迎合上意者”而不免有失公允。高宗時期重新裝裱的書畫作品，所鈐印有“內(nèi)府書印”“希世藏”“睿思東閣”“機瑕清賞”“紹興”等。

南宋寧宗嘉定三年（1210），在秘書監(jiān)楊王休的主持下，當時的秘書省編有《宋中興館閣儲藏》。由此我們可知，到了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9），中興館閣收藏的名畫多至1100余件，為北宋盛期內(nèi)府收藏的1/6強，可見周密所謂“紹興內(nèi)府所藏，不減宣政”，乃文人藝術(shù)夸張之辭。此書參照《宣和畫譜》的方式，分門編畫，分為：道佛象、古賢、鬼神、人物、雜畫、山水、窠石、花竹、翎毛、畜獸和蟲魚。但此書只記錄畫作的名稱、作者和件數(shù)，這作為繪畫著錄當然是不完善的。

《思陵書畫記》是南宋高宗時期的重要畫史著作，高宗的廟號為思陵，故名。此書原有詳細的書畫著錄部分，但遺憾的是今天僅遺存其中關(guān)于裝褫格式的內(nèi)容。幸虧宋人周密對它做了考訂，方得以流傳。

經(jīng)過宮廷收藏的宋代及以前的藝術(shù)圖像作品數(shù)量眾多，因此，《宣和畫譜》《宋中興館閣儲藏》《思陵書畫記》的出現(xiàn)，可謂以文促藝，以文促藏，這對于了解宋代官方收藏的特征與流變, 以及對于鑒別與研究宋代繪畫類圖像的發(fā)展, 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作者單位：中國美術(shù)館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