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清同治四年進士，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幕府的重臣，也是晚清著名學者和教育家。他堪稱激蕩清朝文壇200余年的桐城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他積極倡導和推介西方新學思想，為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作序?！肚迨犯?middot;文苑傳》說他“為學，由訓詁以通文辭，無古今，無中外，唯是之求。自群經(jīng)子史周秦故籍，以下逮近世方（苞）、姚（鼐）諸文集，無不博求慎取，窮其源而竟其委”，生前就有“海內(nèi)大師”和“古文宗匠”盛名。

安徽博物院收藏多幅吳汝綸書法作品，其中兩幅有題名上款的條屏，令我頗為興奮。尤其是一幅帶“海門”上款者，開始由一位北京朋友在微信中轉(zhuǎn)發(fā)給我，后我在安徽博物院季永先生幫助下目睹了真跡，如暗室逢燈，絕渡遇舟，頓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之感。

“海門”者，乃現(xiàn)代美學大師朱光潛的祖父。其名朱道海，又名文濤，字維禎，號海門，晚清廩貢生?！吨焓献谧V》說他“夙具穎悟，年十三塾課能拈筆成章”，后在桐城孔城鎮(zhèn)主持桐鄉(xiāng)書院，“一時從游者眾，門多桃李”。不論是朱光潛寫的自傳，還是諸多學者所著的朱光潛評傳及生平思想研究類著作，往往都會提到其祖父朱海門“與吳汝綸頗有交誼”。但究竟有怎樣的交誼，史實何在？除朱光潛嫡孫宛小平的《朱光潛年譜長編》提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朱海門主持八修《朱氏宗譜》曾請吳汝綸作序外，再無其他確鑿證據(jù)。這幅書法條幅，可謂以鐵一般的事實說明，吳汝綸與朱海門確實“頗有交誼”。

此幅書法的內(nèi)容為：“吾見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難可經(jīng)務(wù)。海門尊兄大人詧書。摯甫吳汝綸。”如此內(nèi)容，不僅充分表現(xiàn)了桐城派一以貫之的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而且反映了吳汝綸看不起甚至討厭那些紙上談兵、難堪實務(wù)的“文學之士”。朱海門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九月二十九日，比吳汝綸大九歲，故吳題“海門尊兄大人詧書”。此處“詧”是“察”的異體字，有明察、辨析之義，傳達吳汝綸將自己的見解與朋友分享，請朋友體察的意思。當然，從中也可體味出吳汝綸將朱海門視為知己、引為同調(diào)的情愫。

關(guān)于安徽博物院的另一幅吳汝綸所題上款為“槃君”的作品，朱光潛晚年回憶青年時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情景曾寫道，“我在香港大學梅舍小書齋里壁上，掛著請鄉(xiāng)先輩方槃君（常季）先生替我寫的‘恒恬誠勇’四個大字”。他解釋這被作為座右銘的四個大字說：恒，就是恒心、毅力，有堅忍不拔、百折不撓的精神；恬，就是恬淡、簡樸，不貪圖物欲享樂、不追求利祿虛名；誠，就是誠實、忠懇，襟懷坦白、不自欺欺人；勇，就是勇氣、志氣，要奮力拼搏進取。

書寫“恒恬誠勇”四個大字的方槃君，即桐城人方守敦（1865—1939），字常季，號槃君。其父方宗誠（1818—1888），字存之，號柏堂，清后期知名理學家和文人，桐城派后期重要人物，有《柏堂全書》行世，日本有“柏堂學”研究。方槃君壯年追隨吳汝綸，致力于變法維新，曾跟隨吳汝綸赴日本考察教育，襄助吳汝綸創(chuàng)辦安徽最早的新式學堂桐城中學。他中年后專力于詩學和書法，有詩集《凌寒吟稿》六卷傳世，該詩集由其嫡孫、當代著名學者和作家舒蕪整理刊行。他的書法在市面上流傳很少，較有影響者是桐城中學校園東側(cè)立有四方形石柱，上有兩組陰刻對聯(lián)銘文，其東西兩面聯(lián)文即為方槃君所書：“高峰入云清流見底，雜花生樹群鶯亂飛。”上款為“集六朝人文句”，下款為“乙丑三月方守敦”。

乙丑年為1925年，迄今已近一個世紀。世事滄桑，物是人非，其石柱未被破壞，讓我們能夠領(lǐng)略桐城派書家方槃君“鷙驁蒼硬，體兼分隸”書法的風采，可謂幸甚矣。

吳汝綸這幅條屏是一首自作詩：“東海文明有本初，當時漸被盛何如？誰知岸谷多遷改，更向扶桑問秘書。槃君老弟詩家正句。吳汝綸。”從詩意看，此詩應(yīng)系吳汝綸晚年所作，中華文明原本興盛，可時代變遷，滄海桑田，如今卻要向接受中國文化滋養(yǎng)的日本學習，字里行間透露出深刻反省而又不得不面對現(xiàn)實的感慨。他曾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赴日本考察教育，吸收西學營養(yǎng)，便是“更向扶桑問秘書”的具體實踐。

此處“秘書”一詞，暗含用典。盛唐開元年間，日本曾派多批遣唐使團和留學生來長安學習。其中日本貴族子弟阿倍仲麻呂（698—770）傾慕中國文明，取漢語名晁衡，于國子監(jiān)太學完成學業(yè)，一舉考中進士，執(zhí)意長留大唐。他在唐朝生活長達37年，先任唐左春坊司經(jīng)局校書，后遷任門下省左補闕、左拾遺、秘書監(jiān)、左散騎常侍、安南節(jié)度使等多種官職。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晁衡傳播大量中國典籍和文化到日本，同時也與唐朝許多詩文大家結(jié)下深厚友誼，與李白、王維、儲光羲等均有詩文唱和，王維贈其詩的標題就是《送秘書晁監(jiān)還日本國》。這里“更向扶桑問秘書”句，即隱含晁衡的典故。

吳汝綸以晚清名臣、著名學人和教育家著稱，并不以書法名世。各類書法史著述，包括劉正成主編的《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王家葵的《近代書林品藻錄》等，對其書法都沒有涉獵。

其實，吳汝綸作為曾入內(nèi)閣中書的同治年間進士，其書法帖學功底扎實，楷行兼擅，剛?cè)嵯酀瑯忝嘧?，既有顏體的厚重勁健之態(tài)，又有王書遒媚靈動之味，極富文人書法的風致。就這兩幅作品來說，前者細骨豐肌，清秀雅致；后者渾厚蒼勁，氣骨開張。兩者皆沉穩(wěn)而富有變化，于楷行中雜以草書，雄健而灑脫，謹嚴而秀逸，在文人書法中別具格調(diào)和風貌。

當今更多把書法之道僅僅看作一種書寫技藝，即我們更多從書藝技巧角度談?wù)摃ǖ母呦聝?yōu)劣及價值。其實，書法作為文字書寫的高級形態(tài)，不僅本身是一種書寫藝術(shù)，而且也是傳達作者思想認識與情感態(tài)度的工具和渠道。王羲之《蘭亭集序》、懷素《自敘帖》、顏真卿《祭侄文稿》、蘇軾《黃州寒食詩帖》、黃庭堅《花氣詩帖》等，無不既是書法的佳作范本，又是千古詩文名篇，其中描寫的情景和情感打動歷代讀者的心靈。這與現(xiàn)今各類書展和書家所寫書法，多半抄寫傳統(tǒng)詩文或古人雋語，絕不相類。安徽博物院這兩幅作品，除了讓我們領(lǐng)略到吳汝綸書法的風采，更讓我們看到他的睿識和胸懷?！秴侨昃]全集》漏收的這兩幅作品，卻為桐城派及吳汝綸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史料。

在這個意義上，古人書法與今人書法不同，因其所書多為自己對人生世態(tài)的獨到體悟和認識，常常具有超越書法之外的多重價值。

（作者單位：安徽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