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 王軼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有著悠久的法律文明。徐道鄰先生在《唐律通論》中曾言：“中國法律，源遠流長。中國法系，亦有其崇高之歷史地位，除行之于本國外，對于日本、高麗、琉球、越南、暹羅、緬甸等東亞國家，均有極大之影響。”但就民法而言，卻如楊鴻烈先生在《中國法律發(fā)達史》中所言，中國法系“以確保國家統(tǒng)治權為目的，對于私人間之權利義務關系，認與公益無涉，遂視為細故，致我國歷代法典，對于近代民法典中所規(guī)定的事項，規(guī)定甚少” 。

近代民法的建構與探索

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八國聯(lián)軍入侵北京后，風雨飄搖中的大清王朝在西洋人和東洋人的雙重擠壓之下終于認識到，僅僅在器物層面上學習別人無法改變落后挨打的命運，遂轉向制度層面尋找藥方，以求“變法圖強”。大清民律的起草就是舉措之一。1902年，沈家本、伍廷芳被任命為修律大臣，擬制定刑律民律。1904年清政府設立修訂法律館，專門負責擬定各項法律和專門法典。1908年10月，修訂法律館延聘日本法學士松岡義正為顧問，正式起草民法。西法東漸，自此而盛。隨后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計1569條，分總則、債權、物權、親屬、繼承五編。其中，總則、債權、物權三編由松岡義正等人仿照德、日民法典的體例和內容草擬而成；親屬、繼承二編由禮學館起草，但仍沒有超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格局。《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后僅兩個月，辛亥革命爆發(fā)，清王朝覆滅，這部民律草案沒有來得及正式頒行。

民國時期曾兩次進行民法典的起草工作。1922年春，北洋政府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上提出收回領事裁判權，大會決議由各國派員來華調查。北洋政府飭令修訂法律館編纂民刑各法典，遂參考《大清民律草案》和各國最新立法例，調查各省民商事習慣，于1924—1925年間完成民法典草案。北洋政府司法部于1926年11月通令各級法院將草案作為法理在裁判中引用，但該草案一直未能正式頒行。1927年6月，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設置法制局，著手起草各重要法典，于1929—1930年完成民法典各編的起草工作?！吨腥A民國民法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正式頒布施行的民法典，計1225條，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迄今仍施行于我國臺灣地區(qū)。就這部《民法典》而言，梅仲協(xié)先生嘗言，“采德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蘇聯(lián)之成規(guī)，亦曾擷取一二”。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民法發(fā)展

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也曾兩度進行民法典的起草。一次開始于1954年，到1956年12月完成草案，計525條，包括總則、所有權、債、繼承四編，主要參考1922年的蘇俄民法典。另一次開始于1962年，到1964年完成草案試擬稿，計262條，包括總則、所有權和財產(chǎn)流轉三編。這個試擬稿既要擺脫蘇聯(lián)民法模式的影響，又要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典劃清界限，沒有明確的參考對象。不過這兩次民法典的起草，都沒有能夠最終完成。

改革開放以后，新中國歷史上第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拉開帷幕。1979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民法起草小組，到1982年5月，完成了《民法（草案）》第四稿，包括8編，43章，465條。這次《民法典》起草雖然沒有最終完成，但催生了一系列民事領域的立法成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86年4月12日頒布、1987年1月1日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全國人大監(jiān)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勝明在回顧改革開放民事立法40年時曾說，《民法通則》是改革開放進程中的里程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中的里程碑，它的歷史功績怎么評價也不為過?！睹穹ㄍ▌t》的歷史功績最重要有兩點：一是明確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chǎn)關系和人身關系屬于民法調整；二是民事主體享有廣泛的民事權利。這一評價恰如其分?！睹穹ㄍ▌t》的起草有一條成功的經(jīng)驗，就是很好地實行了學術界、實務界和立法機關的三結合。學術界參與這部民事基本法起草的是新中國第一代民法學家，他們的代表是被尊稱為“民法四先生”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佟柔先生、北京大學法學院魏振瀛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王家福先生、中國政法大學江平先生。

《民法通則》的起草，盡管主要參考了當時蘇聯(lián)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事立法，但難能可貴的是，這部民事基本法在“照著講”的同時，開啟了“接著講”的努力。以《民法通則》第5章關于民事權利的規(guī)定為例。該章專設一節(jié)，用八個法律條文對人身權作出了明確、集中的規(guī)定，人身權得以與財產(chǎn)所有權和與財產(chǎn)所有權有關的財產(chǎn)權、債權、知識產(chǎn)權并身而立，這在世界民事立法史上乃是首次。那些曾經(jīng)在世界范圍內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民法典，不管是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還是瑞士民法典，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民法通則》頒行之后，中國的民事立法進程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繼續(xù)推進，在民事單行法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首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的頒行。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改革目標。為完善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基本法律制度，立法機關啟動了統(tǒng)一合同法的起草工作。這部法律的起草，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法制背景：中國自清末進行法律改制以來，一直深受歐洲大陸法律傳統(tǒng)，尤其是德國法律傳統(tǒng)的影響。但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所面對的國際經(jīng)濟交往現(xiàn)實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guī)缀跏撬兄匾獓H交易規(guī)則的主導者。在進行合同法起草的過程中，如何把來自成文法法律傳統(tǒng)的元素和來自普通法法律傳統(tǒng)的元素，體系圓潤地融合在一起，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立足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確立對市場交易關系進行調整的規(guī)則，是立法機關必須作出妥善回答的問題。立法機關在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全力配合下，順利完成了合同法的起草工作，1999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審議通過，同年10月1日開始施行，一舉結束了《經(jīng)濟合同法》、《技術合同法》、《涉外經(jīng)濟合同法》三足鼎立的局面。

其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的頒行。物權法著重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chǎn)的歸屬和利用關系，與著重調整平等主體間財產(chǎn)流轉關系的合同法，同屬調整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關系的基本法。物權法的起草，恰值中國改革開放進入重要的轉型階段，改革開放以來一些領域積累的社會矛盾有激化趨勢，出現(xiàn)了反對起草物權法的聲音。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人都把物權法能否順利起草完成，看作中國將向何處去的一個重要風向標。中共中央順應大勢，力排眾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于2007年3月16日審議通過，同年10月1日開始施行。這部民事單行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歷經(jīng)七次審議，才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創(chuàng)下了新中國立法史上的一項紀錄錄。

再次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頒行。在世界民事立法史上，成文法的法律傳統(tǒng)之下，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或者地區(qū)單獨制定侵權責任法，或者把侵權責任法作為民法典中單獨的一編加以規(guī)定。2009年12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審議通過，2010年7月1日開始施行。

在物權法起草過程中，2001—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嘗試進行新中國歷史上第四次民法典的編纂。2002年12月23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對條文總數(shù)為1209條的《民法典（草案）》進行了一次正式審議，這在新中國的立法史上也是第一次，但是隨后并未繼續(xù)推進民法典的整體編纂工作，而是致力于起草單行的民事法律。

新時代的中國民法典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編纂民法典的決定，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抉擇，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編纂民法典，既要“編”又要“纂”。所謂“編”，就是要將既有的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等民事法律和制度進行系統(tǒng)整理、統(tǒng)合；所謂“纂”，就是要結合我國改革開放實踐中出現(xiàn)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確立新的制度。因此，編纂民法典不是對現(xiàn)行法的簡單匯編，而是要在總結現(xiàn)行立法和司法經(jīng)驗的基礎上，進行必要的制度完善、設計和創(chuàng)新。

2015年3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編纂工作正式啟動，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五次民法典編纂。此次《民法典》的編纂分兩步進行：第一步，起草民法總則；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已于2017年3月15日審議通過，同年10月1日開始施行?！睹穹ǖ洹贩志幇ㄎ餀?、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六編，其中物權、合同、婚姻家庭、繼承各編都以此前相繼頒行的民事單行法為藍本，修改完善而成。目前各編草案均已編纂完成，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民法典（草案）》提交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進行審議，計1260條，包括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等七編?！吨腥A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可謂呼之欲出。

在成文法的法律傳統(tǒng)之下，民法典包含著一個民族的精神密碼，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常常要借助民法典來表達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對人類所面對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的看法。這些問題包括如何看待人，如何看待家，如何看待社會，如何看待國家，如何看待人類，如何看待自然，新中國第一代民法學家謝懷栻先生曾言：“民法典較之刑法、訴訟法等更足以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高度，而且只有一個全中華民族的民法典才能表明中華民族已攀上了歷史的高峰。”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