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汪曾祺的《打漁殺家》，是別人編選的他的文論集。我搜索了一下，發(fā)現(xiàn)他的文章被編輯出版了200多種選本，這本《打漁殺家》大約也是其中之一吧。我以為汪曾祺早已被人淡忘了，他那些平淡而精美的小說和散文是不會有多少讀者的，所以這個結(jié)果多少有點意外。

一位朋友說，現(xiàn)在人們講究生活美學(xué)，汪曾祺的書受歡迎并不奇怪。前兩年倒是聽說過古琴、茶藝、美食等正在成為時尚，這大概就是生活美學(xué)吧。說汪曾祺的書流行和這種風(fēng)氣有關(guān)，倒也不能算冤枉。他寫美食、寫花草樹木、寫昆蟲、寫游戲、寫喝茶，以及地方節(jié)慶、民間風(fēng)俗，以致有人徑直說汪曾祺是一位生活家，其意大約是說汪曾祺是日常生活的欣賞者、贊美者，這也不無道理。

他寫過一篇散文，叫《昆明的花》，里面“葉子花”是這樣寫的：

葉子花別處好像是叫做三角梅，昆明人就老實不客氣地叫它葉子花，因為它的花瓣和葉子完全一樣，只是長條頂端的十幾撮花的顏色是紫紅的而下邊的葉子是深綠色的。青蓮街拐角有一家很大的公館，圍墻的墻頭上種的葉子花。墻頭上種花，少有。

文章寫了昆明十幾種花，都是這么寫的，沒有什么別的深意，也不象征什么東西。也許有人會問，寫這個干嘛？我以為，汪曾祺就是覺得葉子花好看，寫下來讓更多的人知道葉子花，有機會看到了說，“這就是葉子花？是挺好看的”。如此而已。

汪曾祺是當過“右派”的。當“右派”當然是很倒霉甚至很痛苦的事情，但對于在西南聯(lián)大那個人才濟濟的地方就被視為才子的汪曾祺來說卻未必。解讀作為“右派”的汪曾祺的心理狀態(tài)，對于我們認識他也許更有價值。

他在《隨遇而安》一文里回憶道：

我當時的心情是很復(fù)雜的。我在那篇寫“右派”的小說里寫道：“……她帶著一種奇怪的微笑。”我那天回到家里，見到愛人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就是帶著這種奇怪的微笑的。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笑。……人到了極其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會生出這種比悲號更為沉痛的滑稽感……

數(shù)年之后，汪曾祺已被摘掉“右派”帽子，在樣板戲《沙家浜》劇組寫劇本，有人私下告訴他江青的指示：汪曾祺是控制使用。他當時汗就下來了，臉色都變了，他自己說是打成“右派”時落下的毛病?？梢姰?ldquo;右派”這事對汪曾祺打擊之重、創(chuàng)傷之深。他也并不是刀槍不入的世外高人。

然而，既然已經(jīng)當了“右派”，汪曾祺便“隨遇而安”起來，自說是：“‘遇’，當然是不順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著呢？既然如此，何不想開些。如北京人所說：‘哄自己玩兒。’當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是很好玩的。”

懂了這句話，大概就懂了汪曾祺大半。順利的時候，這句話誰都會說，倒霉的時候，還是這個態(tài)度，那便不容易了。沈從文說自己的這個學(xué)生：“他的文章應(yīng)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的還是態(tài)度，‘寵辱不驚’！”為什么汪曾祺能“寵辱不驚”，就是有這句話在心里頂著。

于是，汪曾祺便興致勃勃地從一個文學(xué)才子變成了農(nóng)業(yè)工人。干各種重活之外，他還是一個給葡萄噴波爾多液的能手。這活不重，但是很磨人，葉面噴一遍，葉背噴一遍，噴多了不行，噴少了也不行。農(nóng)業(yè)工人們不耐煩干這個，汪曾祺卻干得興致勃勃。從對這種簡單、細致、持久的工作的態(tài)度中，能看出汪曾祺平穩(wěn)而柔韌的性格特點。

看他寫那一段生活的小說和散文，你會發(fā)現(xiàn)他雖然是以戴罪之身下放勞動，但心情很不錯。除了干活，他還演戲、做布景、化裝、布置展覽、畫馬鈴薯。他曾用戲劇油彩把一群要去跑旱船的女工打扮得如花似玉。這日子過得！

他的《七里茶坊》是一篇被忽視了的小說。有不止一位作家說過不愿寫臟東西，《七里茶坊》寫的卻是掏糞，汪曾祺心里只要稍微有點膈應(yīng)，這篇小說是寫不成的，至少是不能寫得讓人絲毫不覺掏糞之臟。他說什么？他說：“我于是猛吸了一口氣，品味著貨真價實、毫不摻假的糞干的獨特的、不能替代的、余韻悠長的酸味。”他連糞干的氣味都能欣賞，還怕什么？

汪曾祺下放勞動的地方是河北張家口，口蘑就出在那里。他大概是自己采了一點口蘑，裝在一個白茬木盒里寄回家。他在那個白茬木盒外頭畫滿了菊花，畫得還挺好。他畫這個干嘛？給誰看？給老婆孩子？那個木盒寄到家肯定就扔了。其實就是他自己想畫，覺得那個白茬木盒光禿禿的缺了點什么，畫上花，他心里舒服了。我覺得這個畫了菊花的木盒才是汪曾祺最杰出的作品。都淪落到這種地步了，他還能有這樣的心境。我相信，他畫這些菊花的時候，心里肯定很安靜、很美。過去那個少年成名的汪曾祺，將來會不會在這當一輩子農(nóng)業(yè)工人，都跟此刻的他無關(guān)。他就是心里干干凈凈地在畫菊花。他畫的是他心里的生活。

莊子說：“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正在木盒上畫菊花的汪曾祺，就是這句話的絕佳的形象注解?；蛘哒f，“生活，是很好玩的”，這句話汪曾祺并不是嘴上說說，他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是這么想的。他似乎是天生的對日常生活充滿了興趣，而且不可改變。

如此說來，好像汪曾祺眼里全是美的有趣的人和事，這倒也未必盡然，事實上也不可能。他也有不以為然的、討厭的東西。

在小說《異稟》里，他把那些舊日的市井細民的日常生活寫得那樣細致，那樣生意盎然。王二的熏燒攤子上的各色食品宛如藝術(shù)品一樣值得人們?nèi)バ蕾p、贊嘆，即便是保全堂地位最低下的、有點愚笨的陳相公，他那種經(jīng)常挨打的處境，汪曾祺也沒有寫得悲哀凄慘。陳相公也有自己的樂趣，傍晚時分，他爬上屋頂收曬好的中藥時，看那些店鋪和人家的屋頂，看遠處的綠樹、綠樹后面緩緩移動的船帆，看鴿子、風(fēng)箏，看變幻多姿的巧云。這篇沒有矛盾，沒有沖突，幾乎全部是用生活細節(jié)構(gòu)成的小說的主題，在我看來并不是結(jié)尾時陳相公和陶先生跑到廁所去模仿王二的大小解分開，諷刺他們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這種生理習(xí)慣上，而是說生活本身是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對于陳相公和陶先生，大概連諷刺都算不上，倒不如說是同情中的一聲惋嘆。盡管如此，對于陳相公和陶先生的這種因愚昧而生出的不著邊際的寄托，汪曾祺至少是不贊成的。

《晚飯后的故事》的用意寫得極其隱晦，不仔細琢磨你不知道他要說啥。郭慶春家里窮，十二三歲就去掙自己的衣食，后來又去學(xué)戲。舊社會學(xué)戲很苦，可郭慶春咬著牙撐下來了，快畢業(yè)的時候他倒了倉，“一字不出”。戲唱不成了，郭慶春拉菜、賣西瓜、賣柿子討生活。新中國成立，郭慶春嗓子也出來了，到外地的劇團重操舊業(yè)。“經(jīng)過了生活上的一番波折，他這才真正懂得在進科班時他媽跟他說的話：‘要肚里長牙。’他在臺上從不偷工惜力，他深深知道把戲唱砸了，出溜下來，會有什么后果。他的戲碼逐漸往后挪，從開場頭一二出挪到中間，又挪到了倒第三。他很知足了，這就到了頭。在科班時他就知道自己唱不了大軸，不是那材料。”后來，他跟一個女領(lǐng)導(dǎo)結(jié)了婚，進了導(dǎo)演訓(xùn)練班，當了導(dǎo)演，調(diào)回了北京，有了孩子，有了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他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因為滿意，就沒有理由不發(fā)胖，于是就發(fā)胖了。”汪曾祺這是要寫一個導(dǎo)演的成長史嗎？顯然不是。在縷述郭慶春的經(jīng)歷時汪曾祺沒有一句褒貶，但是也沒有《異稟》里那種對小市民生活的欣賞與溫情。他像是在講述一個跟自己隔著一層玻璃的故事。這在汪曾祺的作品中是很少見的。

如果你知道一位作家曾說過：為了生存而生存才是最大的悲劇，這篇小說就不難理解了。郭慶春沒干過壞事，沒有坑蒙拐騙，沒有陷害同行，他所有的努力咬牙不過是為了吃上飯，吃上好飯而已。吃上好飯以后呢？沒有了。“他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這樣的人到處都是，我們隨時都可以碰到，但汪曾祺對這樣的人生態(tài)度不以為然，所以郭慶春的故事中散發(fā)著小市民的庸俗氣息。這種庸俗更常見，更普遍，更不容易被察覺。

鮮明地表露汪曾祺對庸俗不屑的是小說《金冬心》。小說里的金冬心倒是懂“生活美學(xué)”的。買名硯（一塊紅絲碧端、一塊蕉葉白），喝碧螺春，讀《金剛經(jīng)》，賞寶珠山茶，還想買10盆五兩銀子一盆的素心蘭，并自以為“這樣的蘭花，除了冬心先生，誰配？”然而，他去陪兩淮鹽務(wù)道鐵保珊大人吃飯了。請客的是大鹽商程雪門。席間行酒令，程雪門出了洋相，因為說了一句“柳絮飛來片片紅”，引得一席人嘩笑。那“程雪門正在滿臉紫漲，無地自容，忽聽得金冬心放下杯箸，從容言道：‘諸位莫吵。雪翁此詩有出處。這是元人詠平山堂的詩，用于今日，正好對景。’他站起身來，朗吟出全詩：廿四橋邊廿四風(fēng)，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這詩是金冬心隨口現(xiàn)編的，卻輕輕地把程雪門的尷尬化解掉了。這就是魯迅所說的“商的幫閑”的生動寫照。第二天程雪門派人給金冬心送來1000兩銀子。錢有了，金冬心讓把10盆五兩銀子一盆的劍蘭送來，卻讓人把不幫他賣上有自家書畫的方燈的袁子才的10本《隨園詩話》搬走，還罵了一句“斯文走狗”。

金冬心在罵袁子才，汪曾祺卻是借金冬心之口罵金冬心。不過繞了這么個彎子，罵得就沒有那么痛快而已。粗心的讀者也許會忽視掉汪曾祺真正的用意，反而對汪曾祺在小說中寫的那個“清淡而名貴”的菜譜更感興趣。

這也怪汪曾祺自己。他固然也有不以為然，有諷刺，但他不愿讓讀者感到痛苦，更不會讓讀者感到絕望。他說：“我認為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

“給讀者以喜悅”，這就是汪曾祺的創(chuàng)作目的。汪曾祺見識過苦難，也經(jīng)歷過苦難，“知道人生多苦辛”?？伤男愿?、教養(yǎng)、趣味決定了他不會去寫那些讓人悲痛欲絕的苦難。所以，在他的筆下，沈沅雖然被打成了“右派”，生活仍然是有希望的，因為有王栓、褚大姐、趙所長……

雖然有痛苦和丑陋，但“活著是美的”。

（作者單位：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人文與發(fā)展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