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是英雄？不敢，是狗熊？且慢這么說。

司馬懿是三國曹魏最出色的戰(zhàn)將，深諳韜略和計謀，常常一馬當先，是個狠角色，然而他也有“不敢”的時候：

諸葛亮五出祁山，“自引一軍屯于五丈原，累令人搦戰(zhàn)”，司馬懿則嚴令諸將“堅守勿出”，甚至說出了“諸將如再言出戰(zhàn)者斬”的話。諸葛亮用激將法，“乃取巾幗并婦人縞素之服，盛于大盒之內，修書一封，遣人送至魏寨。……懿拆視其書，略曰：‘仲達既為大將，統領中原之眾，不思披堅執(zhí)銳，以決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謹避刀箭，與婦人又何異哉！’”司馬懿雖然“心中大怒”，“佯笑”一陣后，依舊“受之不戰(zhàn)”。在諸將憤怒，紛紛要求“即請出戰(zhàn)，以決雌雄”之際，他又搬出曹主，“如再有敢言出戰(zhàn)者，即以違旨論”。

如此不敢，窩囊嗎？其實一點也不。他是看準了諸葛亮長途奔襲，希望速戰(zhàn)速決的心思，故意以拖待變，最終氣得諸葛亮吐血，自此“神思不寧”，終因積勞成疾，病逝五丈原。

司馬懿顯然不是狗熊。這種不敢，實在是智的表現。

老子《道德經》說：“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孔子即是“勇于不敢”的智者。子路曾問孔子：“您和我，誰比較適合帶兵打仗？”孔子回答：“我適合。”子路反問：“您不是常說我很勇敢嗎？”孔子說：“可我不僅勇敢，還勇于不敢呀！”

“勇于不敢”才適合帶兵打仗，看似悖論，其實充滿辯證的智慧。“勇于不敢”，才會充分考慮戰(zhàn)場內外形勢和戰(zhàn)爭的各種因素，運籌帷幄，深謀遠慮，審時度勢，出其不意，以計取勝。

所以，當子路又問孔子“子行三軍，則誰與？”時，孔子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孔子不敢，自然也不是狗熊。

古往今來，創(chuàng)大事業(yè)、有大成就者，都是“有所敢”“有所不敢”?？鬃右埠茫抉R懿也罷，當然有“勇于敢”的時候?？鬃託v盡艱辛，困厄于途，甚至累累若喪家之狗，仍然周游列國，以頑強意志和毅力，傳布他的思想。同樣，司馬懿在兩軍對壘時常常列陣于前，指揮若定，鋒鏑所向，凱歌所奏。當他們“有所不敢”的時候，恰恰是需要膽識和智慧、謀略和定力的時候，也是更考驗人的時候。

敢與不敢，既是辯證的，又是統一的。敢于擔責、拼搏、任事，敢于批評庸俗鄙陋、阿諛奉承，敢于拒絕藏垢納污、利益輸送，凡此種種，都應該有所敢；為人處世，則應該不敢巧舌如簧、兩面三刀，不敢矯飾諂偽、吮疽舐痔，不敢忘記初心、違背良心、踐踏紀法。

然而，有些人卻是應該不敢時十分敢，應該敢的卻又往往不敢。比如，在干事創(chuàng)業(yè)上不敢闖、不敢試，渾渾噩噩，選擇“躺平”，對道德、紀法卻又“無所敬畏”“無所畏懼”，滿面紅光地周旋于觥籌交錯，油頭粉面地流連于燈紅酒綠，從紅包到紅顏，從字畫到豪宅，什么都敢“笑納”，真正是敢于徇私枉法、勇于巧取豪奪。說到底，這種敢，是欲壑難填、得意忘形。

有所不敢，體現的則是對本心的堅守、本真的恪守。

北齊時，奸臣和士開獨攬朝政。一眾官員都拜其門庭、投其所好，趁機為子弟謀求一官半職，因此“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劼卻把兩個兒子都派往外地，其弟不解，質問他為何不把兩個侄兒安排在京城繁華之地，謀得一份好工作，卻要去偏僻地方受罪。崔劼回答他不敢把兒子留在魚龍混雜的京城，即便留下也難有作為，不如讓他們到條件差但淳樸、清靜的地方施展才華，他態(tài)度鮮明地說：“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崔劼的不敢，是不敢曲意逢迎，不敢網羅關系。其不敢，實乃大敢，敢不趨炎附勢，敢不隨波逐流，敢守住內心，敢清儉勤慎。

有時候，恰恰是不敢，是英雄，敢，才是狗熊。敢中有不敢，不敢中有敢，乃是“有所敢”與“有所不敢”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