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shù)靠的是靈智，靈智者，靈魂深處所流露的智慧也。這本是人人所共有者，即孟子所謂：“不慮而知”者也。只是這天生的良知人們必須以自己的“功夫”（王陽明用功夫說明個人的修為）使之在行上體現(xiàn)，知和行是一體的，知之萌發(fā)即行之開端，曾不可分為兩段。

中國文人畫所重視的便是這“知行合一”的境界，它靠的是對稍縱即逝的心靈狀態(tài)的把握，而不是靠耐久力的“九朽一罷”去慢慢涂改勾劃，刻翠剪紅，畫眉描角。當此之時，心外無物，如一面明鏡，了無塵垢。它所照見的是描寫對象的精靈，所舍棄的則是皮毛外相和癰贅渣滓。修養(yǎng)有別則取舍異殊。其間的高低之判，則是文人們自家的事，切磋磨礪自有文人高致和趣味。其中的佼佼者如380年前的八大山人之作，蔚為中國畫史奇跡。“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天不生八大山人，中國畫史則黯然失色，而當八大山人一出，則可見月耀中天，花開滿樹的勝景。當然，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成為地地道道的文人，更不能希求文人畫家一個個都成為八大山人似的畫圣。近代以還稱大家者如吳昌碩臨八大，不免霸悍；齊白石臨八大，略顯鄉(xiāng)愿。張大千之抄襲作偽，故昂其值而窘態(tài)畢現(xiàn)，其余不足論矣。

苗和種子是先天、后天綜合所構(gòu)，作品只是它們的生成。所謂“栽什么樹苗結(jié)什么果，撒什么種子開什么花”者，即指此也。苗與種子已不止指內(nèi)心，而是可見的植物之童年時代，其優(yōu)劣甚難更改，罌粟之花只能結(jié)出魔鬼之果，而圣潔之藕則可生發(fā)清水芙蕖。

所以培育苗與種子之念是內(nèi)心之事，知善知惡是“良知”，而為善去惡是“格物”，這本是儒家理學與心學的家數(shù)，今之畫人忘之者眾矣。既是內(nèi)心之事，便是“為己之學”，為己之學所最重者是大公、是無私，“為己”之目標是“利它”。這番道理于王陽明《傳習錄》中述焉甚詳，好讀書的人，不妨時時閱之，久之，本然良知的自覺則漸漸彰顯，筆下自少去了那為害至巨的鄙俗之氣。

今之中國的自稱“文人”者多好拽，無知而拽者是謂“酸”；有知而拽者是為“腐”，這“酸腐”二字遺害匪淺，自古及今，不絕如縷。可悲者，拽風披靡于畫界，天下之稱文人畫家者，曾不知其讀何典籍、著何文章、有何詩章。唯見縱橫涂鴉，一片惡俗。用墨不知濃之為濃，焉知淡之為淡？構(gòu)圖不求實之為實，焉使虛之為虛？雖作癡呆狀、作混沌狀、作跌宕狀、作豪縱狀、終難免東施效顰、邯鄲學步之誚。

中國之文人畫家重即興而神馳，躍馬攬轡奔逸絕塵，當此之時，胸無掛礙，內(nèi)外渾然一體，筆筆無非生機，這才能稱作藝術(shù)家“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的創(chuàng)獲。然而未有三五十年功夫，大概是不可夢見的。

“致良知”之學，為中國儒家身心之大境界，為人必當如此，作畫亦當如此。道家主“真”、儒家主“誠”、佛家主“無礙”，三教九流莫不歸一。王陽明以“致良知”為其學說之核心，集三教之精華，厥成大學問。以至心學成為中國文人必修之科目。謹寄筆底千字，以為“中國書畫”新年賀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