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為讀書，所以藏書，還是因為藏書，所以喜歡讀書，似乎是一個無聊的設(shè)問。人們對“讀書與藏書”的關(guān)系多有議論，但見解不盡相同，豐子愷先生在題為《讀書圖》的畫上，題詩曰“藏書如山積，讀書如水流。山形有限度，水流無時休”，我認為這首詩道出了讀書與藏書的本質(zhì)聯(lián)系。

“藏書”一詞最早見于古代典籍《韓非子•喻老》，它出自一個故事。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于周涂，馮曰：“事者，為也。為生于時，知者無常事。書者，言也。言生于知，知者不藏書。今子何獨負而行？”于是王壽焚其書而舞之。

意為王壽背著一大包書行走在路上，碰見了徐馮。徐馮對他說：“事情，是要靠人做出來的。做任何事情都要順應(yīng)時代潮流，知識哪能固定不變呢。書籍，所記錄的都是人們的言論。而言論又是出于人們對客觀事物的理解，有智慧的人是不收藏書籍的。現(xiàn)在你為何還要背著書遠行呢？”王壽聽了，便把書燒掉，并且高興得手舞足蹈。韓非子對王壽焚書是持贊同觀點的，評價說“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這算是“藏書”一詞的最早出處，也可以說是中國藏書文化的肇始。但卻是對“藏書”持否定態(tài)度的。

我國古代有很多著名的藏書樓，無論是官家還是私家，建樓的目的都在“藏”，而讀書則在其次。從藏書的管理層面來看，更是把“藏”規(guī)定得非常嚴密。以寧波天一閣為例，它所藏圖書之所以能流傳400多年，不被外借、不被拆分、不被讀濫，一個重要的經(jīng)驗就是采取封閉式收藏，保存私密，管理嚴密，正如天一閣創(chuàng)始人范欽給子孫定下的規(guī)矩，“代不分書，書不出閣”。

古人對書以“藏”為主的指導(dǎo)思想，自然有古代書籍印制成本高，人們又“敬惜字紙”的原因。但是，把書藏起來，秘而不讀，圖書的利用率卻大大降低，客觀上與無書無異。當(dāng)然，恰是藏書家的這個傳統(tǒng)，在兵荒馬亂的歲月中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影響了傳播，卻有利于保護。

我們還是探究一下讀書人為何鐘情于藏書的原因吧?，F(xiàn)代學(xué)者、藏書家黃裳說：“只有自己的書才能從容不迫地細細賞玩，借來的書讀起來總有一種迫促的感覺，一點都沒有親切的情趣。”可見讀自己的書與讀借來的書心境大不相同。近代教育家夏丏尊先生說：“我不喜歡向別人或圖書館借書，借來的書，在我好像過不來癮似的，必要是自己買的才滿足。”又可見，讀自己的書可更深入而回味。也是，讀書者需要一種心境，在漫步字里行間中，在細細思量回味里，款款走進智慧的芳圃，采擷思想的精華，與智者對話，向名家討教，有了不受名韁利鎖束縛的自由，有了不受時空局限的自主。讀自己的書，有自主的歡樂與自由。

說到底，書當(dāng)為“讀”而生，不應(yīng)只為“藏”而在，蘇東坡堪為不主張藏書者的典范，他一生幾乎無任何藏書。蘇東坡認為藏書有三大弊?。阂皇歉∧綍r名，藏書只為了獲得名聲，而非為了鉆研學(xué)問；二是費盡心力收羅來的書，從不閱讀，全都束之高閣，只是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噓的資本；三是把藏書視為私產(chǎn)，不僅自己不讀，亦不外借他人，為了收藏而收藏。時至今日，蘇東坡所指斥的，依然擊中那些為藏書而藏書者的軟肋。

近現(xiàn)代以來，隨著書籍印制技術(shù)的成熟，大量公共圖書館產(chǎn)生，藏書不再是高不可攀之事。但是，遺憾的是很多圖書館的管理思路與方法依然是以“藏”為主，以藏有多少、藏有稀有為榮，并沒有考量所藏圖書的利用率、讀者借閱的有效率。其實，書不再是炫耀身價與身份的“身外之物”，只有讓書流動起來，讓人們把書中內(nèi)容讀通、讀懂，才能真正營造一個區(qū)域的文化氣息，才能讓人有一種文化的底氣。因此，我們不如將藏書的愛好轉(zhuǎn)化為讀書的愛好，將所藏書籍的內(nèi)容轉(zhuǎn)化為人們頭腦中的知識，轉(zhuǎn)化為人們立身行事的技能，轉(zhuǎn)化為人們的道德價值判斷。

古人講：“藏書不難，能讀為難；讀書不難，能用為難。”藏書固然重要，讀書更為重要。千百年來，人們通過閱讀來獲取知識、提升品位，也借此得到生活的力量。打開一本書，等于開啟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在當(dāng)今多媒體傳播信息的時代，閱讀更應(yīng)成為我們獲取知識的最有效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