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經(jīng)歷大規(guī)模的流行性傳染病，是2003年發(fā)生在中國的“非典”。那時我丈夫因車禍去世不久，我正沉浸在深不見底的哀痛中。突來的烈性傳染病，奪去了一些無辜的生命，讓我明白這樣的疾病跟車禍一樣可怕，它置人于死地時是如此悄然無聲。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知道100年前我所生活的城市發(fā)生過一場大鼠疫。這場鼠疫是由在俄國西伯利亞的中國勞工傳入哈爾濱的。當時城市人口剛過10萬，死亡者卻高達5000多人。我開始查閱相關歷史文獻，有了創(chuàng)作以這場鼠疫為背景的小說的沖動。

我經(jīng)歷的第二次大規(guī)模流行性傳染病，是2009年暴發(fā)于墨西哥、蔓延至美國和全球的甲型H1N1流感。那時我這部以哈爾濱大鼠疫為背景的小說已經(jīng)籌備完畢，正待文字的啟航。記得那年初春，我去參加法蘭克福書展，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我是佩戴著口罩通過體溫檢測后才被允許登機的。書展結束，從法蘭克福乘火車到柏林，在一個陰雨的日子參觀柏林墻時，我覺得那涂鴉的墻，就像匍匐著病毒。這樣一堵病毒世界的墻，是全世界熱愛陽光的人都要努力推倒的。雖說推倒之后，在人類膨脹的私欲和對大自然的破壞中，墻還會現(xiàn)形，但它終歸是短命的，因為世上沒有哪一堵邪惡的墻會是永世的。

2009年，我從法蘭克福參加書展回來，開始了《白雪烏鴉》的寫作。我用小說復原那段歷史，探尋死亡深處的生之幽光。當時清政府任命英國劍橋大學畢業(yè)的醫(yī)學博士伍連德為東三省防鼠疫全權總醫(yī)官。伍連德親臨哈爾濱指導防疫，他在一個簡陋的平房，做了中國醫(yī)學史上首例尸體解剖，發(fā)現(xiàn)這是一種可以通過飛沫傳染的新型肺鼠疫，在感染人數(shù)和死亡數(shù)字節(jié)節(jié)攀升的情況下，他果斷上奏朝廷，要求控制鐵路和公路交通，調(diào)動陸軍封城，設立隔離病院，家家戶戶消毒，號召疫區(qū)人們佩戴口罩。

而我當年在圖書館查閱鼠疫期間出刊的哈爾濱報紙時，看到了形形色色的趣聞和廣告，有哄抬物價的不良商家，更有慷慨捐助防疫物資的有情有義的商人；有被鼠疫嚇得精神失常的懦弱者，也有不懼感染給患者送飯的有擔當?shù)陌傩?。那時人們迷信用生銹的釘子煮水喝，可以防治鼠疫，所以銹釘子成了金子。但最終戰(zhàn)勝鼠疫的，還是科學。

《白雪烏鴉》中文版出版10年了，2020年法語版的《白雪烏鴉》出版之際，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情警報一聲比一聲急，這是我經(jīng)歷的第三次重大傳染性疾病了。在全球化時代，我們生活在同一家園，傳染性疾病是人類要共同面對的敵人。因為病毒不像語言，它無需翻譯，長著隱形翅膀，能翻山越海，威脅每一個人。它是魔鬼，覬覦人類的智慧、善心、美好的情感，想摧毀這一切。可人類歷經(jīng)萬代建立起來的信念、理想、愛與仁慈，是最強大的力量，終歸會消滅和降服它。

此刻的世界如此動蕩，又如此寂靜，仿佛我們戴著口罩的時刻，像是屏住了呼吸，可我們的心臟卻在勃勃跳動。如果說口罩是幽閉之門，那么它囚禁的只是暫時的我們，它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被打開，讓我們呼吸自由的風，奔向該奔向的地方。

我曾兩次去巴黎奧賽博物館，觀賞館藏的米勒的作品。我非常喜歡他的油畫《晚禱》，這個時刻的我們，就是畫面中黃昏時分靜穆晚禱的男女。我們真誠祈禱：愿病毒早去，讓我們能在大地安然勞作，創(chuàng)造另一季的豐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