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先生仙逝，享年一百零一，作為弟子，在先生的告別儀式上，不禁泣不成聲。先生對我的耳提面命、諄諄教誨與親切關懷，猶如一幀幀的電影鏡頭，清晰地重現在我的腦海之中。弟子不才且不肖，深負先生的期望，謹以此文，表達對先生的崇敬與懷念。

1982年，我在安徽師范大學攻讀先秦史碩士學位，學位論文的內容是先秦的土地制度，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有關中國古代歷史分期的問題成為論文寫作的關鍵。在認真學習了諸家的學說后，十分服膺先生的魏晉之際封建說，遂蒙生何門受業(yè)之志。1984年下半年，斗膽冒昧地上書先生，表達自己的意愿并呈上自己已發(fā)表的文章，不久即獲先生賜函，鼓勵我參加當年的入學考試。由于當時未有提前畢業(yè)的先例，故延宕至1985年上半年才得以參加考試并被錄取成為先生的博士弟子。先生本屆就收了我一人，我深知先生對我的青睞，內心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先生當時的博士弟子除我而外尚有比我早半年入學的謝重光、林立平以及在職的陳琳國共四人。每周的星期一上午，我們都齊聚在北師大紅二樓先生的家中，聽先生給我們講課，內容是先生的治學思想、治學方法及專題研究，形式是先生講大家討論；此外，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二上午，我們參加魏晉南北朝史教研室的教研活動，參加人員為北師大歷史系魏晉南北朝史教研室的全體教師和研究生，形式是按事先規(guī)定的次序，每次由一人準備一個專題研究的成果在會上宣講，大家圍繞著此專題討論；平時我們在讀書和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有問題均可直接向先生請教。先生的這種帶研究生的方法使我受益匪淺，我不僅對先生的學術成就有較深入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對先生的治學理論與方法有了更直接、更清晰的認識；先生不僅讓我們對他的學術思想有深入的了解，還讓我們直接參加北師大歷史系魏晉南北朝史教研室的活動，讓我們開拓學術視野，吸收諸家之長。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能暢所欲言，互相切磋、互相啟發(fā)，這對學術水平的提高作用極大。先生在為我們營造了一個十分民主而又寬松的學術氛圍的同時，也給我們施加了一定的壓力，盡管平均每人每年只會輪到一次在教研室宣講自己最新研究成果并向大家討教的機會，但是大家事前都必須認真準備，拿出比較像樣的文章來，經過大家的討論，精心修改后就成為比較成熟的丈章，可以公開發(fā)表了。我們幾個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專題也各有不同，我確定的專題是秦漢小農與小農經濟，先生要求我能比較深入地探討秦漢小農與小農經濟的形成、發(fā)展與衰落的全過程，并分析其原因，進而論證魏晉之際封建說。重光兄研究寺院經濟、立平兄研究城市經濟、琳國大師兄研究制度，先生根據我們各自的研究根基，提出不同的研究方向與要求，是在精心打造一支學術團隊，先生是希望我們能繼承其衣缽，光大其所開創(chuàng)的學術領域。先生的這種培養(yǎng)后進與教學的方法是成功的，不僅北師大歷史系魏晉南北朝史教研室受益，我們這些弟子們更是終身受益。先生不僅是學術上的大師，他同樣是培養(yǎng)人才與教學的大師，他的這種培養(yǎng)人才的方法是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并加以推廣的。

先生在學術上是大師，但為人處事卻十分謙和，慈祥的笑容常在臉上，不管什么人見到先生，都有如沐春風之感。對我們這些弟子，先生則是當親生的兒子來疼愛的。不僅在學問上指導，在生活方面也給予無微不至的關懷。每逢節(jié)日，先生總是將我們召集到一起，不是在家中就是在學校的實習餐廳聚餐一次，平時也常常留下我們一起用餐。每次先生給我們授課，師母總是用茶、水果等等招待我們，我們只要表示過意不去，師母總是戲稱：“先生和你們都是大知識分子，我是小知識分子，就只能為你們服務了！”歡聲笑語總是蕩漾書屋，其樂也融融！

當時我在北京求學，妻子在揚州師范學院外文系任教，既要承擔教學與科研的任務，又要獨自撫養(yǎng)兒子，以至患上了嚴重的室性早搏。先生得知這一情況后，特請了北京的一位專治心臟病的名中醫(yī)為我妻子診治。一劑藥服下后，病情就暫時得到緩解，以后就一直用這個方子服藥，終至痊愈。為徹底解決我的困境，先生動了先將我的妻子調進北師大的念頭。當時錢鐘書先生的女兒錢媛任外文系的副主任，經她親自對我的妻子考核合格后，再由歷史系和外文系共同打報告給北師大人事處，請調我的妻子至北師大外文系。北師大人事處破天荒地給揚州師范學院發(fā)出了商調函，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先生因我而為的結果。十分遺憾的是，由于我們自己不會辦事，揚州師范學院竟然不同意放我妻子到北師大，冠冕堂皇的理由當然是惜才！這不僅使先生的一片苦心和努力付諸東流，也成為了我們自己終生的遺憾！我們太不會辦事了，我們對不起先生！但是先生對我們的關懷我們是沒齒難忘的！

在我畢業(yè)的前一年，先生赴美國華盛頓大學講學，讓我住進了紅二樓的家中，說是要我看家，其實我知道先生是為了改善我的居住與學習環(huán)境，也是對我的最大的信任。這一年中，我得以在紅二樓中潛心讀書與寫作，終于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秦漢小農與小農經濟》。我的論文答辯會先生雖在美國不能參加，但先生讓兒子芳川大哥參與，會后由芳川大哥出面宴謝答辯委員會的諸位專家學者。

我畢業(yè)時先生還是賜給我留校的機會的，但因我妻子的病情實在不允許我們再拖延下去，我不得不含淚離開了先生。臨別時先生從他自己的手腕上摘下英格納的手表送給我，先生對我的恩情天高地厚，我卻深深地辜負了先生！命耶！運耶！

我在先生門下時，史學界正是引進國外的系統(tǒng)論、控制論、社會史學派和計量經濟史學派的理論和方法最為盛行的時候，原來正統(tǒng)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反而不時髦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分期問題幾乎無人提及，及至今日仍然如此。其實先生早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運用社會學、經濟學的方法研究歷史，并且成果斐然了。及至新中國改革開放前，社會學、經濟學的方法又不時髦了。先生關于中國歷史分期的學說在學術界爭論最為熱鬧的時候卻不能暢申其說，等到他能暢申其說時，史學界又無人與他爭論了。時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似乎不那么時髦，先生又在呼吁歷史學界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研究歷史。先生不趕時髦，也趕不上時髦，卻一以貫之地堅持自己認定的正確理論和方法，踏踏實實地研究中國的歷史，解決中國史研究中的實際問題。正因為此，先生能客觀地、冷靜地研究問題，既無霸氣亦無偏執(zhí)地看待諸家的學說；先生不僅研究中國史，也研究世界史，先生總是以世界史的學術視野來觀照中國史。也正因為此，先生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歷史學家。歷史學是不能大紅大紫的，歷史學大紅大紫的時候，往往就是社會出了大問題的時候。歷史學家應該是耐得寂寞、坐得冷板凳的人，真正的歷史學家是受人敬仰的。先生的學術成就是經得住歷史的檢驗的，先生的學術思想是雋永的。先生在上世紀的30年代就早得大名，解放后卻因政治的原因屢受壓抑，但先生始終堅持研究不輟，老而彌堅?？v觀先生的成就，有三個高峰期，一是在解放前，一是在解放后的50年代，一是在文化大革命后，尤以文化大革命后的成就為最。由此可知政治對學術的影響是多么的巨大！先生堅持獻身學術的精神是多么的可貴！先生正是這樣的一位受人敬仰的真正的歷史學家！

我在離別先生后到了南京師大，稍有成績后就當上了系主任、院長，行政的工作當然會影響做學問。正當我干滿兩屆準備卸去行政職務專心學術時，組織上又調我到民主黨派工作。對此，先生是明確表示反對的。我的兒子考入北大生命科學院，先生曾對我說，如果我兒子上北大歷史系，他會親自去迎接。我知道先生對時下學界不能堅持學術而盛行從政之風是反對的，對歷史學的后繼乏人深為憂慮，愛之深方能責之切，先生不僅是在批評我，更是對整個學界的關切！

歷史學屬于人文學科，歷史學家必須具有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理想，又要具備先進的理論與方法作為指導思想與犀利的工具，還要具備長期積累的學術素養(yǎng)與執(zhí)著堅持，方能成為大家。先生無疑是中國當代的史學大家，他的去世，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損失！

我三生有幸能成為先生的弟子并備受先生的關愛，卻辜負了先生的期望，愧對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