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楊東平先生批評人大附中，那可是北京名校中的名校，高考“北清率”是其他名校的數倍。這個批評具有普遍意義，因為現在各地的“名校”無不是按同樣模式辦成的。那就是以犧牲大多數學校為代價，集中公共資源并且給予特殊政策，讓少數學校既“掐”教師之“尖”，也“掐”學生之“尖”；以犧牲同齡人中的大多數為代價，讓極少數人享受“超優(yōu)”的教育資源。而這極少數人，基本上都是有錢或者有權，從小學甚至幼兒園起就能享受優(yōu)質教育資源、“贏”在了起跑線上的人。還應該看到，近30年來應試教育之所以愈演愈烈，中小學生學習負擔之所以越來越重，正是因為有這些學校做“領頭羊”。這些學校和它們的教師是應試教育的受益者，其巨額的教育成本、超高的教師待遇，全來自應試教育。全盤衡量對整個教育所起的作用，這些學校過大于功。

我不由想起了1949年至1950年我讀過的貴陽清華中學，其實，中學還可以這樣辦。

1937年“七七事變”后，流亡到武漢的清華大學校友王萬福（思立）、唐寶鑫（寶心）等人見不少學生無學可上，倡議為他們辦一所學校并定名“清華中學”。倡議得到多位清華教授的支持，張奚若先生還建議他們去請教《大公報》（那時已遷到漢口出版）主筆張季鸞先生。季鸞先生對他們極表鼓勵，并指出戰(zhàn)局如此，武漢不是理想的辦學地點，最好是到大后方的貴州去。他還透露：清華老校長周詒春即將隨吳鼎昌到貴州，出任省府委員兼財政廳廳長，他對此事一定會大力支持。按照這個建議，幾位清華校友在貴陽見到周先生，說起辦學的事，周先生當即表示支持并幫助籌款找校址。1938年5月1日貴陽清華中學正式成立，開始上課。

清華中學建校經費絕大部分是周先生籌集的，而他籌款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不要政府的錢。曾經有人建議他向當時的財政部長、他的耶魯大學同學孔祥熙開口，被他拒絕了。他非常強調學校的“私立”性質，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不受制于人。他為清華中學起了英文名字“TsingHua Academy”，以原來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為清華中學校訓，校歌也用清華大學校歌原譜，歌詞則是對原詞第一段略作修改而成：

貴山蒼蒼，富水湯湯；莘莘學子，薈萃八方。

宏開講舍，北勝南強；風疾草勁，源遠流長。

日新又新毋怠荒，日新又新毋怠荒。

同心協(xié)力為國光，行健不息須自強。

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

自強,自強，行健不息須自強。

抗戰(zhàn)勝利后周先生才離開貴州,在黔7年他沒帶家眷，大多數休假日都在清華中學度過，對這所學校傾注了大量心血，而學校種種做法，也完全體現了他的辦學思想，與此前他辦留美預備學校一脈相承。

我在貴陽清華中學只讀了一個學年，卻受益終生。所幸我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得以將當年的生活完整地記錄了下來，這自然又比腦海里記憶的東西更可靠。

我到校的第二天就給家里寫了信，報告說：來了一天多，辦完了各種手續(xù)，“一個老師都沒有看見，一切都是同學自己弄。大同學照顧我們很周到，這里同學們的自治精神，我佩服極了”。原來，為了節(jié)省開支，學校幾乎沒有行政人員，校務方面的事情大多是在教師指導下由學生做的，包括每學期開學報到、注冊、收費。平時學生參加伙食管理，每天輪流由高中一人、初中兩人當“采辦”，負責領出當天的菜錢，與大師傅一起上街采買。清華是私立學校，費用自然比公立學校高些，第一學期我是靠朋友幫助才交齊各項費用的，學期結束學業(yè)成績全班第一，第二學期便免了學費，但我得為學校做些事情。交給我的工作是兩項，一是協(xié)助一個高中同學管理圖書館，二是負責全校同學“外出假”。學校兩周放一次“歸宿假”，可以回家；另一個周末不能回家，但可以外出活動。平日不準離開學校，有事需要外出必須請“外出假”，每天兩個名額。請外出假不找老師，就找我這個“大權在握”的初中生。其實外出請假也純屬自覺，因為學校沒有圍墻，沒有校門，只有一個概念上的校區(qū)范圍，學生都自覺地不走出這個范圍。

學生全部住校，家在花溪的也不例外,新生入學都要在簡易樓二層打地鋪住一個學期。床單用白布，另外還要準備一塊白布，每天把被子折疊成平整的豆腐塊形狀，用這塊白布包起來，四四方方，有棱有角。一切作息都嚴格準時，初三年級叫“鐘兒班”，這個班的學生輪流打鐘報時，每人一周。有一個鬧鐘，每天按收音機所報時間校準。上課鐘最后一下響過沒進教室即算遲到，熄燈鐘最后一下響過即不許說話。早上起床鐘響才準起床，不準提前起床，這樣穿衣服動作就必須快。尤其是學校自己發(fā)電，但早上不發(fā)，也不許點燈或用手電筒，冬天穿衣服只能摸黑，這讓學生養(yǎng)成了晚上睡覺把衣服放得井井有條的習慣。起床后一刻鐘在操場集合，跑步做操。星期六做大掃除，教室、宿舍和個人衛(wèi)生都檢查得很仔細。清華中學只收男生，一律光頭，標準是用手指捏不起頭發(fā)來。理發(fā)不能進理發(fā)店，每個班都用班費買了理發(fā)器具，由同學互相理發(fā)。每年“五一”校慶開運動會，有一個特有的比賽項目：以班為單位的理發(fā)比賽，比誰理得快（用跑表計時）、理得好。在學校不許罵人說臟話，說得最重的字眼就是“卑鄙”；不許把手插在衣袋里，行走時不許吃東西；必須走“路”，不許走捷徑。凡此種種，目的都在培養(yǎng)學生文明、科學、健康的生活習慣。新生入學教育一個必不可少的內容是由老同學帶領攀登學校后面的大將山（花溪最高山峰），在山頂高呼：“清華！清華！清華！”

學校創(chuàng)辦之初由清華大學教授朱自清先生出面向開明書店募集了一批課本，由此選用開明書店教科書成為常例（那時除公民課規(guī)定要用正中書局課本外，其他課程用什么教材都由學校自定）。我學英文，用的就是林語堂先生編寫、豐子愷先生插圖的開明英文課本。清華中學對師資很重視，所聘多為清華校友，也有其他著名大學的畢業(yè)生，還有留學回來的“海歸派”。周詒春先生的女兒周珊鳳從美國留學回來，兒子周耀康從上海圣約翰大學畢業(yè)，都曾經到貴陽清華中學任教。學校對“副課”也同樣重視，著名畫家李宗津先生便當過清華中學圖畫老師。但是，對于老師怎么教，學校并不干預。

清華中學繼承了清華大學重視體育的傳統(tǒng)，體育不及格不能升級。又特別重視游泳，游泳不及格體育便不及格。學校傍河而建，到我進校已經10年有余，但沒發(fā)生過一起溺水事故。學校規(guī)定了兩個下水條件，一是按照河邊掛的溫度計，氣溫超過攝氏20度方可下水；二是要有5人以上，其中3人必須是高中生或者校游泳隊隊員。清華中學有過一位很有名的女體育老師黃淑慎，她是著名物理學家、薩本棟先生的夫人。其他課程的老師，課余時間也多有到操場輔導學生體育活動的。有一次我打壘球違規(guī)摔棒，恰好摔在后面當裁判的教務主任王鴻逵老師臉上，闖下大禍，我嚇壞了，旁邊同學也為我捏了一把冷汗。但王老師并沒有說什么，只走進場地做示范動作，教我應該怎樣扔棒。每年五月一日的校慶運動會上，每個學生要參加田賽、徑賽至少各一項。許多學習成績好的同學也是運動場上的佼佼者，曾任貴州省委書記、中宣部部長的朱厚澤，當年便是清華中學籃球隊的隊長。

清華中學規(guī)矩多多，又很嚴格，但執(zhí)行完全靠學生自覺。新生入學老師并不講校規(guī)，實際上也沒有成文的校規(guī)，學校的規(guī)矩，都是一屆屆學生身體力行傳承下來的，是一種“習慣法”。雖然也設有班導師，但很少管學生的事，學生自己選班干部，并不征求老師的意見。全校的事，大家商量著辦。清華中學的班級很小，因為周詒春先生主張小班教學，建校之初就規(guī)定每個年級學生如果超過30人便要分成兩班。每個班有班長，下設文書、糾察、清潔、體育、事務、康樂、衛(wèi)生七個股，選班干部又往往“輪流坐莊”，這樣班上大多數同學都做過“官”。如此做，意在培養(yǎng)民權意識，人人都是管人者，也是被管者。常規(guī)性的全?；顒樱缑刻旒铣霾?、升旗，都由高二同學負責，叫做“團勤務”。每頓飯大家把飯盛在碗里以后坐下，要等“團勤務”一聲哨響才開始吃。和初三“鐘兒”一樣，“團勤務”也由班上所有同學輪流擔任，每人一個星期。

學生犯了什么錯誤，或者什么事情做得不好，都采取自責、自罰的辦法。我的日記便有這樣的記載：“我剛走進教室，發(fā)現D君在哭泣。他從一只裝鞋的盒子中，取出月餅、牛肉干等食物來，分給各位同學，我居然也享受到了一份。”后來才知道原因：“這一次月考D君考得不好，很多科目不及格，家中帶來的東西，覺得自己不配吃，因而才把它分給我們成績較好的同學。我怎好吃他的東西？”初一、初二同學住的宿舍離廁所比較遠，為了方便起夜，后門外放了一個尿桶，由大家輪流倒。但不時會有同學貼出通知：“因某某事做得不對，自罰倒尿桶三天。”兩棟教學樓之間旗桿下，有時會見有同學默默站著，那是在自罰低頭思過。還自制了一根“校杖”，由高三同學保管，最重的處罰便是用它輕擊一下。不過只有在犯了有損校譽的重大錯誤時才會受此處罰，我在清華中學一年就沒見動用過它。

學期結束前要開全校性的檢討會，會前各班先開會檢討自己存在的問題，并選出代表參加全校會議。會上除檢討同學的問題外，還給老師提意見，會后把意見整理出來交給老師。我的日記上便記有各班代表的名字，而我自己也是一名代表。1949年的檢討會從12月24日（星期六）下午六點開始，由學生自治會主席、高二同學李南星主持，日記記道：“我因是第七個發(fā)言，許多話都被別人先說了。”不無遺憾之意。第二天又開了一整天，可見開得很認真。日記記道：“今天，完全都是在開檢討會，一點也不安逸，沒有玩著。”還記了會上對老師提的意見，有批評也有表揚。例如，批評凌中青老師（校長）：“不和同學接近，將伙食團剩下的稀飯喂羊。凌小妹已經非常大了，不應該再要老趙（校工）接送。” 表揚陳育信老師（體育老師）：“負責，早操升旗都到場，從不遲到或不到……和藹，教學認真，而且有方，可算全校最好的老師。”——現在我們中小學體育課已經完全“邊緣化”，體育老師還有誰能被看作“全校最好的老師”嗎？其實很多對老師的批評都比較片面，但當時學校治學之風猶可從中窺見一斑。

作為私立中學，清華的學費不算高，而且由于招生嚴格，班級小，對成績好的學生還有免費獎勵，所收學費在學校經費中所占比重很小，辦學經費主要靠向社會各方募集，而且和基建費用一樣，也主要是由周詒春先生募集到的。在這種情況下花錢自然得精打細算，在不用冗員之外，控制薪酬也是一個重要方面。教師待遇不高，而且實行的是不平等的辦法，清華校友低而其他教師高。建校初期對清華校友甚至實行過類似“供給制”的辦法：管食宿，每月只發(fā)5元法幣零花錢。后來改“薪給制”了，清華校友每月40元，其他教師60至70元，而當時貴陽一般中學教師月薪是八九十元，可以看出清華教師都不是為了錢、而是把那當成一項有益于青年的事業(yè)來做的。在這方面做出榜樣的也是周詒春先生，前面說過，他在黔7年，大多數休假日都在清華中學度過，還多次陪重要客人來校參觀指導，先后有黃炎培、馬寅初、羅家倫、王正廷、薩鎮(zhèn)冰、吳宓等人，但從不讓學校或者清華校友招待。

我自1950年夏離開貴陽，60多年沒有回去過。近來本想打聽一下母校的情況，但看到各地太多太多原來很有自己特色的學校在“應試教育”沖擊下一個個都喪失了自我，也就放棄了這個念頭。對于大將山麓的母校，還是保留那已經陳舊、但卻美好的記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