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時期，“奉獻”是個充滿意志力與精神高度的詞。過去常聽說，也有人這么做；現(xiàn)在也有人說，但真做的少了。奉獻的內(nèi)容就是有篇文章里的一句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有兩種人能到此境界，一是圣徒，二是革命志士。這兩種人都是在非常時期出現(xiàn)的非常之人。饑荒年代，只有一個窩頭，遞給了他人，卻餓死了自己，這是圣徒之舉。戰(zhàn)爭年代，用自己的身軀堵住槍眼，或是把自己的脖子伸進鍘刀，讓戰(zhàn)友贏得勝利和生命，這是志士之舉。在艱難歲月里，多講奉獻，常常有驚人的作用，如新中國成立之初，饑荒歲月，我常常聽到餓得臉色發(fā)青的同輩人講“全世界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也許這是一種宣傳，但我卻常常感到，說這樣的話比天天講其他的事情更有效果，因為，我以為我的饑餓也是為了世界革命所作的“奉獻”之一，一種神圣感與使命感，讓我們咬牙挺過那些日子。完全用今天的視角，說這就是“愚昧”，其實這樣想的人，永遠也走不近圣徒與志士的身旁。

慈善是這些年冒出來的詞，如果再加上一個字成為“慈善家”，那就更有時代色彩，革命家走了，慈善家來了。革命家是英雄，是志士，是饑餓中將一個饅頭讓給別人，是搏命時用自己的命換他人的命的圣者，前提是“亂世”，是社會變動的非常時期；慈善家是好人，一般來說是有錢的好人，是吃飽了飯不忘還有沒吃飽的人。于是，穿不了的衣裳捐給窮人，尚沒有投資的余錢捐一些給公益。慈善家的出現(xiàn)是社會的進步，說明這個時代不再為一個饅頭拼命，也不必“殺富濟貧”地鬧革命，也就叫小康。小康是理想的社會狀態(tài)，各人過各人的日子，政府是大家的雇員。過得不好的，如果眼紅過得好的，冒“均貧富”的想頭，會被視作“非分之想”，視為不安定因素；過得好的發(fā)了財?shù)娜?，主動讓出一點用不了的錢財，接濟窮人，得到幾多贊許和掌聲。從某種角度上看，得到捐助者也幫助了主動捐助者，因為他們讓一些富人變成了慈善家，他們的感激使這些富人的財富有了正面的評價。

在這個轉型期，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叫做貪官的這一類人，他們之所以讓人厭惡，千夫所指，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定位有問題。由于我們是一個革命黨奪取政權建立的國家，因此，長期以來人們對官員的理解依然有革命時期的英雄、志士等色彩。認為他們會以“奉獻”為己任，毫無利己之心。而某些官員也自視高人一等，拿腔拿調(diào)，甚至裝腔做勢。這叫群眾和當事者的期望值都高，把他們真當作“一個饅頭也讓給群眾”的革命者。然而，他們早不是革命時期的革命黨人了，他們是一個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所雇傭的社會“公仆”。發(fā)財致富是小康時代的社會心態(tài)，這種社會心態(tài)讓他們中一些人忘記了“公仆”的含義就是公眾的雇員，是替公眾打理事務的“打工仔”，是替公眾制定規(guī)則的“裁判”，是替公眾看管“財富”的“理財師”。當他們用手中的公共資源為個人理財?shù)臅r候，他們制定對自己及親屬有利的規(guī)則，當然比一般人更快地致富，當他們把公共資源變成個人財富，這就是最典型的“監(jiān)守自盜”。于是這些人坐在法庭被告席上時，法律把他們從革命者打回原形——監(jiān)守自盜的犯罪雇員！

嘴上說著革命時期的奉獻者圣徒語言，以為替大眾管理財富自己就是慈善家，給大眾做事是做慈善，以致于視感激和贊頌為常事，這樣的人遲早會出事情，因為他沒有最起碼的覺悟——一個打工仔應有的職業(yè)意識。前香港特首曾蔭權上任時說過一句話：打好這份工！

把權力關進籠子里，重要的條件之一，就是讓每個手中有權者，知道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慈善家，他只是一個“打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