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已經(jīng)確定，每一項具體改革都是一個“進行時態(tài)”的課題，需要我們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思維，以科學、理性和大膽實踐的精神去破解，去構建，去完善。

“政府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的主要指向是“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原則”，“推動黨政部門與其所屬的文化企事業(yè)單位進一步理順關系”。這方面解讀的文章比較多，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化產(chǎn)業(yè)領域。但是，從一個更大的“文化的本義”出發(fā)，從“辦”到“管”的轉變，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職能性的“管辦分離”問題。這個轉變，實質(zhì)上包容了極其深刻的內(nèi)涵。明確這些內(nèi)涵，涉及到黨政部門到底應該如何“管文化”的問題。

“管”的用途是為了規(guī)范地“放”

在既舊的思維定勢中，“管”往往是一種“上對下”或“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在行為習慣上很容易同“卡”和“壓”兩種手段聯(lián)結并連動，叫做“管卡壓”。“管”的人一搞“管卡壓”，高高在上，不切實際，不諳世情，官僚主義便由此盛行起來；“被管”的人缺乏主動性、自由性和創(chuàng)造的空間，或者無所適從，就會千方百計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糊弄上面“管”的人，形式主義便由此盛行起來。

其實“管”在古代還有一個意思“鎖鑰”。據(jù)《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杜預注：“管，鑰也。”大意是，杞子從鄭國派出使者秘告于秦國，說：“鄭國人讓我掌管了他們北大門的鑰匙，秦國只要悄悄地派兵前來，我給你們開門，就可以占領這個國家了。”

追尋字源，“管”的確同“關”和“卡”有關系。有“管”一定有“關卡”，這也是過去官府的“印章”為什么叫做“關防”的道理。當然，我這樣說肯定不是為“管卡壓”找什么“合理的歷史依據(jù)”。但細想想，“關卡”之設畢竟不是為關而關、為卡而卡的，而是用來規(guī)范放行的。你手上的那把“管”（鑰匙）的用途是用來“啟鎖開門”給人放行的。是否“放”？如何“放”？“持管守關”的人必須依據(jù)法律法規(guī)公平、公正、公開地執(zhí)行，這就叫“依法行政”。你不能總是習慣于盛氣凌人地守在門邊，隨心所欲，高下在手，不是順眼的不放行，不是熟人不放行，不給好處不放行。不明白“守”與“放”的辯證關系，難免會重蹈“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覆轍。

文化部蔡武部長說“現(xiàn)代文化市場體系”的“現(xiàn)代”有四個特點：一是要符合市場規(guī)律，二是要體現(xiàn)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三是要促進生產(chǎn)要素合理流動，四是要更加開放。從這個說法來看，政府文化部門由“辦文化”向“管文化”轉變，必然意味著一個“空間開放”的問題，也就是要放開更多的空間，讓社會力量進入，讓自己從具體操辦文化事務的繁瑣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去健全文化管理體制，利用社會力量和市場化運作理順文化的供求關系，當好裁判員。這樣，才有可能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多元投入、協(xié)同發(fā)展的新局面。

“管”是“控制”而非“鉗制”

“管”是一種控制。文化涉及人的靈魂，涉及心靈土地的守護和國家安全。這些正關涉到文化能否實現(xiàn)強國目標的大問題，因為“文化強國”本質(zhì)上是通過文化對人的塑造，對民族的塑造而達到增強國家實力之目的的，當然需要有必要的控防。古代有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就是為保持文化純良，抵御不良因素“有傷風化”，而在視、聽、言、動方面布設的文化防控。我們不能一說“市場化”，一說要“瞄準需求，滿足需求”，就放棄文化原則，放棄理想信念，放棄道德底線，一味迎合甚至諂媚低俗。只要能賺錢，什么都不顧，搞“脫衣秀”，搞“萬圣節(jié)”，搞“全國人民大偷菜”，搞“殺人游戲”……千方百計挑逗、刺激、調(diào)動和釋放人們心里邪惡的欲念。明明是“誨淫誨盜”，還美其名曰“創(chuàng)造需求”。文化的過度商業(yè)化、惡搞化與泛娛樂化，可以肆無忌憚到否定傳統(tǒng)，顛覆權威；可以不知廉恥到公然以丑為美，以惡為善，以恥為榮。對待這樣的大問題理所當然地應該管好控好。

值得警惕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直沒有放棄對我們青年一代在物質(zhì)上引誘、意識形態(tài)上影響、價值觀念上改變、理想信念上動搖的企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舉世矚目，軍事防御力量大幅提升，國家硬實力空前增強。但在文化方面，我們抵御西方文化侵略的力量還相當薄弱；我們可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在文化攻守的戰(zhàn)場上，我們已經(jīng)丟失了地盤；近年來充斥市場的低俗化、泛娛樂化的所謂“文化”，竟然在不由自主地密切地“配合”以一些西方國家的文化戰(zhàn)略，以致淪陷了不少人心靈的土地！

我們常說的“增強文化軟實力”，不僅僅是提升文化產(chǎn)品的創(chuàng)意、生產(chǎn)和銷售能力，還應該特別包括增強本土文化走向世界的傳播力、感染力、吸附力以及國家文化防御能力的重要內(nèi)容。為此，新組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應該把文化安全問題擺放到重要位置。文化風土同樣應當“守土有責”！

“管”包括了“控”與“控制”。“控制”的意思是“節(jié)制”和“駕馭”，與“鉗制”不能混同。“鉗制”有“強力控制”的意思，與之相近的近義詞有“脅迫、挾制”等。比如說“控制”的依據(jù)是法律規(guī)范；反之，法律規(guī)范的作用是“控制”，也就是控出一個范圍來給人以自由。而“鉗制”不同。比如“鉗制輿論”，就帶有“制止輿論表達”的意思。“鉗制”的依據(jù)往往是少數(shù)人或個別人的意志。

有人可能不喜歡使用“控制”而喜歡使用“自由”這樣的詞匯。實質(zhì)上，真正意義上的“自由”都少不了“控制”。我們有些地方可能太過自由了，以致大家都跟著失去了自由。在馬路上，由于行人和非機動車可以自由地闖紅燈，結果交通失控堵塞了；在官場上，官員可以自由地利用公款收受好處，結果官員失控腐敗了；在社會上，人們可以自由地突破規(guī)矩和底線，結果行為失控道德失范良心遺失了；我們有些控制不住情緒的人甚至可以肆意發(fā)泄動不動“小子，我做了你！”這在被我們認為自由度很高的歐美國家簡直不敢想象。“失控”，必然會出問題。

當然，政府管控文化，不僅要嚴格依法辦事，還要善于運用政府政策的杠桿，做好對文化“扶”的工作。作為心靈工程的文化建設，尤其需要“扶”，需要“呵護”式的“扶”。即使是參與市場競爭和交換的文化產(chǎn)業(yè)，同樣需要“扶”。

在“辦文化”到“管文化”的轉換中，原來由政府辦的某些“文化項目”轉交給企業(yè)或社會去辦了，政府部門的管理者照理應該更能夠以“過來人”的切身體驗，做“設身處地”的理解和制度設計，少一點刁難，多一點幫扶。倡導企業(yè)界流行的“管理就是服務”的理念；倡導公務員淡化“官員”意識，增強“服務員”意識。毛澤東同志題寫“為人民服務”五字，一度貼遍了全國所有的政府機關和公共服務空間。這五個字，一直是中國共產(chǎn)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規(guī)范表述。在一定意義上說，“服務”的觀念不是創(chuàng)新，而是“回歸”。

管“條塊”更要管“系統(tǒng)”

文化作為“人類特有的生存方式”，是完整的結構系統(tǒng)，因而文化建設和管理必然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政府“管文化”，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適度超出單純的“工具性”管理模式，從“管硬件”發(fā)展到“管軟件”，從“管器物”發(fā)展到“管內(nèi)容”，從“管條塊”發(fā)展到“管系統(tǒng)”。文化管理者應該真正地懂文化，并確立文化管理的系統(tǒng)觀念。在體制與機制建設上，要改變“部門”的“領地意識”和“諸侯觀念”，真正破除“部門利益”，樹立“文化一盤棋”和整體“國家利益”的思想。所有涉及“文化”的管理部門應該匯通并協(xié)調(diào)工作。

文化管理的條塊分割，其合理性是精細分工，專業(yè)運作，但最后還得要實現(xiàn)協(xié)調(diào)整合。僅以“資源整合”一點而論，我國文化行政管理同其他部門一樣切割得很碎，整合度不夠，不利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似乎沒有很好地融入整體結構中的制度體系和教育體系，尤其是沒有融入人們的生活系統(tǒng)，真正地變成一種共同的生活方式。文化資源的切割更導致部門間的各自為政，株守一隅。文化、旅游、廣電、出版、體育、社科甚至包括宗教，都處在一種離散狀態(tài)。比如說，地方文藝院團的改革和布局調(diào)整，就涉及到一個無法回避的資源組合問題。改革中是否可以適當?shù)爻?ldquo;文化廳局”部門職能的限制，在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內(nèi)來思考和研究問題呢？比如說各省市文藝院團的戲曲演藝資源與電視傳媒資源組合，就可以有效地擴大舞臺藝術的傳播范圍，更大面積地培植觀眾對本土藝術的理解與興趣，提升演員的知名度，形成地方戲曲的“明星效應”，同時豐富電視節(jié)目的播出內(nèi)容；文化廳局管理的專業(yè)藝術院校同教育廳局管轄的優(yōu)質(zhì)藝術學科資源優(yōu)化組合，就可以迅速獲得優(yōu)質(zhì)的共性教學內(nèi)容，再在此基礎上，分別注入地方劇種的特殊內(nèi)容，便能集中優(yōu)勢力量，為地方戲曲藝術培養(yǎng)高素質(zhì)人才，傳承非物質(zhì)文化。現(xiàn)在有不少城市都建起了現(xiàn)代化的體育場館，一次運動會后就處于閑置狀態(tài)，為什么不能與高校的體育專業(yè)進行組合，最大限度地發(fā)揮資源的作用呢？這樣高校就用不著搞重復投入，至少體育場館日常的維護費用和人力，也可以由教學單位來分擔。

分與統(tǒng)，既涉及觀念問題，更涉及體制問題，都是需要認真研究的改革內(nèi)容。中央推進大部制改革的舉措，實際上已經(jīng)釋放出了這一層意思。

“管”是“疏導”和“帶領”

“管”文化，要特別注意“疏”和“導”。“去壅滯而令暢通”為“疏”，不疏則不通。鯀禹治水的經(jīng)驗應該成為政府“管文化”的借鑒。

政府管文化，有些地方的確要死守，對一些腐朽、頹廢的東西要用“堵”的辦法，拒之于門外。其實“堵”的防線光靠政府的力量并不夠，尤其是在網(wǎng)絡新媒體飛速發(fā)展的客觀形勢下。最好的方式是把這條防線筑在每一位公民的心里，變成一種內(nèi)在的自覺意識，自覺地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并且具有“慎獨”的精神，這就更需要“疏”。

“管”和“理”組詞叫“管理”，“疏”和“理”組詞叫“疏理”，都著一個“理”字。這里的“理”是從古人治玉引申來的?！俄n非子•和氏》有語：“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理玉要順著玉璞的紋理來，去粗存精；管理同樣要遵循人與社會和文化的規(guī)律來，不懂文化的運動規(guī)律，管不好文化。因而管文化的人要特別學習一些文化學的知識，按文化的運動規(guī)律辦事。

“疏”和“導”結合叫“疏導”。管理是疏理和疏導。“導”，不僅是“指引”，更應該是“帶領”和“牽引”。“指引”是“站在上面”或“走在后面”；“領”則要“走在前面”，“以身作則”。

文化重在“教化”。家庭、學校、博物館、紀念館，各種傳媒提供的視聽閱讀，乃至各類型的文藝表演和娛樂，都有一個載道、傳道、弘道、以文化人的核心任務。文化“教化”在古代叫做“風化”，即通過一代代人的“傳習”，潛移默化地塑造人的品格，提升人的素質(zhì)。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由此可知，文化“風化”的重要規(guī)律之一是“上行下效”。這就必然要求管文化包括不是專門管文化的政府官員、文化精英、家長師長，要成為文化核心精神忠實的實踐者和表率者。黨和政府提倡的核心價值，首先是黨政官員要篤信、篤行、篤領。如果沒有這些“上位人群”的身體力行，表率垂范，就形不成足夠的“風力”，也就難以達到文化“風化”的作用。弄不好，甚至有可能引發(fā)文化抵觸和文化危機。我們很難想象，一種連倡導者自己都不能夠篤信、篤行、篤領的“文化價值”，能夠讓大眾相信并奉行。

有人說黨政部門從“辦文化”到“管文化”的轉變，是“由管腳下向管天下轉變”。這個說法很有道理，符合文化的本義、性質(zhì)和規(guī)律。然而，正是這一個“轉”字，真正預示了一場觀念與方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