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假冒偽劣橫行，不但有假貨，“假煙假酒假奶粉”，而且有假人，“假兵假官假證件”。在假冒身份的各類人員中，假記者是較為活躍的一群。這些假記者以輿論監(jiān)督之名，行敲詐勒索之實，一些基層干部深受假記者之困。河北邯鄲市一位鎮(zhèn)黨委書記說，他手頭的名片夾中有20多張記者留下的名片，其中只有一張是真的。這些假記者一般都是打著批評報道的旗號來的，繞來繞去最后都是要錢。重慶市忠縣一個叫鄧大忠的人，在近兩三年內以“記者”身份騙取錢財達十多萬元。假記者已經成為必須大力清除的社會公害。今年3月至9月，全國組織開展了打擊假媒體、假記者站、假記者的“掃黃打非·秋風2014”專項行動，這是完全必要的。

假記者所以能橫行，并不是他們的偽裝難于識破。受其敲詐勒索的單位，并非看不出他們的“假”，之所以采取逆來順受的容忍態(tài)度，按他們的說法，是因為“每個假記者都可能招來真記者”，引出更大的麻煩。比較下來，還是拿些封口費，息事寧人，早點花錢消災為好。

這里提到的“真記者”，是指媒體正式從業(yè)人員，實際上也是一種假的“真記者”。他們雖然有記者證件，卻違背新聞職業(yè)的使命，以采訪報道為名為非作歹，牟取私利。真的假記者對受訪者進行敲詐勒索等不法行徑，從行業(yè)角度來說，在相當程度上是從假的真記者那里學來的。近幾年，在一些礦難事故中就不止一次有“真記者”收取封口費，從而持“有償不聞”的態(tài)度，為不法礦主隱瞞礦難實情。2010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曾公布過十名在河北蔚縣礦難中收取封口費的記者名單，其中九名最后都被判了刑，可見這些“真記者”問題不少。有償不聞與搞有償新聞一樣，都是記人民賦予的神圣新聞報道權用來進行錢權交易，化為斂財的手段。這樣的“真記者”哪里還有什么“真”呢？假記者正是在這樣“真記者”的示范下，騙膽越來越大，在基層社會形成一種不該有的“假記者之困”。

由此可見，時下的假冒偽劣頗為紛繁復雜，有真，有假，還有真的假、假的真。前一陣，上海一些企業(yè)招聘了一批叉車司機，他們都持有國家特種設備操作人員證，可實際操作技術卻不過關，原來他們的證件是有關機構工作人員私下賣給他們的，他們與那些假的真記者一樣，也是假的真司機。

《紅夢樓》有句：“假作真時真亦假”。假作真，真也假，真假混淆，在本質上也都淪入“失真”的境地。因而不論是真的假，還是假的真，都只有“假”沒有“真”，對他們都要狠狠加以整治。不過，比較起來，“真亦假”，較之“假作真”，更具危害性。六耳獼猴冒稱孫悟空，以假亂真，雖真假難辨，但真尚存；如果是孫悟空變成六耳獼猴，易真為假，則真假同流，而真已亡。假作真，是偽裝；真作假，是顛覆，公然將“真”棄之如敝履。魯迅先生說過：“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因此，盡管不論對真的假，還是假的真，都要用重拳去打，而對后者則更要用力些。當真的不再變假，不再有假的真記者，不再有假的真司機，那些盜用記者幌子的真的假記者，盜用操作證的真的假司機也就難于施展其魚目混珠的伎倆，不容易滋生滋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