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實在是一個大無邊際的問題，任你如何博雅睿智，都無法一言以蔽之。

我只就個人之想法，略陳固陋如下：

中國之哲學，我指的是2500年前至2300年前東方流傳的原創(chuàng)期的哲學。雷海宗先生上溯之，云源流有二：“史”與“筮”。“史”指《書經(jīng)》洪范、堯典、舜典、益稷、皋陶謨、大禹謨，以至此后三禮、三傳、孔、孟，其中形而上的部分不多，不是純粹之哲學，包含著入世的原則；而“筮”則指從原始的“索藑茅以莛蓴”的巫術(shù)到傳說中伏義之八卦，以及大體可視為史實的文王之八卦，傳說中夏之《連山》、商之《歸藏》、周文王所演之《易經(jīng)》。雷海宗先生稱之為“前哲學”，而純粹之哲學則指《老子》。中國哲學產(chǎn)生之根據(jù)，我以為有三：（1）經(jīng)驗主義的，人們經(jīng)千百代積累起來的冥思；（2）感悟主義的，人們寂然凝慮，忽有徹然通透之妙悟，雖語焉恍惚，卻不能視為臆說；（3）歸納主義的，歸納是一種方法，而稱“主義”者，乃東方以此為法為旌麾。歸納者，綜歷史、人文，匯經(jīng)驗、感悟于一爐，陶鈞鼓鑄，遂成大觀。

中國的古典天文學與哲人的感悟并行不悖。早在唐代一行和尚憑著肉眼歸算出子午線一度之長度，并訂有《大衍歷》。清王引之于《經(jīng)義述聞》中談到，中國以右行于天的木星為歲星，而假設左行于地的為太歲星，它是應和歲星歲行三十又十六分之七度，十二歲為周的想象中的星辰。這假設真是奇絕的想法。六十年與天上的歲星重會為一甲子。這其中，不憑望遠鏡，靠的是經(jīng)驗、感悟，其演算之精確，令人嘆服。邏輯學是數(shù)學的靈魂，中國本土沒有生發(fā)西方數(shù)學的土壤，所以漢代之《周髀算經(jīng)》和《九章算術(shù)》用的不是推演法，仍舊是經(jīng)驗主義的感悟和歸納法。

自從有殷契甲骨文以來，中國的文字經(jīng)歷了3500多年，至今雖形態(tài)有變，而其精神實質(zhì)依舊，這在世界上是獨無僅有的奇跡。將漢字簡化，是文化史上的一大損失，因為它使中國文字失去了象形、形聲、指事、會意、假借、轉(zhuǎn)注的特色，從而使這偉大的遺產(chǎn)殘隳。所以恢復繁體字，是當務之急。且也，于今不是掃盲的時代，而是電腦的時代，繁體字的辨認，已不似解放初期那么困難。中國繁體字可使文化的傳承不容易走樣。日本的智者崇拜中國文字，和中國友好，唐代日本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熱愛中國詩，是李太白的好朋友，這種心心相印的友情前后保持了兩千年（自漢至日本明治維新之前），偏于當今出了一個無懺悔之心、無視歷史的安倍晉三，在國門前翻跟斗耍賴，狂悖者往往作此類狀貌，而在中國文化中卻教導我們“泰而不驕”，方為君子。

中國的文字，當然成為了中國哲思的載體，所載者乃是4000年前夏代已有的陰陽兩極的奇絕思維，（夏代雖有文字之印痕，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字，而500年后殷文所載，固有心授口傳之夏人的思考，那是無疑的。）這不啻是石破天驚的、空其前而絕其后的、無與倫比的思維，它如擎天不老之椿，以8000年為春，8000年為秋，永葆美妙的青春。俞樾說西方的力學、光學早見于墨子，吾未之見也。這正就合了魯迅先生所常用的“古已有之”的譏刺。但我之所述卻非魯迅先生所可稍稍動搖者，因為中國的前哲學確實是人類至今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的偉大存在。前哲學已然偉大如此，則《老子》書中純粹的哲學更是人類各族群所望塵莫及者。

我們再談中國古典哲學的另一源頭：史。當然“史”與“筮”，在遠古是很難分的，屈原《離騷》中的女媭，筮巫也，固必為當時知識的掌握者。而司馬遷稱“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不唯言其地位，亦以言其學之連類相通。從《書經(jīng)》之《洪范》以至偽托孔子的《十翼》，是史家與筮巫所融會之產(chǎn)物，初不能斷然分割，側(cè)重有別耳。“史”與“筮”兩大領域的交匯處，則為天—道—自然，這是兩者所千叩首、萬叩首的景仰所在。東方無神，中國原創(chuàng)哲學的至高存在，只有天—道—自然。在西方，直到17世紀聰明絕頂?shù)娜R布尼茲（微積分之發(fā)現(xiàn)者）也還篤篤其言：“上帝是以必然的方式存在于必然的地方的必然的存在物。”越百余年，18世紀末偉大的康德才說，證明上帝的存在，無疑是理性的深淵，即是說無法證明，不需證明的。到19世紀末，天才的尼采才說“上帝已死”。在東方的所有原創(chuàng)哲學中，無論儒、佛、道，都沒有一個實體的神在那兒，這一點似乎看出了東方人的智和慧與西方人的迂和闊。

在這里，我們稍稍對古希臘的神祗投以敬意，西西弗斯背負著石頭，從山腳上陟，及至山頂，石頭滾下，西西弗斯重新來過，永無盡期，這是理性思維的偉大精神代表。然而人類的理性比之宇宙的智慧，不過是滄海一粟，人類只有發(fā)現(xiàn)，沒有發(fā)明，然而即使這一點點的發(fā)現(xiàn)就使人類的躁動日甚一日，人類的列車向懸崖飛馳。煞車？為時尚早乎？老子2500年前便說：“靜為躁君”，不以寧寂之心主宰驕躁之情，人類的滅亡，便近在咫尺。

寫至此，我不免感慨，西學東漸易，東學西漸難。所以易者，東方人不缺少智慧，邏輯和公式是比較容易拿來的。19世紀，中國有嚴復者，翻譯“名學”（即所謂邏輯學），中國人始知早在戰(zhàn)國時代的惠施、公孫龍便可以戴上邏輯學家之桂冠。所以難者，中國的學問以四字概括之：“充實、大、圣、神”，孟子所云：“充實之為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指不可見的神韻，不是指具體的神祗）。”這其中“充實”和“大”，西人或可接受，而“圣”和“神”恐西方人以為中國人在故弄玄虛。偉大到魯迅在《狂人日記》中講線裝書中只見到“吃人”二字?？梢?，當初章太炎教魯迅讀《說文解字》，是白費力了。然而，西方卓越的政治家、偉大的戴高樂將軍并不如此想，他說中國有著“比歷史更古老”的文明，這中間包含了將軍在1964年斷然決定與中國建交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的判斷。中法建交50年的歷史，證明了戴高樂的真知灼見。

中國文字是全世界惟一表意之文字，而所有其他族群之文字皆為表音之文字。表意之文字有象形、形聲、指事、會意、假借、轉(zhuǎn)注六義，則文字本身的豐富性使之成為世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同時它在歷史的進程中經(jīng)過歷代書法家的努力，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以文字書寫為藝術(shù)的語言。書道法自然，書道當與天道侔合之時，你會感到有天地大美在焉。美的文字表述玄奧的哲理，這是人類文化史上可圈可點的大功德。

上述大體是本土之儒、道文化，次之則必談到佛教來中土之后，融入之概況。

佛學之東漸自公元一世紀東漢明帝“金人入夢”，《水經(jīng)注》載《白馬負圖》之傳說，距釋迦牟尼已500年過去。再100年至東漢末恒、靈之時，佛法之傳播依附于中國方術(shù)之士。其間安世高、牟子、支讖、支謙于佛學之東漸無疑是導夫先路的開拓者。公元二三世紀南印度僧人有龍樹者東來，4世紀至5世紀有道安、鳩摩羅什、僧肇、慧遠大德相望。而鳩摩羅什大弟子竺道生更創(chuàng)“四依”之說，為佛學史上不倡迷信而重心悟的至高境：“依法不依人，依了義經(jīng)不依不了義經(jīng)，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公元6世紀初，印度禪宗28世祖菩提達摩渡江東來，是佛學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經(jīng)惠可、僧燦、道信、弘忍、慧能，六世而遍列中土，不復有亦不須有祖矣。中國士人獨鐘禪宗，其使佛教中國化，并成為中國文化的儒、佛、道三大支柱之一，可謂功莫大焉。有否認佛學為國學者，殊不知唐、宋之后無一大文人不知佛，且代有發(fā)明，如果說佛教諸宗，華嚴、法相、三論、天臺、凈土、密、律、禪八大派，其于中國文化影響最大者固為禪宗無疑。無佛教其有王維之詩、王陽明之哲學、八大山人之畫乎？以佛學非國學者，豈止迂？亦且腐也。

佛教重因果之說，言此為唯心，則荒誕不經(jīng)至極。佛家求證得“空”字，諸法空相，正是唯物之事物恒變不居的高論。佛家教人以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之無上法，乃是去我執(zhí)（煩惱障）、法執(zhí)（所知障）而自證本心，消除煩惱，得大自在。人有八萬四千煩惱，便有八萬四千法門以消除之，這是自救自贖的根本法。舍此，則不能斷欲去癡，斬除貪嗔；依此，則內(nèi)心一片光明，顛倒意絕。中國文化中有了這些，不知把多少沉淪于苦海的人救到岸上。當下宗教徒光喊愛教、愛國無用，重要的是使人們在這一片寂靜的凈土中得到福祉和安詳，這難道不是“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chuàng)造人類的福，全靠我們自己”的《國際歌》的真諦嗎？在真理面前，各種主義都應看到崇高的追逐本無二致，不應分其軒輊，重要的是大同的目標。西諺有云：“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以我之理解，凱撒指一切外在的社會生活，而上帝則指內(nèi)心的精神存在，天下最難以捉摸和統(tǒng)馭的是不同人群的心靈，在此，宗教可為政權(quán)之輔。

在簡述哲學的、宗教的文化之后，我們立刻會想到倫理的、道德的文化。當倫理和道德作為文化看待時，它便構(gòu)成了一個族群的精神支柱，它如果堅挺，則社稷強大、國泰民安；它如果頹隳，則國運危殆，禮崩樂壞。在中國文化中，儒家在這方面厥功至鉅，而道家、佛家亦功不可沒。

倫理和道德所要解決的是社會的整體關(guān)系、人和社會的關(guān)系及人和人的關(guān)系，儒家的四維（禮、義、廉、恥）、五常（仁、義、禮、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都是談的倫理與道德。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王能憲先生有“‘禮義之邦’考辯”一文（《文藝研究》2013年第2期）指出了俗稱“禮儀之邦”的錯訛，匡正為“禮義之邦”，我認為文章從史跡的辨索和典帙的應用諸方面作了詳賅的論說，極有價值，從此之后，應以此文為準，學界和社會作統(tǒng)一的修正。當下對文字之規(guī)范化十分著意，唯獨對重大的詞義刊正漫不經(jīng)心，令人費解。

中國是人類歷史上最早成為有宗旨、有典籍、有黌庠、有法定的禮義之邦，當然，它的禮和義浸透之深，有4000年的書帙記載（指《尚書》）。從記載唐堯、虞舜開始，他們的禪讓，可謂“古道照顏色”。而三禮中的《禮記•禮運•大同》篇，則是光照千古的一段不朽的有關(guān)禮義的文字，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3000年之前以至3000年后，以至億萬斯年不會變的大同理想，我們不只可以哲學的抽象繼承法應用古代大哲的思維，也可以用具體繼承法檢查當下之實踐。孫中山題“天下為公”，毛澤東題“為人民服務”，都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偉大目標?？鬃又畬O子思提出“非誠無物”（意指誠外無物，離開“誠”字，那么一切事物便不存在），所以在儒家的所有倫理、道德之后，有一個最重要的字：“誠”。

東方無神，這是我的創(chuàng)說；把“誠”字提到首位，是我的主張。

當中國社會具備著如上述的哲學的、宗教的、倫理的、道德的博大而深邃、綿延而不斷的偉大傳統(tǒng)的時候，那么一個自足的體系必然岸然而在。直接受到這系統(tǒng)指導和影響的若詩歌、若繪畫、若書法、若弈術(shù)、若戲劇、若舞蹈、若琴瑟、若話本、若小說等等，莫不以典雅、遠奧、壯麗、精約為中道，不得中道而行之者，而不過偏離，則有顯附、繁縟、新奇、輕靡，中國文化中最容不得“輕靡”二字，因為它“浮文弱植，縹緲附俗”。以上雖劉勰論文之體性，廣而推之，何嘗不是中國人對一切藝術(shù)的衡量標準？改革開放以來，雖后現(xiàn)代派來勢兇猛，至今沉寂的原因，是中國的藝術(shù)如古長城以御侵，似乎不易倒塌。“輕靡”之藝文，其實亦不待外來，古已有之，王國維所深惡的龔自珍“游辭”者是也。文藝中最足以陶冶心靈者當然是詩歌，中國是不用爭議的詩國，是中國哲理、審美、語言、文字經(jīng)千百年發(fā)展的爭攀勝果，中國語言是詩性的語言，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可見詩歌傳統(tǒng)已融入我民族之靈魂，它將在新世繼續(xù)發(fā)展。

最后略述群眾的、娛樂的文化，這是作為13億人口大國所不可或缺者。他們所渴求者是水，而不是龍井、猴魁。這水，則應清澈衛(wèi)生，低俗的東西最易混入其中。這其間的尺度把握亦無大難，把所有低俗下流的東西去掉，對于社會便無大害，而足為群眾疲極之時帶來輕松。倘此輕松中又有高尚的內(nèi)涵而非刻板之說教，那么它就是上品，就應予表揚、推廣，趙樹理《小二黑結(jié)婚》絕對可作為典范，而侯寶林之相聲，幾成不可逾越的高峰。

我指望中華民族的所有愛國者應具下列四心：敬畏之心（對偉大的傳統(tǒng)，先賢往哲）；感激之心（成長過程中一切助力——黨、國家、人民、父母、老師）；惻隱之心（對弱勢群體、傷殘、貧困）；知恥之心。

文化強國之夢，是我的夢。過去是文化強國，今后仍是“文化強國”，是中華民族輝煌了四千年的不朽徽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