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第一筆，是寫在《日課》上的。

《日課》其實是《讀庫》制作推出的一套日歷本。編選者從1902年到1937年出版的上百種教科書中選擇內(nèi)容，做成一日一課的形式。2014年1月1日這一課，采自“新式國文教科書第一冊第十九課”，從右至左，列的是“天地日月”四個字，四字上方則是一幅鄉(xiāng)村田畈春景之圖：紅色朝陽正從東邊山頭露出半張臉，光芒倒映在水面上，而西邊，白色的月亮還未落下。成群鳥兒從天空飛過。田間路上，已經(jīng)有鄉(xiāng)人挑著擔啟程，田與水、與樹，都已經(jīng)開始綠起來。樸拙的內(nèi)容，在元旦這個特殊的日子里，似乎有了特殊的感染力。“天地日月”這樣習見的字詞，也似乎有了某種萬象更新、放眼遠望的意味。

其實我并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手邊也多得是本子可作日記本，多得是各種設備程序可以用來查日歷。但我還是專門花錢買了一套春、夏、秋、冬四冊的《日課》。我并不單純把它看作一本日記簿，而是看作一套由老而新的教材，帶著趣味，讓自己在2014年重上一年“學”。

《日課》的母本，涉及國文、修身、社會、常識、字課、音樂、美術(shù)等多個學科，內(nèi)容則多與節(jié)日、節(jié)氣、生活實際相貼合。在樸拙簡單的老課本頁面里，反而能讀出對修身的重視來。如7月31日的“日課”，選的是“新撰國文教科書第三冊第八課”，題為《贈豆報瓜》：“我家種瓜，鄰家種豆。鄰以豆，贈我家。我以瓜，報鄰家。”字詞不難，而且多有重復，正適合低年級小朋友學習認字用字，但以成人的眼光看來，鄰里之間的“贈”與“報”，瓜豆之交的溫情意味、相處之道，顯然更值得體味。8月1日的一課，則有些交叉學科的味道：“江岸閑眺，一舟遠來，桅上張帆，帆受風，舟行甚速”（“女子國文教科書第二冊第七課”），并配以觀江上行舟的圖。其中有江邊眺行帆、風景畫式的美育，也有風帆受力舟行速的物理教育。在寥寥的文字與圖畫中，蘊含了某種對于下一代明理并知美、知善的熱望、期許。

據(jù)說《日課》頗為熱銷，想來許多人和我一樣，買回家去也未必舍得真當日記本涂涂畫畫。它的風行，其實應該屬于早前“民國老課本”熱的一部分。其中的動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對當下教育的反思——脫離單純的知識灌輸，而融匯更多人文精神的色彩，從人之常情出發(fā)，形成對于真、善、美乃至公民意識、科學精神的體認。

如此，我倒想起了2014年4月出版的《我們怎樣讀書》來。這本書其實是民國教育家范壽康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所編圖書的再版。彼時，范先生在浙江上虞春暉中學主持校務，這書原是應春暉中學學生的需求，并考慮到“我國一般中等學生之需求”，而編成的課外參考書。此書所編選的第一篇——梁啟超的文章《為學與做人》——恰可以回應當代人的疑惑與反?。?o:p>

問諸君：“為什么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眾口一詞的答道：“為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為什么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艺?zhí)婺銈兛偞鹨痪淞T：“為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里頭學的什么數(shù)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什么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jīng)濟、教育、農(nóng)業(yè)、工業(yè)、商業(yè)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把這些件件學的精通，你能夠成個人不成個人，還是別個問題。

……

諸君啊，醒醒罷！養(yǎng)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梁啟超先生這篇1922年的演講，今天依然能夠落在我們的心坎上，那么貼切地回答我們今天關(guān)于教育的問題。它說明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并沒有比百年前的前輩們更清醒的思考與認識，甚至猶有后退。這一類似于總綱的認識之下，才有《我們怎樣讀書》的后幾編：怎樣學習國文，怎樣學習歷史、地理，怎樣學習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等等。80多年前中學生的參考書作此問，其實說明那時候的人們也存在疑惑，那時候的學者、師者們同樣在思考這樣的問題，所不同的是，那時候的教育實踐者們更愿意將這種思考與學生們分享。

顯然，從當年的《我們怎樣讀書》到如今民國老課本重版、《日課》這樣的出版物熱銷，說明人們對于教育育人、立人的本質(zhì)是有共識的，對于“求學問”與“學做人”的關(guān)系問題，也不乏深刻的認識。不過，認識歸認識，深刻清醒的認識，卻未必能夠真正發(fā)揮指導實踐的作用。“求學問”、“學做人”的從屬關(guān)系，很多時候顯得并不清晰。人們把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停留在認識層面，并不致力于貫徹到學前、小學、中學甚至大學教育中，而是寄望于有一天個體能在迷茫中反躬自省。這種“反躬自省”的效果當然是存在的，所以那么多人在評價“民國老課本”、《日課》，甚至《我們怎樣讀書》時說的是回歸與補課，但于一個個成人而言，這種“反躬自省”的效果和它可能要付出的代價，又都是可疑的。神話傳說讓人們知道了補天之難，而補人格之天，為自己補上梁啟超先生所說“成人”這一課的難度，未必就小。

這些年，因為職業(yè)的關(guān)系，我比較關(guān)注一些作家的動態(tài)，與他們有所交流。經(jīng)常能碰到的一種情況：某位作家又收到了一批素不相識的學生的“抱怨”——原來是他的作品又被選到某份試卷中，成為一組填空、一組概括段落大意……而作家們常見的自嘲則是：根據(jù)自己的作品編出來的語文試題，自己也答不到及格分。

過去稱國文、現(xiàn)在稱語文的這門課程，其實也是一門培養(yǎng)人感受美的能力、由情感與欣賞入手塑造人格的課程。許多作家作品，不僅不能通過條分縷析、填空歸納聯(lián)通其中的感人之力，反而會因為被拆解得支離破碎而變得隔膜。

說到底，身在其中的人須得有一種超離之力?；蛟S它本身就需要來自于一個富于張力的靈魂，比如與范壽康一樣，曾于民國時代在春暉中學任教的夏丏尊、豐子愷、朱自清等人，都能以其文學作品躋身現(xiàn)代文學史。但支撐這些作品的，恰恰是他們各自有力的精神世界。與作家的身份相比，他們作為教師的身份，或許更為深刻、重要。

這些前輩先賢在堪稱漫長的執(zhí)教生涯中，不斷將自己的教育經(jīng)歷記錄下來，總結(jié)與講述他們的教育經(jīng)驗，并以專門的教學論著形式留傳。如夏丏尊就有獨著或與人合著的語文教學方面的專著《文章作法》《文藝論ABC》《文心》《文章講話》四部，朱自清有《國文教學》《讀書指導》《新詩雜話》《語文拾零》《標準與尺度》《論雅俗共賞》《語文影及其他》等多部。以散篇出現(xiàn)的散文而論，夏丏尊專門就教育這一主題寫了《我的中學生時代》《“你須知道你自己”》《受教育與受教材》《悼一個自殺的中學生》《關(guān)于職業(yè)》《“自學”和“自己教育”》《教育的背景》等作品；豐子愷也曾寫作《英語教授我觀》《我的苦學經(jīng)驗》等講述自己的教育思想與學習經(jīng)驗，其穿插了教育經(jīng)歷、講述求學與教育經(jīng)驗的散文作品更是大為可觀。他們的許多作品，比如朱自清的《背影》等，唯有放到這樣的背景下，才能更覺出其中的意義。

熱望所在，也正是問題所在。正如夏丏尊于20世紀20年代在他翻譯的《愛的教育》的序言中所寫的：

學校教育到了現(xiàn)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的更變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yǎng)顧及。好像掘地，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于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

但熱望在，也正說明了人們對于問題的態(tài)度。這也是我們對于未來的希望所在。2014年已過大半，《日課》已到秋章，我每每打開它時總會想，愿未來有一天，希望能夠不再僅僅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