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未來經濟，最值得擔心的并不是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低迷，而是《勞動合同法》實施的深層次影響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制度環(huán)境，使中國經濟從長達30年的高速增長步入中低速增長時期。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市場經濟的基本特點有兩個：一是在價格問題上，商品和勞動力價格由市場決定；二是在產權問題上，非公有制經濟主體即私有經濟成為主要的市場主體。一般人對于商品價格管制的危害有一定的認識，但是對于勞動力價格管制的危害卻不甚了解。雇主和被雇傭者之間本來是平等的民事關系，國家權力一旦干涉其中，無非是以保護弱勢群體的名義，保證勞動者的收入不下降。通常這是通過最低工資制度和工會制度實現(xiàn)的。雖然從大趨勢來看，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會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而大幅提高，但是從一個不長的時間來看，其價格是有可能上下波動的，尤其是在經濟蕭條時期，一些企業(yè)只有實施裁員和降薪才能渡過難關。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中，曾經稱雄一時的美國通用汽車之所以需要美國政府的支持才免于破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的工會勢力很強大，以及美國的法律同樣存在對勞動力市場干預過甚的問題。如果沒有這些干預因素，勞動力市場是自由的，通用汽車完全可以通過裁員和降薪躲過危機，日后東山再起，也不用美國政府動用納稅人的錢了。
當國家對勞動力市場干預較多時，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失去彈性，只能升不能降，企業(yè)不能自主裁員和降薪。因此，當國家的經濟進入蕭條周期以后，復蘇的過程也就更漫長、更痛苦，國家的財政當局和貨幣當局也就面臨更大的挽救經濟的壓力。經濟危機也許會持續(xù)相當長的時間，貨幣當局會逐漸發(fā)現(xiàn)通貨膨脹是使經濟盡快復蘇的一個辦法。這并不是因為通貨膨脹本身是有益的，而是因為通貨膨脹可以降低勞動者的實際工資，隨著勞動者工資的下降，企業(yè)會逐步增加勞動力的雇傭量，從而使失業(yè)率下降，就業(yè)率回升，整個經濟逐漸恢復。勞動力價格管制的存在使得降低勞動者的名義工資非常困難，因此貨幣當局以通脹政策降低勞動者的實際工資變成相對方便的辦法。很多情況下貨幣當局并非有意推動通脹，只是發(fā)現(xiàn)除了通脹之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促使經濟盡快復蘇和就業(yè)率快速回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勞動力價格管制和國家對勞動力市場的干預本來是善意的，是為了保護勞動者利益，但是由此帶來的經濟問題卻損害了包括勞動者在內的所有人的利益。一個不自由的勞動力市場最后將導致國家更加依賴通脹這樣的手段。而即使是低通脹率，其長年累月所帶來的財富縮水效應仍然是驚人的。一個誠實而能干的勞動者即使早年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和儲蓄等方式為自己建立了豐厚的退休金，但可能由于通貨膨脹的累積，其晚年生活仍會陷于十分落魄、困窘的境地。
中國雖然在1995年就頒布了《勞動法》，但是由于政府并未全力實施以及缺乏配套的完善程序規(guī)則等原因，恰巧造就了一個自由度相對較高的勞動力市場，這也是中國的經濟發(fā)展速度一直高于印度和西方國家，并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影響最小且復蘇最快的原因之一。但是2008年起實施的《勞動合同法》可能造成另一種景象：一方面由于《勞動爭議仲裁法》等法律的實施使得勞動者可以更便利地提起勞動仲裁和勞動訴訟，從而加強了新舊《勞動法》中的實體規(guī)則的實施；另一方面該法進一步對企業(yè)施加了許多不盡合理的實體義務，使得企業(yè)用工成本和解雇成本大幅上升，而勞動合約的自由度大為下降。對于程序法的完善，這個變化是積極有益的，我們當然不能贊成糾紛解決機關拒絕受理實際存在的勞資糾紛。但是從實體法上來講，我們則必須承認其存在很多不合理的規(guī)定。雖然《勞動合同法》沒有直接干預企業(yè)的工資水平，但是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存在、對企業(yè)經濟性裁員的限制、對企業(yè)解雇的限制、高額的經濟補償金等，都使得中國的投資環(huán)境與以往相比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比較自由的勞動力市場反而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也有利于勞動者。據(jù)《合同法》起草人梁慧星教授透露，在《合同法》起草過程中，他們曾經試圖將《雇用合同》作為單獨的一章規(guī)定在《合同法》分則之中，但是由于勞動部門的反對而刪除。勞動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所有人一樣，取決于經濟的發(fā)展，而不是取決于在某個具體的勞動合同中對勞動者在實體權利上的偏袒。一部充滿“保護勞動者”色彩的《勞動合同法》大大降低了中國經濟健康肌體的免疫能力。僵化的勞動力市場一旦形成，會降低國家經濟的活力，加強國家經濟當局對通貨膨脹的依賴性，不僅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中國企業(yè)的平均利潤率是6%，如果通貨膨脹率達到6%，就意味著大多數(shù)企業(yè)一年的辛苦白費了，沒有為股東賺到一分錢），也使勞動者的生活前景更加迷茫。
很多人抱怨說，20世紀90年代以來，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并沒有和GDP的增長速度同步。然而事實是中國絕大部分公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從統(tǒng)計數(shù)字來看，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確實在很長時間里要比GDP的增長速度慢，這很可能是由于政府從90年代中期開始加強稅收征管，力圖提高“兩個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的比重）的結果。這個政策長期貫徹的結果，是全國居民消費率下降，投資率上升，尤其是政府投資在GDP中所占比重有較大提高。在這樣一次變動中，雖然蛋糕總體而言做大了，從量上來看，幾乎每個人所分到的量都增加了，但是從比重上來看，企業(yè)和居民在蛋糕中所分到的比重降低了。所以適度減稅是正確的，有利于將這個比重重新調到比較正常的水平，并提升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水平。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指望通過對企業(yè)設置不合理的負擔、完全改變企業(yè)和勞動者的法律關系來增加勞動者的收入，這種改變從短期來看會使勞動者得到一些好處，但是從長期來看，由于它惡化了企業(yè)和勞動者的關系，使二者關系僵化或不合理成分增加，可能發(fā)生蛋糕停止變大或變大速度大大放慢的危險，勢必損害所有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