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業(yè)即熱愛自己的職業(yè),力求盡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人類文明的每一個細小進步,無不是敬業(yè)的果實。以敬業(yè)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之一,就是要強調職業(yè)無貴賤,無論做什么工作,都應該牢記責任,恪盡職守,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要在不平凡的職位上立足平凡,在平凡的崗位上發(fā)現(xiàn)價值。

《禮記•學記》有“敬業(yè)樂群”一句,《朱子語類•卷八十七》說:“敬業(yè),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朱希旦《禮記集解》引朱熹說:“敬業(yè)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yè)也。”梁啟超曾著《敬業(yè)與樂業(yè)》一文,認為“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當大總統(tǒng)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只要當大總統(tǒng)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tǒng)才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tǒng)當作一件正經(jīng)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才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jīng)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yè)的神圣”。梁啟超認為,敬業(yè)就是把事情做到“圓滿”,“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干凈,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支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

梁啟超在論述“敬業(yè)”的時候,還把“忠”與“敬”聯(lián)系在一起,體現(xiàn)了梁啟超對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深刻把握?!栋谆⑼x》卷二《社稷》說人有“五常之性”,卷八《五經(jīng)》說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中,雖未及忠,但無不包含敬業(yè)之義,又尤以信最近忠。“忠”是盡己之道,盡己在于恪守誠信?!兑讉?bull;乾•文言》說:“君子進德修業(yè)。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忠信誠實,即“進德修業(yè)”之道,也就是“敬業(yè)”。

敬業(yè)就是忠于業(yè),信于業(yè)。因此,忠信和“敬”密切關聯(lián)?!墩撜Z•子張》載,子張問行。孔子說:“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言忠信,行篤敬”互文見義,即說言行應該忠信篤敬,篤敬也即忠信??鬃诱J為,言行忠信篤敬不僅是華夏文明的底線,也是一切人類文明的底線,是具有普適性價值的。任何人都不可須臾違背忠信原則,否則無論到哪里都寸步難行。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行各業(yè)都涌現(xiàn)出無數(shù)敬業(yè)的典范人物。也正因為有無數(shù)的敬業(yè)者貢獻了智慧和汗水,我們的祖先才可能創(chuàng)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并不斷延續(xù)。

皇甫謐《帝王世紀》記載,黃帝時醫(yī)藥學家岐伯“嘗味百草,典醫(yī)療疾”,是中醫(yī)的奠基人,中國人把醫(yī)術稱為“岐黃”或謂“岐黃之術”,就是為了表彰岐伯和皇帝的杰出貢獻。戰(zhàn)國早期魯國的公輸班是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工匠,被后代從事土木行業(yè)的人奉為祖師,他發(fā)明了木工所用鉆、鏟子、刨子、曲尺、墨斗等工具,甚至還曾幫助楚國制造云梯。戰(zhàn)國中期的神醫(yī)秦緩博學多師,善于通過望色、聽聲診病,并兼長各科,醫(yī)術爐火純青,被尊稱為神醫(yī)“扁鵲”。戰(zhàn)國末期秦國的李冰在任蜀郡太守時興修都江堰,兩千多年來,都江堰一直發(fā)揮著重要的防洪和灌溉作用。李冰熱愛水利事業(yè),勤勉不輟,最后積勞成疾,病逝在工程督建中。

中國古代學者的敬業(yè)則表現(xiàn)為嚴謹篤學、實事求是。《漢書•景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顏師古注“實事求是”云:“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即追求真理,不說假話、空話、大話,不文過飾非?!墩撜Z•為政》之言“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就是實事求是。這一點,又以漢代學者最具代表性。漢代學者博習親師,虛心向學,沒有年齡、性別、貴賤、貧富之分。伏生九十余,晁錯為大臣,有詔從受《春秋》,兩人教與學都盡心盡力。馬融曾從女學者班昭受讀《漢書》。服虔欲注《春秋》,投崔烈門下,為其門人做飯,以旁聽教授。董仲舒治《春秋》,珍惜時間,三年不窺園??锖馇趯W,因生活困難,“庸作”以供資用。夏侯勝與黃霸同系獄當死,黃霸聽說夏侯勝長于治《尚書》,從而學之,生死置之度外。王充家貧,常至書肆閱所賣書。值得注意的是,漢代學者的好學是對學問的執(zhí)著,而不僅是為了求得進身之階,所以更為彌足珍貴。

《論語•學而》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敬事而信”是孔子對治國者的要求。因此,敬業(yè)不僅局限于工農(nóng)商學兵,國家公職人員更應該是敬業(yè)的典范。

《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見“神農(nóng)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深感有社會責任,于是,“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wèi)”,“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jié)用水火材物”。黃帝除暴安良,選賢授能,“勞勤心力”,“未嘗寧居”,無疑是五帝時代賢君敬業(yè)的典范。

《史記•夏本紀》載,夏禹任治水官,“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淢”,足跡遍九州,鑿九山,導九川,終于完成治水大業(yè),而受到人民的擁戴。所謂“聲教訖于四海”,“天下于是太平治”。夏禹是賢臣敬業(yè)的典范。

《論語•為政》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顏淵》載子張問政,孔子說:“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季康子問政,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子路》載子路問政,孔子說:“先之,勞之。”請益,孔子說:“無倦。”孔子認為,領導人的敬業(yè)就是要做到兩點:第一,先天下之憂而憂;第二,堅持不懈地實踐吃苦在前的原則。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有《保訓》一篇,是周文王病重后對周武王的政治囑托,其核心內容,一是要武王學習虞舜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不違背百姓的意愿;二是要學習舜和商湯六世祖上甲微的謹慎不懈。而這兩條與孔子之言“先之勞之”和“無倦”完全契合。

《史記•周本紀》載后稷兒時以種植麻、菽為游戲,而且對種植業(yè)頗有心得,“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nóng),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后稷是一個敬業(yè)的農(nóng)民,更是一位敬業(yè)的管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農(nóng)官。《國語•周語一》載后稷之子不窋失官后,自竄于戎狄之間,“不敢怠業(yè)”,“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周文王、周武王則“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史載周文王為了國務,“日中昃不暇食”。而周公為了迎接賢人來訪,食不及下咽,吐哺于手,握迎賓客。曹操作詩說,“周公吐脯,天下歸心”,就是贊揚周公的敬業(yè)精神。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載晏嬰說君臣之道:“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史記•管晏列傳》說晏嬰“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晏嬰始終不忘宰相的責任,兢兢業(yè)業(yè),鞠躬盡瘁,也是敬業(yè)。

《史記•殷本紀》載夏桀無道,“為虐政淫荒”,商湯說,“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妒酚?bull;周本紀》載商紂王造炮烙之刑虐民,周文王“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周武王見商紂王無道已盛,說:“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商湯、周武王不忍見百姓受夏桀和商紂的迫害,討伐暴君,解民于倒懸,從道不從君,也是大臣敬業(yè)的題中之義。

《史記•殷本紀》載,商湯之子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伊尹遂放太甲居桐宮三年,及太甲“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妒酚?bull;周本紀》載,周成王年少,周公攝政七年,及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并不斷告誡成王“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

《禮記•泰伯》引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又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商湯、伊尹、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不謀私利,以天下為己任,關心民瘼,勤勉任事,正體現(xiàn)了治國者的敬業(yè)。

無論什么職業(yè),敬業(yè)都不僅僅是以勤奮為唯一評價標準,而是要求過程的勤奮與目標結果的正當聯(lián)系在一起??鬃右箢I導人“敬事而信”之外,還要“節(jié)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就是說好大喜功、鋪張浪費的“折騰”并不是敬業(yè)。《論語•雍也》載孔子說“博施于民而能濟眾”,《論語•憲問》中孔子說“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一切敬業(yè)也都需要用“濟眾”的標準來衡量,不能“安人”,不能“安百姓”就是亂作為。因此,有些時候,“無為”也是一種敬業(yè)的態(tài)度?!墩撜Z•衛(wèi)靈公》載孔子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史記•曹相國世家》載,曹參為齊丞相,“問所以安集百姓”,及代蕭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選擇“重厚長者”為丞相史,不用“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并對漢惠帝說:“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參追求法治基礎上的無為,對我們理解“敬業(yè)”的豐富性無疑有啟示意義。